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张智

摘 要：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特别注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为我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示证和启迪。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了作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唯心性和欺骗性，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实质性的内涵和意义，并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复活”“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实践理路。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价值； 自由； 平等； 博爱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2.005

中图分类号： A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2-0018-05

清理和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探究和诠释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价值规定和价值愿景，是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基础性工程。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一书的文末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一段“对文明时代的评断”来描述和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注明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一经典论述为我们理解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本质内涵和进步意义，打破资本主义在价值问题上的话语垄断，赋予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价值目标以真实内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提供了重要的示证和启迪。

一、资本主义与自由、平等和博爱

众所周知，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寄托。虽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的那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得“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平等，博爱”[2]的“信条”呱呱坠地。但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事实上，人类社会自诞生之后，这些观念就已被孕育和发酵开来了。在原始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3]。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提出了善的理念，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及其经院哲学中也包含着平等博爱的意识以及精神自由的观点。在中国，儒家学说以“内圣外王”的理想来激励人的自由崇拜，以“克己复礼”约束人的行动，以“仁者爱人”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博爱，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体现平等以及反求诸己。尽管东西方封建社会都主张过自由、平等、博爱，但由于深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这些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鼓励和支持民众反对封建社会的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而使民众受制于统治阶级的“教权至上”、“君权神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观念，处于封建的不自由、不平等以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

作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自由、平等、博爱，发端于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以“人的发现”为特征，强调人、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的人文主义运动，其后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和“百科全书”学派那里则发挥和演进成为系统的、典型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成为他们用以阐释资本主义一切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主导价值。这种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体系既是劳苦大众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历史要求，也是早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破除愚昧迷信、发展商品经济、追求个性解放的历史诉求。近代欧洲，新型的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是黑暗、野蛮、强大、反动的教会势力、世俗贵族和地主，他们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野蛮的政治压迫和专横的思想控制，这种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同时被罩上了一圈“神圣的灵光”，宗教神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借以求的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4]。宗教信条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了评判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准则，任何与它相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都是十恶不赦的“异端”。于是，盲从、迷信、愚昧和保守成了美德；独立的思考、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创造反倒成了一种罪恶。封建专制主义严重地停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真理的探索、阻碍了政治民主的进步。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保护私有财产、摆脱封建桎梏、改变自身的无权地位，便把矛头指向了封建专制制度，指向了王权和维护王权的神权，明确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以此指责和抵制宗教神学、禁欲主义的愚昧虚妄，批判和抨击封建等级制度、世袭制、家长制和教阶制的腐化堕落。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在冲击封建社会腐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秩序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类社会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和伦理价值上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启蒙和解放。

毋庸置疑，“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同资产阶级一样，“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页。孟德斯鸠提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6]；卢梭宣扬，“人是生而自由的”[7]；爱尔维修说道，“保持所有权乃是各个国家的道德神”[8]；霍尔巴赫指出，“爱别人，就是爱那些使我们自己幸福的手段”[9]；1793年的法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宪法保障全体法国人民的平等、自由、安全、财产。”[10]从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到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专政崩溃，各个资产阶级政权都宣布“人生而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宣扬“大家都是兄弟”，肯定“人权”、“人道”和平等公正，否定“王权”、“神道”和贵贱之分。但是，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确立下来后，这些价值观念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唯心性，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观念不具有现实化的可能性就被逐渐暴露出来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以主张私有财产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人们财产的不平等和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为前提的。正如皮埃尔·勒鲁所言：在革命后的法国社会里，“在作为事实的平等和作为原则的平等之间，存在着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天壤之别”[11]。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稳固，罩在资产阶级上“自由、平等、博爱”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被撕下。1848年6月的法国，当无产阶级沉醉于二月革命胜利狂欢的时候，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信条”的资产阶级却挑起了六月流血事件，把无产阶级被迫举行的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马克思在评议这段历史时指出：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时，“‘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12]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的反人民性和虚伪性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暴露无遗。

为什么“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3]呢？历史唯物主义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4]具体来讲，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自由、平等、博爱”只能是包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漂亮舞衣。“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15]，自由只是少数有财产的人剥削大多数无财产的人的自由；平等也只是意味着少数有财产的人对大多数无财产的人的奴役和压迫；博爱也只是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可以由不同的社会形态所共享，并由不同社会形态来充实和实现。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16]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取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17]。在评价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时，马克思、恩格斯既承认了它的历史进步性，又指出了它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在批判和扬弃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也即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平等观和博爱观。

1.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的“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由问题作了历史的、辩证的考察和阐释，批判地继承了西方先贤自由思想的合理因素，肯定了西方思想传统中“政治自由”和“理性自由”等观点，剔除了传统自由观和资产阶级自由观的糟粕，科学地揭示并阐明了自由的本质、来源及其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规定自由是“现实的人”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是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性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18]这种通过改造世界获得的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有限度的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宣扬那种抽象的、永恒的、绝对的、超阶级的“绝对意志”、“天赋人权”、“全人类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不是人的本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劳动实践创造，即人们在认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通过能动地劳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实现和确证自我的一种自然状态、一种境界。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由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揭示并阐明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人类自由进程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自由“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9]，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0]必然是经历过“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真正的人的自由”，人的“自由个性”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1]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复活”“更高级形式”自由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2.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的“平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概念也是历史的、相对的、动态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22]资产阶级倡行的“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2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或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4]。无产阶级的平等观有双重意义，一是无产阶级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即革命本能的表现；一是利用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从中吸取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用来作为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25]“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26]总之，消灭阶级，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赋予科学社会主义“更高级形式”平等的内涵。

3.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的“博爱”

资产阶级的博爱观脱胎于基督教文化精神之一的“博爱”，但又与它不同，它隐去了基督教博爱身上的神圣光环，继承了它的平等、互相尊重和友爱的精神，宣扬一种“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的博爱观，他们意图“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27]。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博爱”这一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坚决反对用爱的说教来抹杀阶级矛盾、取代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专政决不会为爱的说教所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金钱关系永远是主导的也是唯一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宣扬的超阶级、无差别、全人类的博爱。马克思曾形象地描绘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8]。就连家庭关系也被资本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29]；恩格斯嘲讽资产阶级的“博爱”，“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30]。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博爱只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的装饰品，缺乏实质内容和价值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抽象的、虚伪的、超阶级的博爱观的基础上，指出共产主义的博爱“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31]。科学社会主义的“更高级形式”的博爱，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诚如毛泽东所言：“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32]

上述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所“复活”的“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一种扬弃和超越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绝对的、虚伪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是一种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旨归的唯物的、辩证的、科学的价值观。

三、科学社会主义“复活”“更高级形式”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后，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并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33]。质而言之，社会主义“复活”“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过程，就是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观念上层建筑的过程，也是建立一个以“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过程。

1.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最初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的，它力求矫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提出以合作为基础、以公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去集体管理人类社会，尤其强调提高下层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改造社会制度，所以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特别注重社会公平。但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去改变社会，所以只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理论置入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4]结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价值观创造现实基础，当然，也才能为“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创造现实基础。而在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任意追逐和勉强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5]。

2.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的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36]，“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37]。《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8]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剥夺剥夺者，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剥夺剥夺者”，即“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39]。“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40]由此可见，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也是消灭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过程，更是为“复活”“更高级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扫清路障和夯实根基的过程。

3.为绝大多数人谋求利益

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1]。资产阶级将“自由、平等、博爱”宣称为“普世价值”，这种行径的唯一的、根本的目的就是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2]可见，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求利益的运动，只有谋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运动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追逐某个政党的特殊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体系，也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43]，而是“复活”“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利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体系。

4.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奉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和“未来社会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5]；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46]。只有在那里，“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47]，“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8]。正如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9]一样，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复活”“更高级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都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总而言之，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人类恒久追求的意义和价值，在人类全部历史中存在并且在“世界历史中生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更高级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观的“复活”依赖于历史运动本身创造的现实基础，而不依赖于“富人的自我舍弃精神”或者“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就当下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所谓的“更高级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以“合格的”社会主义为现实基础的，我们不应以现实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判定或衡量社会主义的“更高级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价值观的合理性、科学性，更不能陷入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陷阱，而应拂去岁月的浮尘，荡涤人为的污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扎实社会主义价值的现实基础，不断赋予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更加真实和丰富的内涵，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的话语霸权和话语垄断，让“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在人类进步旗帜——社会主义事业上闪耀光辉、指引发展。

参考文献

[1][16][30]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9、216-217、240.

[2][4][5][12][14][27][28][33][34][35][38][40][41][42][43][44][49]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1，274，622，98，387，275，462，284，86，

293，194，100，283，101，294，87.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6.

[6]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 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9]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45，650.

[10]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49.

[11] [法] 皮埃尔·勒鲁. 论平等[M]. 王允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3][19][22][24][25][39][46]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154，448，448，

448，59，342.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59.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0.

[18]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5.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1][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210.

[2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82.

[2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54.

[31][48]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7，189.

[32] 本书编写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1.

[36][45] 恩格斯，斯大林，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6，239.

[3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37.

[4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6.

[责任编辑：刘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