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曾宝荪与吴贻芳

秦燕春

曾国藩的曾长孙女曾宝荪是伦敦大学第一个获得理科学士的中国女性（1916），毕业回国后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自小在“极其维新”的父亲曾广钧的支持下，曾宝荪既没有缠足，也没有幼年定亲，并且获准加入基督教进而赢得出洋留学的权利。曾宝荪有感于基督徒的“爱心”、“力行”、“舍己救人”试图受洗之时，幷非没有踌躇：

第一，我家是数千年的儒教家庭，由宗圣夫子起到文正公，我祖父、我父亲辈都是孔门弟子。第二，我祖母的父亲蕲水郭沛霖公是在扬州受太平军攻城殉节的，她老人家更是儒教的信徒，释、道尚且不信，何况耶教。第三，我们的亲友，没有一个“信洋教”的，出了一个女孩信耶稣教，简直是贻笑乡里。

基督徒曾宝荪和她的七叔曾季融于1911年受洗，因为她觉得“我们中国需要基督徒的‘力行’精神”，方“可以振兴我国的颓风”。于是这一选择似乎也显得基于“随缘之化”，乃是针对现代中国显而易见的痼疾。

曾季融即曾广钟（1875—1923），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之子，他和长兄曾广钧之女曾宝荪是曾家第一批入教受洗之人，日后在长沙办了一所基督教自立会。据曾宝荪说，这位“七叔”的信教因缘，在于“一则伤悼爱子夭折，二则因时事政局动荡不安而心灰意懒”，“由花花公子一变而成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由极图享受者一变而成一个极耐劳的工作者”，他忍受痛苦戒断鸦片的过程让人尊敬——这样一个“身体力行”者的现身说法无疑是有力量的。

1912年留学英国选修理科的曾宝荪曾说：“我应说明想学科学的志愿——那时我们中国的学生，已经完全相信科学救国，也许比现在的学生更加认真，因为我们并不是想出路，想赚大钱，而是诚心诚意的志愿用科学来服务国家。”她的七叔曾季融同样“笃信中国需要新知识来挽回亡国之惨——甲午战争”。而其家那位“儒教的信徒”的祖母的“教育宗旨”，则干脆就是“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两孙去考秀才”，却聘请了日本人教他们学外国文字，当然同时不废国文、史地。

曾宝荪晚年自称最后悔的就是少年未能熟背《尚书》而模糊了上古文化。

难怪1947年艺芳女校两度关门、三度复校之后，曾宝荪会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欣赏中国文化，又能具科学精神”、“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和她的姑祖母曾纪芬类似，她们一律受用于“儒教”而不自知或自认其为“（宗）教”？出入自如却不自知或自认为“离经叛道”？这或许正是儒家精神最为迷人之处。

犹如“与任何教会无关”且是“未受洗的基督徒”的曾约农，他是曾宝荪的表弟，二人一生联袂办学，出生入死，相濡以沫。曾约农赴台后成为东海大学第一任开办校长，他的开办宗旨，第一条就是“科学人才要有国粹及宗教的认识”——这些濡染浸浴着儒家文化成长起来的曾门后裔，面对“基督教”时他们如何处置或是否搁置了“儒教”问题？孙尚扬先生断言“在这些归信基督教的曾氏后裔的心目中，西学与西教的结合才可以救中国，换言之，他们赋予基督教以拯救中国的功能角色”，虽然未免轻忽他们对于教理本身的接受问题尤其他们的“国粹底色”在这场个体任信中所承担的关键功能，但将此时中国人的基督信仰置于“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考察，无疑是深得三昧的。惟其如此，才好理解何以曾宝荪会在童年饱受儒、释、道三教影响的基础上义无反顾转向基督。尽管她在编译之作《实验宗教学教程》（1934年由上海青年会主持出版）中提倡“诸教同理”、主张宗教的经验是相通的、“天、神、人”一理、都是追求“天人合一”——这又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儒学根基。乃至在英国参加贵格会聚会，她的信奉方式经常就是长时间默坐、静候圣灵的指导。习惯读经、讲经、祷告的同学信众难免对此时有讽刺，曾宝荪却自认为从中对“天人合一”感悟获益良多，并由此想到“朱夫子也主张静坐，佛教更是提倡静默，甚至闭关多日”。日后，曾宝荪在日本西京感受到的感动，也是“物我无争，天人和谐”：“西京代表日本传统文化，也就像中国的文化，一片谦虚诚朴的气象，我很欣赏。”难怪她会和虔诚的佛教徒例如太原赵戴文讨论“佛教与基督教相似之处”。赵戴文认为佛教与基督教“都是济世救人”：“耶教由信称义，是自诚明；佛教由大智启信，是自明诚，所以两者相通”——这一论点实则又是出于“儒学”的基本修养或“底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我们当然可以反驳说，这样一种蓄意“求同”而抹杀“差异”的宗教“混信”影响或迟滞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真正认识，然而所有的接受史都是误读史，佛教自东汉进入中国，又何尝不是在如此误读的基础上获得发展？

1938年冬天，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上，曾宝荪和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人共同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上，曾宝荪的忧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物质文明不能离开宗教道德，二是宗教的大敌不是“异教”，而是“极端的唯物哲学”。这样睿智的见识，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

当然，似乎应当再记一事：曾宝荪及其同辈曾家后人当中，多人不婚，例如曾约农、曾昭桦、曾宝菡、曾昭燏……对于历来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文化尤其家族文化，曾家后人的个体精神生活的选择与坚守，是横空出世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在现代中国一所名大学与一位名校长之间关联往往最为密切者：例如北京大学之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之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之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之与竺可桢……相对而言，知道金陵女子大学与其连任二十三年的女校长吴贻芳（1893—1985）的中国人，恐怕就要少一些了。

1928年，年仅三十五岁的留美博士吴贻芳出任了她的母校第一位中国国籍的校长，她的就职演说开宗明义：金陵女大的目的，是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

十五年之后，1943年某次纪念周演讲上，吴贻芳希望她的女学生们“最应注意者，以自立自强为重要，无论在学业上、品格上”。而她的女学生们则说：“希望我们自勉，不自私自利，不让男子包揽社会一切事情，每个人将来都作吴校长。”

这也算一个大学校长、一个为人师者能得到的最悦耳的表扬了，所谓“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她的身体力行让她本人成为了学生未来的“梦想”与“方向”。

吴贻芳原籍湖北，1904—1915年间先后就读于杭州女子学校、上海启明女子学校、苏州景海女子学校，之后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短期任教。1916年吴贻芳以特别生资格插班进入金陵女子大学。1919年毕业后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2年赴美留学于密执安大学，1928年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即掌校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日后还将获得美国史密斯学院、威尔士女子大学以及南加州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

“珞珈三杰”之一，在英、法分别受过系统教育的“莎士比亚专家”袁昌英，当时居然也会对金陵女大有不少闲话：“在女子金陵大学求学的人真是前世修来合该享受几年公主的生活……我们一路参观，一路耿耿为怀的是：这一般青年女子习惯了这样奢侈的生活，将来回到贫穷的中国社会里面，怕不容易相安，还许反因教育而惹起一生的烦恼呢。”

袁昌英担心教会学校的学生“不适于中国社会的应用”、希望她们“多与中国社会接洽”。

但在实际上，此时的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的办学宗旨是很朴素的，教会学校“德、智、体、群、灵”的人格教育并不排除“济世”一层的关怀。吴贻芳希望她的女学生们：“具有高尚的理想，不图个人的私利，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为同学互助合作，对社会有至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198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封面为紫底金字设计华丽的精装本《吴贻芳纪念集》，但内容单薄得让人诧异，多为建国之后一些泛泛的讲话稿以及若干纪念文章，至于1949年之前的文字，便只有一封致1945级毕业生的贺电以及《华群女士事略》。何况，理科出身的吴贻芳自认她从来不“做文章”，她希望自己的教育思想通过教育实践活动体现出来、通过教育实践逐步形成，不断升华，又能在教育实践中得到活化、践履。因此，除却讲话录音和个别通信，《华群女士事略》还真成了吴贻芳难得一见的文笔、文章、文采。

华群女士即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系主任兼教导主任）Minnie Vautrin教授（1886—1942，现多译为魏特琳），1919年开始她一直在金陵女大工作了二十二年。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Vautrin教授留守金陵女大，遂改造校舍为战时收容所，冒险救护妇孺无算，被人称为“万家生佛”——她本人却因此巨大刺激而抱病回国，不久悒郁自杀。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吴贻芳说：

昕夕从事，冒险犯难，心力交瘁。

后首都（指南京）秩序渐有进步，妇孺可以回家居住，唯无家可归者又成问题，因设职业科，授以生活技能，使能自谋生活；更设实验科，即附中之暗中复活，以教育陷区之女青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观。

女士深得基督教之博爱精神，待人接物无不具有爱心，故能舍己为群，乐善不倦。

基督徒吴贻芳（1916年受洗）对于金陵女大的校训“厚生”（词源本自《约翰福音》，意为“我来了，是为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满”）的释读，不离《圣经》本旨，却又似乎颇有“儒家风范”：“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能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为丰满。”

这很有点像《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追求了。

1943年在《基督教与世界秩序》讲演中，吴贻芳更说：“中国的儒家学说看重包容及中庸之道。儒家学说一向对宗教各个教义取包容态度，因此儒、道、佛三教以至基督教能共存。中庸之道则教导人切勿走极端，每一文化及国家有着自己一套信念、目标。如果我们的中庸之道把各国的信念汇集，从而找出中心点，这样世界可迈进一大步。”

1980年11月的上海校友会上，吴贻芳则再一次用一个已经流传多年的关于“莲子”的谜语来抒发心曲：

象牙坛儿紫檀盖，里面坐着一棵小白菜。

莲子洁白如象牙，象牙是纯洁的，紫檀木是很刚强坚实的木材。它揭示了做人的哲理，我们做人就要心地纯真，要有自己的立场、原则，要有刚强的意志。但是，这珍贵的坛儿里面不是放的金银财宝，而是一棵小白菜。小白菜是普通的蔬菜，但是它有营养，贫富老少都离不开它。

所谓丰厚的生命，不是为一个人。

据说，身在海外的金陵女大校友，往往最看重“厚生”的校训，视其为一生行动的准则。

没有必要好奇和追问，为什么吴贻芳以及相当一批在金陵女大教书的出众女子不约而同选择了“不婚主义”——尽管这些富有爱心的女先生还要为自己的女学生担负起婚姻指导的任务——而在实际上，金陵女大学生的结婚率的确不高。结婚或不，与“爱的能力”并不成正相关：

让我做一个平安的使者——

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爱；

有伤害的地方，让我播种宽容；

有怀疑的地方，让我播种信任；

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

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

有伤心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

这是金陵女大一位百岁校友张肖松博士的座右铭。这位一百零四岁还在义务教书的老人说：“感谢主我有一个美好的一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人间这么久，一定有原因，我必在四周看看是否有人需要我帮助。”

苏雪林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吴贻芳恰好是该校外文系的系主任，苏对之印象深刻。苏雪林记忆中的吴贻芳，“教法优良”而“身世悲惨”。这具体指的，应该是1909年任职于湖北牙厘总局的吴贻芳之父因财务亏空无法偿还投江之后，1911年不到一月时间内，吴贻芳又遭遇连失母、兄、姐三位亲人的人间惨剧（姐亦为自杀）。

或者，对“厚生”的郑重护持也是源于对曾经经历的惨厉的“轻生”的反思与反应罢。

吴贻芳的精神其主要“见诸行事”者，便是她掌金陵女大校印二十三年的实际成果了。她注重文理兼修，注重基础知识，注重联系实际。金陵女大的毕业学生在国外普遍受到好评。在自己的学生眼中，吴贻芳“一生清白，无所不通”：“校长的坚定而慈祥的眼神，总是给人以信心。”尽管这位童年遭遇坎坷的女性似乎外貌稍显冷淡，“庄重淑静的仪表，少有笑容的表情”，但她的学生更记得这位校长的人格整峻之处：“计划中的事，不论多么忙，多么累，千方百计一定要如期完成，不能延宕。”“一个人凡要决定一件事，就要心平气静，用冷静的头脑去观察去分析，忧虑与不安的心情会扰乱你的思考，不能解决任何一件事情。”

“秉基督教服务之精神，作教育者清高之生涯”（1932），“爱人敦谊的解悟与愉悦个性的长成，知识的权力与博学的雄伟”（1946），“谁谓女界中无能者？君不见我乎金陵”（1947），“实事求是、有条不紊、克己谦恭、和蔼真诚”（1948），“金陵女大的教育，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清白的、诚实的、坦荡的、自强不息的、能自立于社会的女子”……在金陵女大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记忆中，吴校长便是如此具备了“艰苦卓绝之精神，立德立群之良范”。

吴贻芳1943年作为著名的“六教授”之一曾到美国各地宣称抗战，两度入选国民参政会主席团。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于美国旧金山举行，吴贻芳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重庆妇女界曾在国民外交协会的礼堂为她送行，吴贻芳如是说：“我对于和平有一个希望，就是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联盟太重理想，此次第二次的世界和平的建立当靠武力；但最高的理想是民族互相谅解为重要的鹄的，即所谓世界大同。在两次大战中，由于血泪的经验，我们知道精神与道德是不可忽略的，不再使武力胜于正义，我们要维护世界永远的和平。”

1948年底，吴贻芳拒绝将金陵女大迁往台湾。1949年，吴贻芳拒绝飞台，她“静静而又不安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

“见诸于行事”的吴贻芳还有很多感受可以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例如作家冰心如是说：“我第一次得瞻吴先生的风采，是在一九一九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大礼堂的讲台下，那时我是协和女大理预科的学生，她来协和女大演讲。我正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位子上，看见她穿着雅淡而称身的衣裙，从容地走上讲台时，我就惊慕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她一开始讲话，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都使我感到在我们女大的讲台上，从来还没有过象她这样杰出的演讲者！”冰心更记得1941年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我是参政员，她是参政会主席团之一，我最喜欢参加她主持的会议。我又是在会堂台下仰望吴主席，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之中，她从容而正确地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她似乎都十分了解。”

曾跟吴贻芳共事多年的石西民也记得作为“国民党参政会”成员的吴贻芳在抗战后方的表现：“在会场上她风度翩翩，语言平实，仪态庄重而又灵活，没有旧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迂’，也看不到旧中国留学生中有些人的那种‘浮’，给人以办事干练、作风踏实的印象。有时候她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对会议民主那一套工作程序，运用得非常纯熟，处理起提案来也是头头是道。而进退答对，朴实无华，没有旧社会政客的那种油滑习气。”

更为难得的，石西民还给我们保留了难得一见的吴贻芳针对宗教与婚姻的看法：“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信仰宗教？你真的以为上帝存在？她回答十分坦率自然，大意是说：她一到礼拜堂里，参加一些活动，觉得感情有所寄托，道德精神也高尚起来，渐渐地也就成了习惯，这与迷信无关。”“我还关心过她的个人生活，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吴贻芳女士的回答让我明白：旧社会的门第，女博士的高名，大学女校长的身份，如何妨碍她的婚姻，加上少女的自尊和矜持，终于把机会错过，而强烈的事业心则又如何使她把个人的事抛在一边，如此等等。”

吴贻芳清澈地生活在自己选择命运同时为命运所选择的春天之中，芳华清淡，却高洁如雪。

有意思的是，美国博士吴贻芳1979年到母校密执安大学领“智慧女神奖”归来，曾经在写给金女大校友崔可石的信中，如此点评了“美国模式”：

美国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友好待人的精神，以劳动获得报酬为生等进步面保持着；另一方面则有“不安全感”，找工作困难，浪费大（他们的观念是多消费，多生产，多提供就业机会），家庭观念淡薄，男女关系混乱，吸毒等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