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爷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当年我们全家从南京下放到苏北农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英雄。

张锁金在家排行老二，因为辈分长，村里人都习惯叫他“二大爷”，二大爷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早年当过“光蛋”（土匪），后来又参加革命打鬼子，他头上一寸多长的刀疤就是和鬼子拼刺刀留下的。鬼子投降后又和老蒋干上了，打四平时七进七出，他当上了机枪排排长。他跟随部队一直打到海南岛。部队休整的时候，他接到家里来信，说他的女人离家走了，二大爷一路换马回到了老家。女人听说男人回来了，就又回到二大爷身边，从此二大爷再也没有离开过苏北老家。

七十年代我读初中，学习“老三篇”、支农、听革命故事报告会是主要学习任务。我们那里是革命老区，和二大爷一起出去闹革命的人大多数没能回来，活着的几个分散在祖国各地。所以，讲革命故事的任务自然落到二大爷的头上。

大队书记去请二大爷作报告，二大爷先是极力推脱，说自己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而且也就是打打仗，没有什么好讲的。书记怕完成不了任务，灵机一动说：“二大爷，讲课算你挣工分，半天算5分，晚上再安排你吃饭。”“不行不行，这样更不能去，别人不是讲我混吃混喝嘛。”书记真是急了，脱口而出：“二大爷你不要摆老资格，如果和你一起出去的人还有活着回来的，我还不请你呢！”话说到这一步，二大爷只好答应。

下午，在学校操场的中央，摆了一张课桌，两个凳子，桌上放了一个白瓷缸。“同学们，今天我们请了革命有功之臣张锁金同志给大家讲战斗故事。”大队书记先起了头，“二大爷打过鬼子，打过国民党反动派，在他身上留着伤疤，还有弹片至今没有取出，他是个老革命啊！大家鼓掌欢迎！”

台下掌声热烈，台上二大爷紧张中还有点忸怩。

二大爷文化有限，但故事很多，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他先是讲了和小鬼子拼刺刀的故事。讲完几个打仗的故事，二大爷把打胜仗的奖励还重重渲染了一下：“因为是和小鬼子打，又打了胜仗，营首长就带着通讯员来奖励我们，给我们送来了八个猪头、十六瓶酒。乖乖，只要打了胜仗，肉管饱，酒尽管喝。”

接下来，二大爷又讲了“打四平，七进七出”的战斗经历，还因为在那次战斗中他打红眼了，辱骂了几个俘虏，并动了拳脚，又不听连长警告，对俘虏还要动枪，违反了纪律，所以由原来的机枪排长降为班长（但不久二大爷又官复原职）。二大爷又讲了打到南方后的一些故事。他说，到了南方以后，他们在一个城市驻扎了几天。驻地附近有一个小礼堂，战士们对里面的设备都感到新鲜，又是看，又是摸。有个战士看到墙上有一排开关，就上去扳，头顶上的吊扇突然转起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有敌人！”通讯员端起冲锋枪对着吊扇一阵猛扫，把吊扇打得稀巴烂。枪声惊动了部队，为此，二大爷还在全连大会上作了检查。

二大爷在报告最后，还希望我们要好好念书识字，不要像他，因为不识字，首长提拔他当连长都当不了，现在还是个种地的人。

二大爷讲革命故事不得要领，除了事件本身有点出入，连自己犯了错误也照讲不误，邀请他做报告的干部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二大爷有三女一男，儿子小战是老小。小战初中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经常闯祸，二大爷对他也没有办法。有一天，公社的公安助理找上门来，告诉二大爷说，小战参与偷听敌台。小战中午回来，还未坐稳，二大爷一个耳光就把小战打坐在地上，指着他骂：“你个狗日的，老子干革命，你干反革命！还敢偷听敌台啊！在哪里弄来的电台？”小战哭丧着脸，告诉他说，是高华的四老爹从上海回来探亲，带回来一个带天线的方盒子，里面有声音，大家就一齐凑过去听，听到好几个台，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台。二大爷说：“还方盒子呢，那叫半导体收音机！”二大爷后来拧着小战的耳朵，一直拧到公安助理那里，才把事情讲清楚。

年底征兵开始，公社有八个名额，我们大队只分配到一个。小战参加了体检，体检结束，只有大队书记的儿子和小战两个人合格。过了几天，民兵营长告诉小战说，你三个姐姐都出嫁了，你妈经常生病，家里需要人手，这次让书记的儿子去，今后有机会你再争取。二大爷听小战回来一说，顿时急了，一把拉着小战就走。

民政助理老宋见到跑了十多里路，满头是汗的二大爷，说：“呦，这不是老张嘛，今天怎么有空到公社来，有事啊？”老宋搞了大半辈子的民政工作，性格温和，所以他的绰号叫“宋大奶奶”。“宋大奶奶，听说我家小战当兵被顶掉了。我倒要看看，能当兵的是什么人家的儿子？今天一要找你，二要找部队带兵的首长。”二大爷气呼呼地说。“老张，带兵的部队领导在小礼堂，我带你去。”老宋在前，二大爷带着小战在后，一路来到小礼堂。小礼堂门口围着二三十个人，一个穿四个口袋军服的军人向众人解释着什么。“吴连长，吴连长。”老宋大声叫唤，二大爷却把老宋一把拉到身后，喊着叫大家“让一下，让一下”，他拨开人群，一直挤到吴连长跟前，“啪”的一个标准的军礼，说：“首长同志，我是原某军某师某团某营某连机枪排排长张锁金！”吴连长被眼前这个农民行的军礼唬得一愣，连忙回了个军礼，说老同志你有什么事？二大爷便把自己当年打仗情况简单地讲了一遍。最后说：“首长同志，我儿子要当兵！请你收下我儿子！”

二大爷的这一招真灵，十多天后，公社的人就敲锣打鼓到了他家门口，把小战的入伍通知送来了。原来是吴连长请示了上级，说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他儿子要当兵，没有理由不接受，上级就给公社增加了一个名额。

改革开放以后，二大爷农闲的时候，还做点小生意，贩甘蔗卖。有天下午，二大爷从城里贩了一捆甘蔗向家里走，一辆绿色的吉普车从二大爷身边擦过，开到前面去了。二大爷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刚拐过弯，就见那辆小汽车骑在一个树桩上直冒气。二大爷把甘蔗一丢，跑到出事地点。驾驶员和副驾驶两个人满脸是玻璃渣子，还淌着血，后排的一个人“哎呦哎呦”直叫唤。二大爷赶紧通知乡亲，和乡亲们用三块门板抬着受伤的军人，送到公社医院包扎。那个坐在后排座位的军人一直盯着忙碌的二大爷看，终于轻声叫了一声：“二排长。”二大爷突然愣一下，看着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叫道：“小关子！”二大爷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又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老同志，这是我们的关副师长。”旁边那个当兵的解释说。

一个月以后，一辆吉普车把二大爷和二婶一齐接走了。

二大爷回家的时候，穿了一身中山装，见人就发香烟，二大爷的地位立马提高了。队里没有实现机械化，队长找二大爷帮忙，没过几天，一辆崭新的手扶拖拉机就开回来了。抗旱缺柴油，也是二大爷出马解决的。

那段时间，二大爷成了村里的能人，简直就是救星。

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随全家返回南京的。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苏北，去找二大爷，但二大爷已经“不在”了。晚上，和二大爷的儿子小战聊天，聊到二大爷参加过的战役。小战说：“我父亲文化不高，对过去打仗的事情，也是想到哪说到哪，他说他从北到南大大小小打了一百三十多次仗，光是跟着他的通讯员就死了六七个。”小战接着说：“你应该记得我父亲这个人，是比较闷的，在家的时候话就不多，也不愿意讲打仗的事，偶尔问起，父亲会瞪眼拉脸的。但唯独对打四平还能说一点，那场仗，打得很惨烈，人死得多。父亲讲过，打四平的时候，枪炮声就没停过，打巷战，往往是打进去又退出来，再打进去，反反复复的，机枪的枪管都打红了，光通讯员就牺牲两个，还有一个通讯员，刚把连长的通知说完，一转身，敌人的子弹就从他的嘴里打进去了。当时战斗任务紧，转移速度快，兵员补充也快，那个通讯员是死是活，到现在也不知道。”

这趟去苏北，我感触很深。二大爷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小个子、光头、脸黑而严肃，小眼里时常透出凌厉的目光。冬天一件对襟黑粗布棉袄，夏天一件对襟白布褂子，布腰带上别着烟袋锅。春播、夏种、秋收以及冬修水利，都有他的身影。这就是二大爷在我眼中定格的样子，一个活脱脱的农民形象。不经意间，二大爷也会流露出一个军人的本色，比如他敬礼的姿势、纠正基干民兵持枪的动作等等。二大爷身经百战绝非虚传，他就生活在我的第二故乡。他立功的奖牌，掉的掉，丢的丢，就我当年看到的，还有十几个呢！此刻，我在写到二大爷的时候，想的是，当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刻，二大爷就是一个战神，和平时期他就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二大爷是平凡的，但在平凡中彰显出他的伟大。像他这样质朴的战士，在我们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上，又何止二大爷一个人啊！

作者简介：

彭小铮，1962年5月出生于南京，现供职于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曾发表小说、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