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梅笙先生的一本文学史小著

李占京

因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得到一本蒋梅笙先生的《国文入门》（民国二十三年九月渝初版，三十六年二月沪一版）。很多人知道蒋梅笙，是因为他的女儿蒋碧薇。才子佳人当然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才子佳人的父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过，这样的父辈大多饱读诗书，留下一些文史小书，却也能激起后学的一点考察欲。

这本旧书讲的是初级国学，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简史。从先秦诸子到近代学术思想，从经史子集到魏晋玄学、清代考据，作者都有所论述。

作者用笔简洁雅驯。论述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时，常常两三句话就能标示出文学流变之轨迹与思潮激荡的时代背景。有纵横捭阖气，却又节制有方。读起来很有节奏感。

书中最有趣的部分在于作者对近现代文人的评价。如评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疑古之思达于极端。然康氏所疑，多无证据。……尤昧事实。”“于是儒者，经术礼制之研求，一转而入立法议政之途。”作者以专业学者的眼光，敏锐地指出了康有为的“别有用心”处——借学术研究达到引荡思潮、干预政治的目的。问题在于，康氏没有先做好一个学者，就急匆匆地踏着“学者”的跳板去摘取社会声誉。康氏有时为迎合社会对新思潮的渴望，罔顾手段，丢失了学者的根基。

作者对康氏著述中蕴含的思想也独具慧眼，指出了康有为与世界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又为《大同书》，则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多所契合”。现在回过头来看，“康梁”能够成为“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先驱”，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社会主义精神底色不无关系，这让我想起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这二位学者都具备开阔、明晰的历史意识，这样的史家在论述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能够轻松地点出该问题与后来相关历史之间的隐约关联。草蛇灰线，经他们的指出之后，读者自有恍然大悟或小悟的体验。反观当下诸多历史著作，洋洋万言，论不清楚一个基本事实，真是令人心生感慨。

对于康氏带来的历史影响，作者有句精彩的点评：“自康氏倡种种新说后，天下靡然从风，于是数千年旧道德，旧礼教，既摧毁无余；而新道德，新伦理，又未易猝建，此国民所为彷徨歧路，至今罔所适从也！”旧道德中有太多不符合现代价值标准的内容，摧毁它们理所应当。但是，以“造假”起家的“新思潮”，想要建立起什么样的新道德呢？是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就可以罔顾事实，“忽悠”群众呢？难道这就是所谓“新道德”吗？纵观近现代史，打着“启蒙”的旗号，利用社会风气、煽动民众情绪做短视之事，各派都没少做。高扬意图伦理，忽视责任伦理，由此酿成的苦果，影响了几代国人。时至今日，新道德也不能说完全建立起来了，责任伦理也不能说得到了普遍重视。国人还要彷徨到几时？

作者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评价也很高，认为鲁迅的小说史比盐谷温的小说概论要好。“述中国小说史者，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佳。盐谷温之《中国小说概论》、蒋瑞藻之《小说考证》皆可参阅”。而章炳麟、胡适、梁启超的子学研究，“虽未免偏重主观，故入人罪，然首革清儒尊孔崇经之习，大启后学自由研究之思，其功亦未可没也”；“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虽建设未遑，而破除成见，驳斥旧说，亦有裨于学者之精神”。鼓励打破盲目的的迷信与权威，为开启“自由研究”的时代而喝彩的，岂止是新文学旗手？诸多像作者这样的操持文言的学者，对待新文化运动，也不尽然都是全盘否定的，甚至在某些方面非常“开明”，只不过历史淡化了他们的身影，他们成了故旧书店角落里少人问津的白胡子老头。

作者似乎对胡适有着特别的注意。作者认为，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以《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为代表的胡适的子学研究，承继章太炎并列梁启超，“功不可没”；在古史研究领域，胡适和顾颉刚、钱玄同一起，“破除成见，驳斥旧说”，“亦有裨于学者之精神”；胡适第三次被提到，是和陈独秀一起提倡“文学革命”，介绍实验主义。数次提及，这种“忍不住的关怀”，也可见作者对胡适复杂而矛盾的态度。

作者对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有所反思。扫荡积弊，输入新知，科学、民主、实验主义，这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面向，作者并不否认。由于“一辈青年之误解新文化运动意义”，新文化运动后来从追求自由到放纵个性，从思想革新越来越多地走向实际的政治革命过激行为，这是作者所批评的。积极者，顺风而起；失意者，“则遁入于文艺之林，以浪漫颓废自遣”，由此殃及作者对新文学的评价：“甚至仅能译似通非通之小说，作有辞无声之新诗，即汰然字号为文学家。”作者能够对新文学家有所认同，更多的停留在新文学家研究古典文学有所成就的层面，鲁迅、胡适的新文学创作应该也不在作者的正面评价之中。在作者看来，新文化运动在“锐进之际”，“对于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不免抨击过当”；而新旧之争，也不过是意气之争多于实质内容：“然争之烈，相矜以气，相胜以辞，于本体卒无裨益。”甚至全国学术思想的沉闷堕落，也是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新文化运动既已衰谢，则反对之言论，自然休止。而全国学术思想，顿沦于晨黑夜景中矣！”

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陷，从梁漱溟、鲁迅到蒋梅笙，从直接评议到学术专著暗藏褒贬，民国学人的态度值得我们重新梳理。

作者对三民主义有很深的迷恋，将三民主义称为“救国保重之良方”的“瑰宝”，可见作者的民族主义情结。

总之，作为学术著作，蒋先生的这本书不失为一本国学入门的好书。作为学者，蒋先生又能做到关怀时事讥刺现实，表现出了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对于我们思考相关问题，这本书还是能够给予一些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