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科书与中国国家观念的演化

毕苑

现代国家观念的诞生在近代史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其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也是多种因素互动促成的结果。晚清时期，随着清政府政治文化权威的崩落，民间教育文化日益活泛，在与清政府争夺史观解释权的时候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出现。民初到1920年代末，因为政治相对真空的存在，教育发展随之存在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民国教育处于蒸蒸日上的趋势，“国家”观念的知识体系日益完善，观念变革趋于成熟、达到高峰。随着国民党政治的统一、威权体制的建立，教育日渐受到束缚，“国家”几乎成为“党国”的代名词。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国家、历史观念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的附属产物，因此，梳理近代史上“国家”观念建立与近代政治文化的纠葛过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史观重建、“国家观”重建不无裨益。

“混乱中的繁荣”：

晚清教科书中的“国家”

现代教育诞生之前，多数蒙童的开蒙读物是《三字经》等读本。在《三字经》中有“黄道”、“赤道”和“我中华”等概念，模糊且不准确。由于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多有不以《三字经》为开蒙教本者。如萧公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幼年的萧公权随大伯父入川，他的塾师是一位本地的老秀才罗老师。他们商定不用《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初学课本，而用《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和《千家诗》等书。《史鉴节要》给小学生一点中国历史知识，萧公权记得开头几句是：“盘古首出，天地初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