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重要功能

马千惠

(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重庆 400054)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理念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等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领域内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尤其是基层社区各种矛盾凸显使得社会风险高发的严峻态势前所未有。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天然地有着公益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等特点。它可以向基层社会许多领域提供服务与帮助，不仅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市场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方面的失灵，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方面的失灵。因此，着力研究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功能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公众利益能否有效实现，而且对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基层社会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质量、推进基层社区和谐建设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资源整合功能

社会组织是一种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调节社会发展的组织制度设计，作为以志愿性、公益性和非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过程中的资源整合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各种主体性、志愿性、慈善性和公益性等活动，可以为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动员筹集到各种物质资源支持;第二，社会组织通过发动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专业性人员或者志愿者，可以为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供人力资源支持;第三，社会组织通过参与相关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竭力倡导和追求政策结果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来谋求实现更广泛的政策公平和正义，可以为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争取到更多的政策性资源扶持。

“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其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过程中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将会逐渐地专业化，将会涌现出一批以整合基层社区资源为主要工作目标的专业性社会组织，它们将会按照社会组织的宗旨和理念参与各种形式的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活动，并使基层社区以及成员获得制度规定范围内的物质与心理支持。”［1］基层社区是人们居住生活和人际交流的共同体，与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对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居民来讲，近些年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中的开展的环境保护、慈善救助、扶贫开发、社区建设等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解决了基层社区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共募集到3 762万元的社会捐赠，利用多种方式对基层社区中的老妇救会主任、生活困难的“三八红旗奖章”获得者、单亲困难母亲、纯老年人家庭困难妇女等7类人群1万多个贫困家庭进行了慰问帮助，并对四川什邡、青海玉树、新疆和田等地区提供了帮扶款物价值1 500余万元［2］。

二、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文化调适功能

文化调适作为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是指文化的一个部分发生变迁时，其他部分也相应发生变化，一种文化要想存在下去并求得发展，其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众所周知，文化本身是变的，不可能永远复制上一代的老框框，人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是在文化的不断创新中成为变体的［3］。文化会使社会规范和社会观念更为系统，如果部分社会成员的文化理念出现了问题，它可能威胁到社会成员的整个思想系统，并进而导致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瓦解［4］。目前，随着新型社区的不断建设与发展，许多基层社区原有的文化特质逐渐消失，基层社区的文化维系力也在不断的弱化。第一，从硬件资源上来讲，虽然近些年基层社区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兴建了一些宽敞明亮的文化娱乐活动室，或者购置了大批适合社区中老年人阅读的图书，但是这些设施在一些社区往往被搁置，根本没有被利用。第二，从软件资源上来讲，基层社区忽视了对社区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加之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的缺失，没有形成鲜明的社区文化，只是单纯性地组建几个兴趣班或者活动室，根本达不到社区文化教育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文化调适功能，是指在基层社区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使居民通过社会组织进行学习、交往、沟通、休闲、娱乐等文化活动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态。社会组织不仅能够广泛组织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而且还能提供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基层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时，社会组织还能够聚集众多专家学者，通过广泛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科技创新与普及应用。近些年来，在整合社区资源的基础上，各种社区学会、协会以及文艺性的社会组织，对基层社区文化建设和新进居民的文化调适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从完善社区文化体系、重塑和培育现代社区精神、建立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机制、彰显社区文化的个性几个方面入手，极大地改变着原有的社区文化形态，正朝着重塑更具有现代意味的崭新的文化不断迈进。

三、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价值观念导向功能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属于意识形态，但是价值观念一经形成，就会反作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期和社会转型加快期，加之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得纷繁多样，社会道德也有所滑坡，对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大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难度。社会组织作为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无偿或者以较优惠条件提供服务的组织，可以有力地规范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特别是公益性社会组织不仅可以引导社会舆论的导向、宣扬社会的美德，还可以用道德和公德的力量来感召或教化社会成员，改变大众的认知态度和心理态度，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鞭挞人们的不良生活行为和生活陋习，为社会大众形成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典范。

随着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社区教育的方式，引导社区群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显得愈发的重要。特别是对社区青少年思想观念的导向作用尤为重要，因为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正处于成长且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心理或行为问题，如沉迷网瘾、吸烟酗酒、逃课厌学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在这个时候可以为青少年提供行为示范和榜样作用，对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管理制度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内容单调且枯燥无味，以及公益性社会组织还缺少高素质的青少年教育工作者等。安徽省2012年调研显示，社区教育服务和管理人员多是其他岗位人员兼职或非专业人士，分别占45．7%、22.8%，而专岗专业人员只占24．1%，专职从事青少年教育的极少。因此，现阶段社会组织通过社区教育的方式，开展帮助社区青少年形成正确价值观的活动步履维艰。

四、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群众心理疏导功能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由于社会结构上的分化、定型和整合不足，许多社会成员因为家庭基本生活、个人前程发展等表现出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情绪等［5］，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社会成员心理上对社会认知的困惑、社会情感的迷惘和社会规范道德认同上的失范。长此以往，这种现象必会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有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约20%的社会成员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大约有三千万青少年存在不同类型的心理问题［6］，而且越来越多的心理疾病通过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如暴力杀人、恐怖袭击等，并通过现代化与高科技传播工具迅速蔓延。特别是一些社会成员由于心理问题引发的极端行为不仅增加了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而且使社会交往成本和社会摩擦成本不断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部分群众不良心理与变态心理的扩散，很容易形成社会思潮(例如仇官、仇富情绪)，解构权威并使价值观混乱，最直接的后果是族群撕裂和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整合困难［7］，最终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保障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是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中社会公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它对基层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与心理需求最了解最清楚，对基层社会成员的心理有着较强的调控力。因此，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应当把基层社会成员的心理疏导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社会组织工作者可以通过个案辅导、团体辅导或者社区工作的心理支撑方式，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了解自我，逐步释放个人的心理压力以达到缓解心理紧张的目的，帮助他们积极地对待生活和迎接挑战，也可以通过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支持网络给他们提供心理上的疏导和支持。

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社区成员心理疏导的过程中应重点把握好以下3个方面:首先，社会组织要建立全面与完善的心理疏导规章制度，科学地设置个体与团体心理疏导的目标，合理适当地满足群众的心理需求;其次，社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要积极做好基层社区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重点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有效地排解公众不良情绪;再次，应采取调查问卷、专题会议、家庭走访和面对面谈心等形式，总结心理疏导工作情况，研究制定具有可行性的基层社区群众心理疏导方案，定期对社区群众的心理和思想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五、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邻里矛盾化解功能

社会现在正处于转型加剧期，经济与社会发展还不均衡，社会利益分配与社会资源分配也不公正合理，导致社会成员生活与心理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社区邻里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就在所难免。构建和谐社区，需要不断探索与创新解决社区邻里矛盾和纠纷的方法，形成多元的社区邻里矛盾和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在基层社区培育和发展一些以反映邻里诉求、调解邻里矛盾和纠纷为工作目标与宗旨的社会组织就成为了必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邻里矛盾化解，主要是指社会组织工作者在基层社区为了维护社区秩序，通过调解的方式帮助邻里之间解决一些矛盾和纠纷，以达到缓解邻里之间的紧张状态或者预防邻里矛盾和纠纷的发生，实现社区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基层社区的和谐稳定。在比较成熟的社区，社会组织不仅已成为社区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而且还是基层社区邻里之间矛盾和纠纷调解的有效载体，已日益成为有效化解社区矛盾的“稀释剂”、增进社区情感的“粘合剂”和维护基层社区稳定的“减压阀”［8］，担负起社区群众之间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的重任，在化解社区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

社会组织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的方式与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首先，依托社区专业咨询机构或者法律援助组织，服务于社区邻里之间专门的纠纷调解组织(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其次，依托社区内专门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调解人员(律师、人民调解员和社区工作者等)，有针对性的对矛盾和纠纷事项进行调解;再次，依托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权威人士(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与年长者等)，通过就近、就地与及时的原则调解本社区内的家庭、邻里矛盾和纠纷。

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邻里之间矛盾纠纷化解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保证社会组织依法成立，通过有序管理进一步规范组织调解程序，以确保提高调解社区邻里矛盾和纠纷的效率;其次，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社区内的社会组织的宣传，引导广大社区成员更新观念，使越来越多的社区邻里矛盾和纠纷当事人自愿选择社会组织进行调解;再次，要努力争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更多的社会组织愿意参与到社区邻里矛盾和纠纷调解中来;最后，要以方便基层社区群众解决矛盾和纠纷为己任，通过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能力，努力探索创新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邻里矛盾和纠纷调解的方式方法，增强社会组织解决社区邻里之间矛盾和纠纷的实效性。

六、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弱势群体救助功能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9］。从基层社会救助的意义上讲，弱势群体主要有这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弱势群体在基本社会资源和社会经济利益的配置上不仅体现为贫困性，也包括在权力、信息、能力等诸方面的劣势与匮乏;其次，弱势群体存在着的困难往往自身无法根本上解决，需要借助外部社会力量的帮助和扶持，如一些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和灾难灾害受害者等。在我国，社会弱势群体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的城市社区和农村，尽管基层社会组织在救助弱势群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我国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相对滞后，加之政府财政预算压力过大，转移支付有限，供给缺口较大，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多元化期待和需求。

对基层的社会弱势群体救助属于社会救助或者社会福利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的重要力量，是建立在社会组织发展宗旨或理念的基础上的，它不仅是制定、修改和完善社会弱势群体救助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宏观规划的重要参与者，还是国家实施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计划、管理社会弱势群体救助工作的重要依托和载体。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是社会组织最早涉足的领域，社会组织凭借着自身发展的原则和理念，将社会帮扶和救助的触角延伸至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与方面，使政府和企业难以动员的社会资源顺利的进入到弱势群体救助的领域。中国慈善网公布，在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的7天时间里，中华慈善总会共计接收社会各界通过银行捐赠的玉树地震救灾款已达5.93亿元人民币［10］;据新京报报道:截至2013年4月27日四川芦山地震过去的7天时间里，根据基金会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数据统计，全国共有115家基金会参与地震救援和确定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共募集善款和物资10．49亿元人民币。社会组织快速、高效的募捐赈灾能力使数以万计的受灾者重获新生，社会组织的公益救助之举有利于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救助的良性互动、资源互补的崭新局面，帮助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走出困境。

七、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越轨矫治功能

“越轨”可以定义为“对某一社群或社会中被绝大数人所接受的一套给定规范的不遵从”［11］。从严格意义上讲，越轨是指“任何与公认的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相背离，并违反一个群体或组织的标准行为或社会期待的行为，严重的越轨形式就是违法和犯罪行为，其作为一种违反社会规范的社会行为是社会严格控制的主要对象 ”［12］。在我国，一般来说当某一个人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之后，其他许多人便会对他进行各种推断和怀疑，甚至可能会有人认为他思想和行为不端并在许多方面对他进行歧视与排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当代社会成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其主要包括学习压力、就业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升职压力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压力等，但是由于许多社会成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实现自身的目标或者达到个人的愿望而发生了许多越轨事件，有些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报复社会，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越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综合预防与矫治。在预防与矫治的过程中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将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相结合。通常越轨行为的预控与矫治主要是依靠家庭、学校、社区和司法机构的引导与管教来实现。然而，由于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家庭、学校和社区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功能弱化趋势，迫切需要整合基层社会的力量构建一种新的干预控制机制。

社会组织介入越轨矫治领域，有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成员越轨行为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减少基层社区成员的越轨行为，不过社会组织所承担的越轨矫治主要停留在预防越轨和矫治越轨这两个方面，即主要是强调通过设计有效的预控机制，减少社会成员越轨行为的机会和可能，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即防患于未然。自2002年起，上海市依托社会工作机构为社区青少年进行服务，为全市6万多名社区青少年开展了各类专业服务，真正实现了处于与社会断裂状态的社区“三失”青少年与社会的广泛连接，同时帮助越轨青少年协调了包括家庭、同伴、社区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组织在越轨矫治的工作过程中，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组织要建立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工作者队伍，注重加强基层社区的社会主流文建设，提高基层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其次，社会组织要重视与政府部门、司法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帮助越轨成员解决困难并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再次，社会组织要努力改变基层社区的客观不良环境，树立良好的社区风尚，消除越轨行为滋生的不良土壤。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中开展越轨矫治工作，从微观层面上说是在矫治犯罪思想或者行为，控制和预防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帮助矫治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生活;从宏观层面来说则是为了实现社会管理的稳定与和谐，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八、结束语

“社会组织的发育状况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自由发达程度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和公民权利的客观需要。”［13］当前，社会组织是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好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有利于对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们在看到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存在着发展培育不足、公信力过低、规模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行政官僚化明显、组织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管理与监督评估缺失等一些列的严重问题。”社会组织在社会转型期要想充分发挥好参与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各个功能，一方面需要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改善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的建设，完善组织自身构成要素，聚集有价值的、异质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能力，塑造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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