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份“遗书”的期待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留守儿童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有益的社交体验和感情滋润，很容易与周边的人们形成对立，由不信任和抵触情绪形成的负能量对他们的行为举止或许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最终对生活无从安排，无所期待，无所眷念，产生绝望导致决绝。

这个周末天气炎热，我却身处于阴湿的气氛之中。报纸、电视、微博、微信以及朋友的电话，各种渠道的消息传递，都会引起我一阵痉挛，并沉浸在对种种细节的悲伤想象之中。

贵州毕节四个留守孩子中的老大张启刚留下了一份遗书：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

有关方面由是认定：这四个孩子的死是一次预谋，这个冷酷的计划早就酝酿于心，要发现这个计划显然是困难的。那么地方政府就没有理由要承担主要责任了。这份遗书写得如此从容淡定，又如此决绝，让我倒吸一口冷气。而“这件事情”、“该走的时候”，这样懂得忌讳，又不乏文学性的词汇也被一个辍学的孩子脱口说出，我在佩服之余又不得不想：既然能从容不迫地面对死亡，又为何不鼓足勇气与命运抗争一番呢？

当然，至今我不知道这份遗书是在哪里被发现的，用何种文具书写？当然更不知道这份遗书是写给谁的，遗书中的“你们”专指哪些人？村里的人？政府的人？学校的人？或者父母？不知道。更不知道这份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体的遗书是否可以代表三个妹妹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