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于敏为何被解密

姜浩峰

隐姓埋名近30年，专注于一种武器的研发。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桥段，而是发生在今日中国的真事。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88岁高龄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于敏颁奖。

类似于敏这样的“隐者”，在中国军事科技领域，绝不鲜见。他们平时不为人知，甚至在多年以后，只要国家不解密，就将继续“隐居”。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各大军事强国，又岂不如此？

高级机密工作与隐者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

1967年6月17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新闻公报》：“我国在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研发原子弹成功到研发氢弹成功，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2个月。而当国产氢弹爆炸之际，“氢弹之父” 于敏却正隐姓埋名不为人知，甚至他的妻子孙玉芹都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1944年考进北大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5岁的于敏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科研生涯。1957年，日本原子核物理专家朝永振一郎率代表团访华。在日后于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朝永振一郎眼里，于敏是一个专业能力极强的年轻人。朝永振一郎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1922年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们，悄悄开始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从基础研究转向具体的氢弹研究，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学术前途，乃至学界的名气，从此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于西北大漠深处。从1960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和身份严格保密。

1961年1月12日，当时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于敏说。

新工作的保密性何在？且看于敏发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后，他致电“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时是怎么说的——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松鼠、野味，通通成了隐语“代码”。

当1988年于敏的工作性质解密后，他的妻子孙玉芹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实则并不鲜见。比如力学家、工程教育家刘先志。刘先志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德，赴柏林工业大学就读机械工程。1939年毕业后，刘先志获特许工程师学位，并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他还选学了电机工程，又在哥廷根大学理学院选学了力学，并于1945年毕业，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二战结束后，当时瑞士等国有关厂校高薪聘请刘先志，可他谢绝了。他说：“我的根在中国，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1946年6月，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回国后，他先应聘于上海工务局任正工程师，后应聘于同济大学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先志赴山东，参与创办山东工学院。而后来不为人知的是，中苏珍宝岛之战，当苏军T62坦克横行于中国北方边境时，我军各种类型的反坦克炮都无法穿透苏军坦克。而此时，正被管制劳动的刘先志，被叶剑英延请到军中。这位二战前零度接触德国克虏伯工厂，并参与弹药研制的专家，秘密进入军中，刘先志的一沓设计稿纸，迅速换来成果。他研制出的250毫米穿甲弹，成了T62坦克克星。而之后，中国的99主战坦克的火炮，也得自刘先志设计。中国自然不会“及时”披露刘先志参与设计。可珍宝岛战后，在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被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摞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苏联的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才叹息着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先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在苏联来说，既有卡拉什尼科夫这样名噪世界的枪支设计者，也有不为人知的“隐居者”。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披露：“1949年8月，刘少奇在秘密访苏期间，提出参观苏联核设施，斯大林拒绝了。”1952年底，中国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在赫鲁晓夫当政早期，之所以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按照沈志华的说法， “莫斯科态度松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处理波匈事件中得到了中共的帮助。”

苏联的战略导弹，被西方战略专家称为“SS系列”，其设计局的负责人是科学院院士、两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获得者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扬格利。然而，有关扬格利的生平，苏联从未做过半点披露。他逝世于60岁生日当天。世人还是从1971年10月公开发表的悼词里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

苏联甚至有所谓“保密行政区”——比如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州的萨罗夫。比如著名科学家萨哈罗夫，其于1950年移居萨罗夫后，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1953年8月12日对研制的第一种核聚变装置进行了测试。

苏联如此，美国同样如此。2013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布了中情局（CIA）的秘密档案，首次证实了神秘的“51区”之存在。

秘笈

那么，于敏和他的同事，当年为何要隐姓埋名呢？中国为何要对核武器研发如此保密呢？无疑，除了类似美苏对尖端武器研制保密以外，亦是当年的国际形势使然。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崔丕的研究，1960年代，对中国核武器研制非常关心的，就不止美苏两国，比如日本。

崔丕披露，1960年代美国政府依赖U2高空侦察机和KH—4侦察卫星搜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情报。而日本关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情报调查和分析评估工作，主要是由外务省中国课、国际资料部调查课、放射能对策本部这三个部门承担，其中以外务省中国课为主。

当年，日本外务省不仅从英美获取此类情报，还通过间接渠道从苏联原子能专家方面获得信息。比如在其“中共情报总第756号”中提到：“除1958年建设的北京1号反应堆以外，中国还在北京、西安等地新建3座核反应堆，功率分别为2500千瓦、750千瓦、25000千瓦。”但“其可靠性尚未确认”。当年，日本甚至分析到中国能独立研发核武器。比如日本外务省1963年2月15日的“中国情报总第875号”文件认为，“中国在研究人员、技术水平、资源等方面已经具备独立研制核武器的能力。1960年以来，苏联事实上已经中断对华援助，这虽然减缓了研制速度，但是，中共仍然能够继续独立进行研制。”

从1958年起，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1959年6月20日苏联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对华核技术援助以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成了许多国家的“眼中钉”。比如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就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制造基地进行常规军事打击。美苏甚至有联合排除中国核能力的构想。1964年9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主持召开的内阁会议决定：“国务卿应当尽快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私下讨论，解决中国核力量。”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由志贺健次郎率领的自民党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代表团出访美国，不仅探询美国是否愿意在发射日本通信卫星方面予以合作。当时美国曾警告日本，相关技术不能转让给“第三方”。崔丕分析，此“第三方”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中国不但突破了国外封锁，还成功地研制出了“独门秘笈”。军事专家陈虎说：“当前国际上的氢弹有两种构型，一种是T-U构型，一种是于敏构型。T-U构型出自美国，而于敏构型是我们国内于敏独创的一种氢弹构型，正是这种氢弹构型使我们在氢弹研制上以世界第一的速度，仅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

独特的于敏构型，后来甚至影响到了氢弹的进一步小型化，乃至更先进小型化武器的研发，比如“效应剪裁弹”。1977年8月，当时负责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张爱萍将军曾经写过一首诗：“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何难，群英攻科技，敢破世上关。”

“这四句话其中专门讲到了中子弹，中子弹就是大家所说的效应剪裁型的核武器，它需要氢弹的高度的小型化。在当时是世界级别的难关，那个时候美国刚刚公布要装备生产中子弹，而这个时候从张爱萍将军的这首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子弹研发在当时已经取得了一个相当可靠的进展，尽管没有以官方公开的形式公布，但是张爱萍将军的这首诗里，实际上就已经告诉我们，在1977年8月之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陈虎如此认为。而1977年，作为“大隐者”的于敏，还尚未走出“隐居地”。

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

世界上有五个国家拥有热核武器——氢弹，它们就是联合国五常美俄英中法。但从构型上分析，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美国氢弹和中国氢弹，也即是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也称于敏-邓稼先构型）。

国家最高科技奖

于敏所获国家最高科技奖，该奖项于2000年设立，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每年获奖者不超过两名，奖金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4年，共有25位杰出科学工作者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