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被历史教科书遗漏掉的片段

杨晋林

我父亲曾当过一年半晋绥军，虽说是被抓去当壮丁的，可毕竟扛过晋阳造，穿过一身让老乡们见了就止不住颤栗的黄皮，手上沾没沾人民的鲜血就不得而知了。其实连他自己都弄不清，他说他开枪总是藏在掩体里胡乱朝天扣动扳机的，但总归历史上有过污点。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要登记每个学生的家庭成分，因为我爷爷是地主出身，我父亲又是反动军人，所以我每次填表都伤透脑筋，为此我把这道难题推给了母亲。母亲是建国初期汾阳卫校的中专生，由于种种原因中途辍学了，最终才沦落为一个煤矿工人的妻子，但她脑子里是有想法的，在替我解答成分这个问题上，她表现出了大智慧，让我既不要写地主，也不要写反动军人，而只是写“军人”。军人是多么崇高的字眼？在那个年头，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对军人无不充满敬佩之情，至于我父亲是什么样的军人，又因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当了煤矿工人，谁也不去认真追究。这样，不明就里的老师自然不清楚我的实际家史了，反倒对学习一塌糊涂的我另眼相看。因为我隐瞒了一个大背景，就挺忌讳听父亲讲述他那段“光辉”历史，但毕竟是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父子，再有抗拒心理也还是能听得一鳞半爪。我父亲经常谈起一个人的名字“李服膺”，说那年头当兵就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事儿，李服膺都当军长了，临了还不是做了阎锡山的替死鬼？言谈之间多有扼腕之意。当然，据我父亲回忆，他当兵那会儿，李服膺早死好几年了。死了好几年，李服膺的故事仍在晋绥军中广泛流传，阎锡山再有能耐，也没法堵住前线士兵的嘴。按地理方位而言，这个屈死的李服膺将军还算是我半个老乡，他老家是原平的兰村，我的老家是相距数十华里的定襄。到了1937年10月2日深夜，我正儿八经的老乡阎锡山拍着桌子说：“今日处办你，实让我伤心，但我不能因私害公。”然后，阎锡山慷慨地赏给李服膺一颗黄澄澄的子弹。我十分在意这颗子弹的能量，因为它彻底泯灭掉一段不该忘却的记忆，我还曾专门跑去兰村看过死得比窦娥都冤的老李的旧居。当然，老李旧居早已物是人非。让我欲罢不能的倒不是李服膺本人，而是他大手一挥从天镇前线撤下来的晋绥军61军的命运。资料上显示，61军的前身是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第5师，后归于傅作义领导的第7集团军，军长是李服膺，参谋长是刘金声，下辖第101师、第200旅及独立第7旅，布防在天镇县的李家山、罗家山、盘山一带，与日军浴血奋战了十多天，接到阎锡山下令撤退的电报后才撤出防线。而从天镇、阳高撤退下来的61军残部最后的命运是被裁并。除了李服膺将军，其实我与61军并无任何渊源。三年前的初冬，偶尔经大同赴右玉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当我驻足于杀虎口城墙上眺望绵延在山脊上的古长城时，忽然又想起了尸骨无存的李服膺，连同与他一并泯灭在光阴氤氲里的61军。应该说，李服膺的抗战绝没有出现在杀虎口，但右玉与天镇、阳高差不多处于同一纬度线上，沿那些黄土夯筑的古长城绵延而来的是鸣响在历史天空中的枪炮声。11月的冷风让我更加明确地感受到来自当年那场战争的令人咳呛的硝烟，也正是源于那种模糊的感受，才使我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冲动。从右玉回来，不知为什么，一个逃兵的影子鬼魅般跃入我的脑际，挥之不去。我父亲八十多岁高龄了，他早把过去经常提在嘴边的李服膺忘掉了，甚至不大提及曾经的从军史，每每看到老态龙钟的父亲，我就觉得有责任更多地关注那支仅存在了短短数月的晋绥军部队，只是全景式地描写一支军队从诞生到消亡的全过程，并非我的特长，我只能因陋就简去关注那个愈加清晰的逃兵。我在塑造农穗这一人物时，一直试图还原这个兵败天镇的晋绥军军人的真实形象，我相信61军的残兵败将里类似武秀和彭家兄弟那样的军人毕竟是少数，唯有农穗的迷惘与执著，农穗的善良与不公正的结局极具普遍性。而一个人的命运与一支军队的命运又何其相似乃尔？我以为，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精致地记录一些容易被历史教科书遗漏掉的片段，哪怕这些片段里的人物是何其渺小，这些片段里的事件是何其微不足道。七十多年前，我们的祖国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浩劫，在山西的天镇、阳高乃至浑源一带也未能幸免，而抵御强敌的竟然是一支被我们诟病日久的军队。七十多年后，当战争的阴霾早已烟消云散，那些曾经历过战争摧残的地方，是否在结痂后就不再有所记忆？不再轻易回想起当年的阵痛与生不如死的磨难？也许只有直白的文字能够给出答复，可惜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尽到一个生者对无数亡者所应尽的本分和义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