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张友清

杜晓凤

一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西太原小东门外建立了一座俘虏集中营，名曰“太原日军工程队”，由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掌管。集中营里主要关押着日军历次“扫荡”中被俘的中国军人，人数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俘虏们的命运非常悲惨，他们中有一部分被充当日军训练新兵的活靶子，在1942年7月26日到8月下旬，340名抗日军人被分批押到太原赛马场，被日军新兵用刺刀活活捅死;有一部分俘虏从这里被转送到东北或日本，下煤窑当苦力，或成了日军研制细菌武器的实验品;另有一部分被日军活活埋掉。1942年3月，日军在“工程队”后院一次就埋掉130人，他们将被俘的中国军人下半身埋在地下，然后让狼狗扑咬其上身，鲜血淋漓，惨不忍睹。还有一部分俘虏被酷刑致死，仅在1942年6月一个月之间，“工程队”中被日军在深夜用酷刑致死而于次日宣布“急病暴卒”的就有60多人。

但是，日本侵略者妄图用死亡和残暴来征服中国人，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作为中华民族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使身陷囹圄绝境，也高挺他们抵抗外敌入侵的脊梁。

1942年6月的一天，“太原日军工程队”里又押送进来一批俘虏，其中有一人是张友清。他原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后调中共北方局任统战部长，后又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1942年5月，日军纠集了大量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5月25日，在辽县的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突围转移中，张友清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与他同一天被俘的还有正在党校学习的八路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张箴、太岳第三军分区政委孙雨亭、北方局青委彭梦庚等。

张友清被押送到“工程队”后，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和拷打。敌人的报纸早已大肆吹嘘这次“扫荡”彻底消灭了八路军刘伯承的一二九师主力和他的司令部，摧垮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们深信这批俘虏中一定有共产党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但是八路军的服装官兵一致，难以分辨，而被俘人员个个意志坚强，任敌人耍尽各种花招，就是找不到一个突破口。敌人气极了，每晚用酷刑折磨被审讯的人，所以张友清他们进来还不到一个月，敌人每天早上宣布“急病暴卒”的就有60多人。

张友清一落到敌人手中，知道这次凶多吉少，他在路上就和同志们商量好，他化名吴乃人，身份是“会计”。尽管敌人对他和同志们进行了多次审讯，施用了各种刑具，但始终没有弄清张友清的真实身份。为避免夜长梦多，担心时间长了出纰漏，他趁敌人不明情况的时机，很快与被押的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他对孙雨亭和彭梦庚说：“我们要赶快在狱中建立党组织，领导难友们进行斗争，保证我党我军的机密不被暴露。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对狱中的人员要秘密考察和进行联络，把大家组织起来。”

此时，张友清已染上了严重的痢疾，身体非常虚弱。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大好，1931年，在担任中共地下天津市委书记时曾被敌人逮捕，被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长期的铁窗生活，使他的身体备受摧残，两条腿走路很不方便。然而，在 5月25日的大突围中却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一位奔跑吃力的女同志。于是，他被俘了。在狱中，他虽身染重病，但仍坚持对敌斗争，给难友们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赴汤蹈火，保持民族气节的故事，讲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道理。其间，他对一些同志进行了缜密的考察和秘密串联，开展了建立党支部的工作。

在张友清的领导下，狱中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工作进展很顺利。7月7日，张友清支撑着身子，听着孙雨亭等人关于建立秘密党支部的工作汇报。这时已建立联系的共产党员有张治、蔡恩光、黄新发、张仁山、王景荣等19名，支部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商定了支部工作的指导方针：坚持党的隐蔽政策，坚持抗日革命立场，加强对党员形势与革命气节的教育，决不暴露党和部队的机密。用交朋友的方式团结和教育难友，揭露敌人的各种欺骗和阴谋，设法争取回到部队。

张友清听完汇报后，用微弱而坚定的声音鼓励大家道：“要发挥支部的核心作用，领导大家坚持斗争，设法同党在太原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迎接胜利的到来……”张友清的话断断续续，说得很费力。他的话还没说完，便告别了难友，告别了同志们，与世长辞了。

同志们含泪向张友清致哀，决心顽强斗争，为张友清等死难烈士报仇。

二

张友清，原名张学静，字新农、守仁。1904年生于陕西省神木县城关镇一个商人家庭。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

1913年，张友清入神木县城初等小学，1921年到太原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第31班就读。这一年，高君宇回到山西，在这座学校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当时省立一中是山西革命运动的中心，山西的党组织和团组织都是在这里诞生。张友清在这里受到了革命熏陶，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思想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张友清从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中国大学，经安子文、李波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他年仅21岁。张友清入党后，将全部身心投入了革命事业。1926年暑假，他带着《向导》、《觉悟》等刊物回到神木，宣传革命思想和北伐战争胜利的意义，发动群众建立了农民协会、商人协会和学生会等革命团体。并亲自撰写诉状，逼使陕西省当局撤销了本县赃官县知事的职务。 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张友清经过考察，分别介绍了贾拓夫、江滨之、张维斌等人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27年初，张友清奉党的指示，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5月，和武汉分校同学一起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变的战斗。党的八七会议后，张友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到驻安徽省太和县的第十九军高桂滋部开展兵运工作。他以军部参谋长的身份先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党员，后又深入驻地群众中开展农运工作，协助地方建立党的组织。中共太和县委建立后，他担任县委委员。蒋介石开始“清党”后，张友清被安排到杨虎城的第十军军部，以“少校参谋”、“建设科主任”等职衔为掩护，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

1928年，中共皖北特委决定组织皖北农民大暴动，建立豫皖革命根据地。张友清担任中共亳县分特委委员兼鹿县县委书记，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由于叛徒告密，使这次起义流产，张友清被迫离开皖北，到了直隶（今河北省）。同年冬，他受命重建中共北平市委，任市委书记。正当张友清为恢复北平地下党组织日夜奔波时，他于1929年11月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在平津卫戍司令部军法看守所。1930年反动当局将他判处死刑，恰逢阎、冯倒蒋失败，东北军通电入关，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野，张友清等趁混乱之机获释。他出狱后，中共北方局任命他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友清到天津后，身穿长袍马褂，化装成富商，住在法租界，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白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年2月至7月，张友清和殷鉴、陈原道、赵铸、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刘亚雄等一大批党的同志先后被捕入狱。国民党当局对狱中的同志实行了法西斯的“反省政策”，同志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野蛮的摧残。但是，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张友清是狱中党支部的支委之一。他身体不好，又带着沉重的铁镣，经过敌人多次折磨摧残后，身体一天坏似一天。然而，他意志顽强，不仅给一些青年同志做思想工作，而且参加了狱中的绝食斗争。支部看到他的身体太弱，怕他绝食后危及生命，决定不让他参加。可是，张友清硬是和同志们一道，把牢房里的食物、食具扔了出去，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压倒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敌人的“反省政策”失败后，恼羞成怒，悍然判处殷鉴、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等几位同志死刑，并且给加上重镣，不许放风，严加防范，等待执行。张友清和其他被判刑的同志义无反顾，决定从容就义，纷纷向狱中党组织表示：“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了，我们也决不玷污党和先烈的荣誉，坚决革命到底！”同时，将牺牲后狱中党组织的干部配备和斗争方针作了妥善的安排。后来，由于国民党与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华北局势发生了急速变化，国民党宪兵第三团仓惶撤走，死刑未能执行，张友清和其他同志才幸免于难。

三

1936年秋，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以后，为了派遣大批干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后，将草岚子监狱里关押着的共产党政治犯设法营救了出来。张友清于9月下旬出狱。10月，北方局即派他来山西，任中共山西工委书记。此时，薄一波回山西担任了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专做阎锡山上层统战工作。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张友清领导的山西工委与薄一波为首的山西公开工委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是在工作上，他们配合得十分默契，薄一波在山西以合法的公开的身份，大力发展牺盟会组织，张友清即通过中共山西工委把大量的共产党员派往牺盟会，在牺盟会各个系统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薄一波取得阎锡山同意，举办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派往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友清通过山西工委将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选送到训练班受训，并在训练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当牺盟会特派员分赴全省各县之后，全山西省105个县，大部分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有70多个县的县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这一成绩，与张友清领导的山西工委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937年9月，张友清从延安开完白区代表工作会议回到太原。根据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的局势，中央和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委，张友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后，于10月初正式成立中共山西省委，张友清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太原失守前夕，毛泽东指示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张友清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将山西省委一分为四。为了做好组织党员干部分赴各个地区的工作，省委在太原双塔寺召开了有3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张友清动员大家要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到新的区域后，积极开展工作，创建抗日根据地。11月初，张友清带着省委留下来的人员，随北方局撤到临汾，后又转战到晋西南地区。为开辟和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 ，此时张友清已于1月份调任北方局统战部长，他对内以北方局和晋西南区党委（1938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改为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代表身份，对外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秘书”名义，住在秋林的上葫芦村，指导参加会议的党员和进步势力，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会议期间，张友清依据北方局与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几次专门召集与会党员秘密开会，及时传达党的指示和斗争策略，并提出了“保持阵地，打开局面”的方针。秋林会议上，党员干部能及时得到上级党委的意见并取得斗争胜利，这与张友清的辛勤工作与领导才干有密切关系。1939年末，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根据中央的指示，张友清随同北方局一起转移到晋东南地区，紧靠了八路军总部机关。

1940年4月，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制定建党建军建政的三大建设任务。会议期间，张友清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带病工作。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却饶有风趣地说：“我的身体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同志很担心他的身体，要他回延安去休养。他说：“前方需要我，我还能继续在前方工作。” 他虽身体不好，但一直坚持工作，并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自己的工作实践，撰写了《加强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文章，是年9月，发表在北方局《党的生活》第21期上。

1942年1月，张友清调任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秘书长，还兼管妇女、青年工作。2月，张友清又兼任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对这些繁重的工作，他都任劳任怨，并以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将工作胜利完成。因此，彭德怀副总司令称赞他是一个非常精干有能力的好干部。

是年5月，在突围大转移中，他关心别人比自己为重。他派人通知党校负责人杨献珍，率领同志们跟着罗瑞卿突围，而自己却因漫长的在监牢中导致的双腿致残，走路十分困难，最后落入敌人手中。

张友清在日军“工程队”逝世后，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决心继承他的遗志，将斗争进行到底。7月23日，日军将“工程队”关押的500多名抗日战士转移到新成立的“山西特殊教化队”，企图通过各种软化措施，从精神上瓦解他们的斗志。但不管日军采用什么花招，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烈火在铁窗内熊熊燃烧。7月26日，狱中党支部在“教化队”正式成立，支部书记由孙雨亭担任，支委有彭梦庚、张治等，秘密进行抗日活动的党员发展到33人。1943 年7月，在中共太原地下组织的接应下，孙雨亭、黄新发、王景荣等同志安全逃出太原。随后，其他活着的一些同志在党的接应下，也陆续逃了出来。但是，有不少同志惨死在敌人的魔窟。据资料统计，八年抗战中，“太原日军工程队”转送并屠杀我抗日军民在万人以上，张友清就是被折磨致死的其中一个。

历史将永远记着这笔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