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为何对胡适评价不高?

2015-09-10 07:22林建刚
书屋 2015年12期
关键词:殷海光哈耶克新文化运动

林建刚

我的朋友席云舒通过网络传给我两封林毓生青年时代给胡适的书信。这两封信属于胡适研究的新史料,有必要全文公布一下。两封信的内容如下:

去年四月廿二日及今春五月廿三日,蒙您在百忙当中两次指教,并承赐《留学日记》四册;您对年青人的关怀与奖掖实在使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明年二月退伍以后,我准备开始做这些年来一直萦绕在心中的一个题目:“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现在距离“五四时代”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的时间也不算太短;想到当年热血青年们诚恳、真挚、自动自发的行动与介绍“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中国,为的是给国家建立一个深厚广远的基础,再看看今天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情形,真使人百感交集!

“五四”这个在中国近代intellectual history如此重要的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一个通盘平允的研究,我极想化(按:花)几年工夫在这方面做一个尝试。

这几天我从湖口装甲兵基地回来,准备到军医院动鼻科手术,因此在家有四五天的空闲,想到南港去看您,盼望您能给我一些关于“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指教与启示。您大概仍然非常忙,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您如果有空的话,请您写信告诉我好吗?

我现在正在申请哈佛大学的admission与哈佛燕京学社的fellowship,随信奉上“研究计划”一份,也请您给我一些指教好吗?

晚 林毓生 叩

十二月三日

胡先生:

本月三号我曾给您写过一封信,不知您收到没有,您一定非常忙,然而,您总不会教一个祈求您的指导、敬仰您的年青人失望吧?我已回湖口了,不过,每个礼拜六中午回家,礼拜一早晨才返营,请您安排一个时间,让我再来看您好吗?如果礼拜六、礼拜天您都没空儿,请您写信到军中来,我目前在师部办事,平常很空闲,随时可请个短假回来的。

您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Chinese Renaissance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听我的朋友哈佛大学学生易社强(John Israel)说,那是一本极为精彩的书,它对我研究“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不知您身边有没有?好像还没见到过中文译本,易社强(他曾在纽约看过您)建议我在退伍以后把它译成中文,您看如何?

晚 林毓生 叩上

十二月十六日

我家的地址是:

台北三重镇正义北路十二巷廿号

通读这两封信,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青年林毓生对胡适是非常尊敬的,信中,林毓生多次表达了对胡适的推崇,甚至有点崇拜的味道。这也难怪,毕竟当时在台湾的胡适是很多立志于学术的青年的偶像。当年李敖也曾给胡适写过信,信中也多次表达对胡适的崇拜之情。

第二,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林毓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常感兴趣。他给胡适写信,很大程度上是想充分了解“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毕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不过,后来的林毓生对胡适的评价却相对偏低。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在研究“五四”的反传统思潮时,林毓生曾仔细研究胡适,并在给殷海光的信中多有讨论。1967年6月26日,在给殷海光的信中,林毓生就曾写道:

最近正要写论胡适之的那一章,仔细想来,他带给中国知识界的灾害恐怕多于恩惠。奇怪的是:自五四以来像他这种只会“眼到、手到、脚到”,内心深处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的人,怎么会领袖群伦数十年?〔1〕

1968年7月29日,在给殷海光的信中,林毓生还曾写道:

我最近愈来愈觉得胡适之提倡几十年的科学方法正是导使他看不出中国问题的所在和思想分不出轻重的原因之一,……〔2〕

林毓生对胡适的这些评价显然不高,原因何在?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殷海光对胡适的评价有关,也与林毓生接受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之后对胡适的重新审视有关。

先说殷海光的影响。众所周知,林毓生是殷海光的得意弟子。两人书信往还密切,后来,他们的通信集还结集成《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出版。可以说,在思想方面,林毓生深受殷海光影响,而晚年的殷海光在私下里,一直对胡适评价不高。

在私下场合,殷海光曾评价胡适说:“早年的胡适可打八十分,中年的胡适可得六十分,晚年的胡适只有四十分。”雷震案发生之后,殷海光对胡适没有去监狱探视雷震,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晚年的胡适堕落成了懦弱胆小的乡愿了。

1968年5月,在给林毓生的回信中,关于胡适,殷海光就曾写道:“有人说台湾的经济是‘浅碟子经济’。这个model用来描状胡适的学问,再恰当也没有了。从表面上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像这样的人,如何不像你所说的‘终生崇拜这样的美国文明’。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人物居然成了学术重镇和新时代的领导者。你曾经告诉过我:‘中国近几十年来,凡是发生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这话常常在我心里荡漾。”〔3〕

在1968年9月24日给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还曾写道:

胡适之流的学养和思想的根基太单薄。以“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所崇拜的美国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4〕

晚年殷海光对胡适评价不高,作为殷海光的高足,林毓生难免受其影响,也对胡适评价不高。

林毓生对胡适评价不高,似乎还与他接受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理念有关。

据林毓生回忆,他在台大求学时,受哈耶克影响较大的殷海光就曾启发他:“是不是早期五四思潮所代表的英美式自由主义,由于杂糅着法国式与德国式颠覆英美式自由主义的成分,而根本不纯正呢?”〔5〕

后来,殷海光也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出现了偏离。在给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认为“五四人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的‘求自由’,而是‘求解放’”〔6〕。

林毓生到芝加哥大学读书后,深受哈耶克、波兰尼、希斯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照哈耶克的主张,纯正的自由主义应仅限于英美式自由主义传统,说白了,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对法、德的自由主义思潮,哈耶克评价甚低,甚至以为法、德传统导致了革命激进主义思潮。

在林毓生看来,“五四”时期的胡适,虽然提倡易卜生主义,但是在捍卫自由主义的纯洁性方面,似乎做得很不够,结果导致激进主义思潮最终颠覆了英、美自由主义思潮。

另外,林毓生对“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展开了系统反思。受希斯影响,在给殷海光的信中,林毓生写道:“传统与自由的关系当然极为复杂,但分析到最后,如果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弃了传统,他们即使高唱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根基的。”〔7〕

而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恰恰就是全盘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从这一角度出发,林毓生认为胡适表面上是在捍卫自由,实际上却是在挖掘自由的道德根基。同样是在这封信中,林毓生还写道:

现在我认为五四时代,根本就没有有生机的系统性自由主义。胡适等人的言论,最多只能说是具有自由的导向而已。然而,那些言论却与阻碍一个有生机的自由哲学在中国成长的许多思想成分混淆在一起。〔8〕

可以说,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林毓生一直在对胡适的思想价值进行价值重估。在他看来,胡适的盛名与他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

青年时代,林毓生对“五四”一直崇拜有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一直推崇备至。后来,受殷海光与哈耶克影响,林毓生重新估价了胡适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地位,在他看来,胡适所推崇的自由主义理念,大都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言论,不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明显不够。从这一意义来讲,胡适的名声与他的贡献似不成比例,这或许就是林毓生对胡适评价不高的根本性原因吧。

注释:

〔1〕〔2〕〔3〕〔4〕〔5〕〔6〕〔7〕〔8〕《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73、220、201—202、227、26、228、185、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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