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江河万古流

李浩

二零一四年或将在杜诗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首先，由萧涤非任主编、山东大学及全国多所高校学者参与的重大工程《杜甫全集校注》，历时三十六年的学术接力，几代学人劳心劳力，黾勉从事，终于大功告成。其次，由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的《杜甫集校注》，也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京沪两地，一南一北，分别推出两部杜诗研究的扛鼎之著，会引起读书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的。另外，据陈尚君介绍，日本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近年组织读杜会，有志将吉川幸次郎先生中辍的《杜甫诗注》全书完成。由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担的杜诗全译工程，预计将于二零一五年截稿。围绕着《杜甫集》这部皇皇巨著的海内外研究、整理、翻译、出版，我们从更深广的角度做一些思考。

杜甫研究走向现代，是与现代学术机构的设立同步向前的。民国时期大学的课程设置、研究院所的研究课题，以及报纸期刊上的发表，与杜甫研究有关者不少。著名的研究者要推梁启超、闻一多、傅东华、汪静之、谢一苇、王亚平等。由洪业等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杜诗引得》，迄今仍摆在图书馆的架上，而梁启超的《情圣杜甫》是民国时期高引用率的杜诗研究成果之一。赵耀峰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的唐诗学研究》专设一节讨论民国时期的杜诗研究，有较详细的引录和叙述，可参读。

真正有组织有计划有团队进行杜诗研究，要到一九四九年以后。虽然历次运动使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影响，但杜甫研究在艰难中仍不断有新成果问世。如中华书局曾编辑过《杜甫研究论文集》多辑、《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署名华文轩），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也是这一特殊时期催生的。“文革”后，杜甫研究真正进入了兴盛时期。

首先是专业学术团体为杜诗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和河南省杜甫学会等学术团体为杜甫研究提供了空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杜甫研究学刊》、《唐代文学研究》、《唐研究》等刊物则为相关成果的发表提供了阵地。

其次是出版机构为杜诗研究成果的刊布推动有力。在杜诗传播接受史上，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丰富的积淀，是产生新成果的重要基石。出版界先后推出《杜诗详注》、《杜诗镜铨》、《读杜心解》、《杜臆》、《钱注杜诗》、《读杜诗说》、《读杜劄记》、《唱经堂杜诗解》等，或点校整理，或直接影印，对构筑杜诗研究学术谱系功不可没。当代杜甫研究的新成果数量甚丰，这篇小文根本无法胪列。所幸每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设有“杜甫研究”专栏，综述当年的成果，附录中还有当年杜甫研究的论著、论文目录的辑录，可参看。其中值得特别一提者，陈贻焮《杜甫评传》用力甚勤，陈先生曾说他为杜甫献出了一只眼睛。台湾中山大学简锦松以唐诗现地研究著名，他为撰著《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实地考察，精密测量，把现代科技工具带到了杜诗研究领域。陈铁民、陈尚君、胡可先等人利用考古与新出土文物订正传世文献。张忠纲主编 《杜诗大辞典》，汇集杜甫研究相关成果。此外，程千帆、金启华、霍松林、黄永武、叶绮莲、万曼、聂石樵、叶嘉莹、韩成武、郑庆笃、莫砺锋、葛晓音、周采泉、葛景春、邓小军、刘明华、康震等几代学者也均有杜甫研究的成果行世。

再次是两岸三地及国际杜甫研究交流的频繁和常态化。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国内学者出境和国外境外学者入境已经常态化，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国际会议和学人互访，能使学术资讯及时传播，也能使学者站在学术前沿思考，为包括杜诗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正常通道。

还有，杜甫作品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数据化。北大李铎教授已将包括杜诗在内的《全唐诗》数据化，可以单字检索，也可以自定相关主题进行检索。首都师范大学尹小林的《国学宝典》升级版，包含着杜甫研究的电子数据库。西北大学唐代文学研究室将刊布在《唐代文学研究》辑刊上的所有论文数据化，可以进行不同主题和关键词检索。

最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恢复高考招生，特别是建立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每年都有不少毕业的硕、博士以杜甫研究为论文选题，其中优秀者已成长为教学科研的中坚。稍早的成果如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郝润华的《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等。

王兆鹏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唐诗排行榜》一书中发布了他们借助各种选本的入选率和网络的链接率来统计不同作品在读者群中的关注度，其中以入选的前一百首唐诗名篇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入选诗人中排名前三位的是：杜甫：十七首;王维：十首;李白：九首。学界和大众对这一排行榜及具体方法见仁见智，但至少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对唐代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仙李白的影响有一个具体而微的了解，杜诗以总量第一位居排行榜首，在入选的一百首作品中杜诗约占六分之一弱的数量，至少说明读者对杜诗关注度极高。

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注《左传》，内容宏富，朝野称美，被称为“杜武库”。其实杜甫也可称为古典诗歌的“武库”，他作品中的思想意义、文化资源、美学境界衣被百代，沾溉后人，不仅仅限于诗歌爱好者和专业学者，也不仅仅限于汉语文化圈的读者，早已成为优秀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于杜诗的当代价值，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限于篇幅，本文仅简略强调如下几端：

一是“己溺己饥”的仁爱精神。《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杜甫一生“窃比稷与契”（《咏怀五百字》），他不仅仅是为获得一官半职，解决生计，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以他能“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悲天悯人的思想深度对后来的诗人兼政治家白居易、王安石等影响很大，但白居易也仅能做到推己及人，杜甫则能舍己为人，忘我利他。这种本土的思想资源在“充满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语）的当下，可以引领士人与国民走上向上一路。

二是“友于花鸟”的生态意识。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有云：“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被后人视为“见道”之语。这与充满戾气、杀伐气的征服自然的论调相比，是更先进的一种文明意识。《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杨伦解释说：“物自私，谓物各遂其性也。更无私，谓物同适其天也。”（《杜诗镜铨》卷八）“物自私”与“更无私”相反相成，与《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可以互相发挥，这种认识与现代生态学的原理暗合，故有学者谓中国人所推崇的既非“天人合一”，也非“天人相争”，更非“人定胜天”，而是“天人共生”的理念（见彭富春《论中国的智慧》，人民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

三是“以时事入诗”的创作追求。明人胡震亨谓：“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众体兼备的杜甫，最大的创新恐怕在于既能借古题写时事，又能自立新题时事，还能在纪行咏怀中述时事，在山水吟咏中也饱含着对时事的关切，故他的诗被誉为“诗史”，被赞为“子美集开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就是他写入诗中的“时事”。前人已多指出，杜诗不仅可以证史，而且可以补史之不足，补史之亡佚，甚至可以纠史籍之错讹。多读杜甫诗，作家学者可以重新构筑与现实时事的关系，不做鸵鸟，不做应声虫;大众亦可疗治文化失忆症与文化缺钙症。

清人黄生说：“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杜诗概说》）此语可自勉，又可与天下读杜者共勉。愿我们的当代文化在涵泳经典中，也能“屡进屡得”。

（《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