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李庄》的再发现

贾华瑞

在岱峻笔下，李庄不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川南小镇，而是烽火抗战“中国的一张大书案”。

李庄，是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名字，在中国浩瀚的版图上，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都似乎缺少它的身影。直到有一个人拂去地图上的尘土，揩去历史的薄雾，一段有关于李庄的历史渐渐浮现……李庄，在岱峻的《发现李庄》中，逐渐成为超越地域概念的一个人文概念，它是凝聚在抗战文化人心中永志难忘的爱国主义情结。《发现李庄》一书，2000年成稿，2004年初版，2009年再版，此次由福建教育出版社第三次出版，其文献价值超越了一般的学术著作。“这是一本好书，甚至成了新经典，值得再版。另外，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发现李庄》的主体内容，正与抗战紧密相关——一大批知名学者在李庄镇的文化抗战。”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发现李庄》责任编辑徐柯说。“这本书与民国热与不热没有关系，这是学人和学术史、学人和抗战的事情。我写这本书重要的是民国衣冠对当下文化的影响。”岱峻说。

再发现李庄

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发现李庄》，较之前两版，在文字上并未有大幅度的调整。但是细节上的自我校正使这本书更添魅力，调整对当时学人的仰视视角和文学化的语言，代以公正客观的学术视角，用平实的语言文字来描述人物，还原历史。初版时囿于时势，编者删去了人物命运的最终交代，此次最后一章弥补了岱峻的遗珠之憾，也将他所尊崇的“‘生活史是‘学术史一部分”的观点贯彻到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现李庄》出版后，岱峻与傅斯年、梁思成、李济等人之后取得联系，并经由他们牵线搭桥，从台湾“中研院”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在图书的再版过程中新增了很多未曾面世的老照片，使这部书兼具了学术性和可读性，书中近200幅照片，不少是首度面世。史料价值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在2005年给岱峻的信件中曾提示到，李庄亦曾为新中国培养过人才，包括李光谟、梁再冰、李文茂（李方桂的女儿，后在美国加州一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董作宾的公子董小敏（现在台湾，曾回过李庄访问）等“学二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都是在李庄上的小学或中学、大学，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奠定了日后的知识结构基础。岱峻受此启发，在此版中，增补了有关李庄二代的相关资料，为未来对此部分的研究埋下了伏笔。

发现李庄第一人

“李庄”是一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东（南）小镇，因为日军侵华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使其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1940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在这个小小边镇集聚了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包括傅斯年、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童第周等一大批在当时就已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都曾经在小镇上经历过一段难忘的战时学术生涯。而当年在这个小镇上经受战火淬沥的梁方仲、巫宝三、汤象龙、屈万里、罗尔纳等后起之秀，数十年后大多成为了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史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

一部民国学术史，李庄确是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章节。

岱峻自1999年在阅读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李霖灿的《神秘的东巴王国》等书时，多次看到文章中写到“李庄”的字样，李庄一次次撞击着他，变成他心中难以释怀的特殊文化符号。他的目光也开始自觉地追寻那段特定的时空。渐渐地，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李庄是什么地方，它为什么承载了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但当他第一次踏访李庄时，当地对民国旧事的无知还是让他大吃一惊。很长一段时间，在主流话语中，是不存在“民国”这个概念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的38年是完整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特别想弄清楚“民国”语境下的真实情况。于是，他决定动手动脚找资料，“希望能复原那段历史，如果不抓紧去做，随着那一代人慢慢故去，就更难做了”。

收集的资料越多，岱峻对那段历史了解地越深。这些年，对李庄的重新认识解读，成了岱峻的“功课”和研究领域。有书评人就曾说过，“一部《发现李庄》，让人发现了李庄，也发现了作者，奠定了岱峻作为学者型作家的基础”。可以说，《发现李庄》奠定了岱峻李庄研究第一人的地位，自此之后，岱峻先后出版了《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等著作，均是围绕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和“被湮没的村庄”。在岱峻笔下，李庄不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川南小镇，而是烽火抗战“中国的一张大书案”。

从“记者”到“学者”

岱峻是中文专业出身，做了多年记者才转型至学术研究。谈及这段经历，岱峻引用成都名士唐振常的经历来自勉，唐振常先后从业于《大公报》《文汇报》，之后他有感于新闻业“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转投上海历史研究，成位沪上名家。他的观点也备受岱峻尊崇，即由新闻人来做历史，会对历史的细节更为敏感，而这恰恰是学人在做学术研究时容易忽略的。比如陈寅恪为何没去李庄，担任中研院历史所的主任？当时傅斯年对其寄以厚望，他本人业已在路上，奈何半途而废，委实让人费解。但从生活史的角度入手，就非常容易理解。他在路上听说因为李庄生活条件太过艰苦，李济的两个女儿都已故去，而陈寅恪女儿陈小鹏的身体很差，他很担心到李庄后她的命运难测，便转而选择了成都的华西坝。“这个人物的选择，如果不从家庭等细节处去了解，就无法理解他的决定。”岱峻说。

此外，岱峻在写作过程中做到了学人生活细节与学术思想的融合，让读者了解到这些民国学人的性情和生活，还原人物的复杂性，同时将个人的遭遇投射到了时代的大背景之中，反衬出近代中国的家国命运。他一直强调，学人的生活史也是学术史的重要构成，而后人从这个“横切面”，亦不难管窥当时的学术生态，洞见这些大师的性格特征。

新闻业给予他的给养还在于田野调查、案头研究、材料梳理的能力。1999年，岱峻独自到李庄进行调查，他将田野考古和案头研究绑在一起做，面对苍茫的乡野与湮没的历史，他坚持“以证据说话”，强调“多角度呈现”：一是实地考察，二是知情人口述，三是仔细分析书信乃至称谓的变化，并且岱峻下笔坚持做到“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发现李庄》中有书简往来、口述自录、照片手迹……俨然可见作者之心血、之功力。难怪乎，徐柯大呼，岱峻在哪，民国衣冠就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