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发展中的妇女参与

2015-08-25 05:26杨团
中国合作经济 2015年11期
关键词:组织化赋权妇女

卷首·视点

可持续农业发展中的妇女参与

杨团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

妇女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在1868年,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段话:“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是,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因此,对农村的研究中一定要重视对妇女的研究。

集聚的城市化和中国的老龄化凸显了农村妇女的重要性。到2014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5%;65岁以上的人口有1亿380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确确实实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向深度老龄化迈进。2000年农村的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但是到2006年就已经上升到了73.7%。另外,按照户籍来分类,农业户口老年人占中国老年人口比例超过70%。2011年农村老龄化的水平是15.4%,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两个多百分点。这些数据都说明,在农村谁来种田呢?谁来维系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呢?老人、妇女、儿童这三种留守人群里,妇女显然起到的作用更大。所以,全球都要重视农村妇女在推动农村、农业和农民事业进步当中的重要性。

我们关注农村妇女在农村经济中发展的作用,很重要的是看她的作用、看她的制约因素,也看她在参与新农村建设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机制。从国际上看,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指的不是单纯的生理性别,是从社会的角度看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社会性别的理论最主要就是说男女两性承担的角色不同,这不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后天的社会文化发展当中形成的。因此,我们要看到根源,看到制约因素,要注意社会文化发展中对妇女地位的看待,看这些因素是如何来制衡妇女发展的?而制衡妇女发展的因素,就是制衡今天社会发展的因素。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什么因素制衡了妇女的发展。发展理论有不同的分支,但是自从90年代有了社会性别理论以后,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发展理论,就提出了女性是发展变革的主体。妇女不是一个被动、受援的主体,而推动女性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和发展,提高女性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地位是能够造就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因此,女性应该是全球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此外,还可从赋权理论来看妇女的研究。赋权是帮助家庭、个人、团体提高他们的能力,包括个人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能力、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甚至还有参与政治的这个能力。提高这些能力可达到改善自己的目的,也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赋权的核心含义不是外在因素给妇女的能力,而是要对妇女内在的、潜在的能力给予发挥的机会。所以,赋权理论要求妇女要积极发起活动,以此来推动其他社会机构积极地回应自己,积极地去改变妇女的现状。

上述的这些理论视角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对妇女的主体性和潜能发挥的这种机制性作用关注不够,所以很难解释为什么妇女这个群体能够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现在,有一个全新的视角——组织化理论。从组织化视角来看,妇女光有主体性还不够,她的个体主体性没有意义,必须把个体上升到组织,要让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组织起来,在她们的互动和激励中不断地学习成长,自我教育、提升才干。如何打造这种组织化的妇女平台?如何通过这种组织化平台让妇女在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组织化的理论在推动妇女发展当中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它解释了妇女是处于主动的主体地位,她要靠的是自身的提升;妇女发挥作用是通过某种机制,而不是现在面临的一种状态。这个机制是不断前进,不断地反馈,并通过组织进行参与而实现自身权益的过程;组织化的理论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某一种动因或者是结果。这个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得到成长、组织得到成长。同时,组织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也推动了个体的成长和组织的成长。

组织化理论的一些重要要素及机制形成作用等,如何去实现?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为例。山西永济蒲韩社区由一个农村妇女于1998年发起成立的农民合作组织,在十几年时间里该组织发展成为了兼具经济、社会、文化多功能,覆盖两个乡镇,为当地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共同购买、共同运销、小额贷款、农技推广、品种改良、文化教育等综合性服务的农村合作组织,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较为成功的“综合农协”组织模式。在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中,妇女在组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从组织化理论出发来看,首先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乡村治理模式。综合性的乡村治理怎么做?滚雪球式的组织成长过程是蒲韩乡村社区经历了19年才完成的。社区的组建人郑冰把这个组织从妇女的活动团队发展到妇女的协会,然后又从妇女的协会变成全体村民的合作组织。而且,2004年社区组织了农民协会,后来又转化成为一个有机种植联合社,有学校,还有城乡互助中心、消费店等等多个主体的一个农民合作组织网络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实现了经济的合作,也做到了社会的合作,并且在经济合作和社会合作当中走向综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社区的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妇女的潜能。

据了解,在没有组建农民合作组织时,村子里的风气并不好。很多妇女都不孝敬老人,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整个村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民的素质提高了,而这个提高首先是妇女素质的提高。除了定期、不定期的农业技术培训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妇女的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为个人提供心理支持,克服个人的单调感,组织妇女参与到社区服务活动中。社区服务包括文化服务、教育服务、照顾老人及儿童,还有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内容。蒲韩乡村社区对于组织化的妇女如何参与到经济发展当中进行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在社区不断发展中,妇女们的认识也有了提升,她们知道经济服务应该和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用经济服务去支撑社会服务。蒲韩乡村社区曾经有一个“红娘手工艺”学习小组,这个小组后来就成长为一个合作组织。还有就是小额信贷服务,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内容,但是就是这个经济内容在蒲韩妇女手中把它变成了经济和社会结合的一个综合服务。

妇女是农村发展的生力军。从优势视角看,它着眼于个人的优势,但是实际上这个优势是最终要用能力建设的模式去发掘当地的资源和村民的潜力,这样才能把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因此,在实际中,要调动妇女的积极性和潜能,就要突破她们的主观因素,唤醒她们的发展意识、主体意识,激发她们的激情和热情,培养她们自强、自立,充分发挥好自身优势,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释放出更多的能量。

(此文根据杨团在“东亚农协的发展历程与新经验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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