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救济缘于不相信制度

单明

我们不知道提高医生和教师的收入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好

假如收入提高了，仍换不回对制度的信任呢

送红包的已有千万之众，成普遍之势，如何阻击或瓦解

对医疗和教育等行业的一些医生、教师收患者家属和学生家长红包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法律、道德、职业、收入等角度做淋漓尽致地阐释。但从根本来看，我们还得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做一下梳理和挖掘。

中国现在正步入现代社会，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因子，并不会随现代社会地到来就消失殆尽。强大的历史惯性、顽固的文化基因、现实的种种失意、制度的虚乏无力等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拾传统，以农业社会中的熟人交际方式，获得自我救济和解脱。

当下中国，患者家属和学生家长情愿不情愿地递出红包，有些医生和教师自觉不自觉地收下红包，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便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反映。红包递出去，说明双方建立了熟人关系，至少已从陌生人开始向熟人转变。对收红包的来说，只要收下红包，就意味着开始受到某种制约，他不可以再以纯粹陌生人的思维和态度对待对方。双方从中各取所需：送红包的，希望红包效应最大化，实现不了最大化也不要紧，只要能避免最坏结果出现，就算赚了;收红包的，只要我保持正常工作水准就可以了，偶尔表现得积极一些，也费不了多大力气，收入还增加了。

熟人社会得以维系的最大原因，是乡约、族规、俗理等发挥着比国家制度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