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禅师在两宋间的学术追求

碧莲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蜀中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在成都出任昭觉寺住持。他的师父法演（1024—1104），属与苏轼同时代的人。有宋一代，是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建构完成（主要在唐代）后的一个大发展时期，禅宗的理论体系与传播系统更是日新月异，嬗变激烈。法演和圆悟克勤，特别是后者，以勇于挑战的精神，引发了禅宗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慧能当年引发的那场大革命（倡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

法演原系绵州（今绵阳）邓氏子，35岁时始离俗入道，在成都研习百法唯识，颇得法相奥妙，但却不谙禅门人士的口头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于是负笈出蜀，到南方去寻求答案。他后来常住黄梅五祖山（在今湖北），学得禅宗真谛，将自杨岐方会而下的临济杨岐派发扬光大，终至极盛，世称“蕲州（黄梅属蕲州）五祖”，又称“五祖禅师”。其门下弟子济济，著名者22人，以佛眼清远、佛鉴慧勤、圆悟克勤（佛果克勤）名声最响。法演在参禅方法上，摒弃因循已久的机锋、棒喝等模式而提倡“参公案”。他曾引艳诗参禅，而弟子圆悟克勤亦回以艳诗以示顿悟，毫不顾及可能招致犯戒的指责。（参见普济编《五灯会元》卷十九）这种不拘一格的开放式手段，弘扬了南宗禅自信、自立、不迷信权威、乐观奋进的教义精神，将禅宗的修持方法引领到一个新境界。

唐末五代时的禅风，多以当下“接机”为主，禅师们“上堂”的“法语”并不多见。但到了两宋之交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禅宗从机锋、棒喝转变为文字禅、公案禅及话头禅。促成这一转变的，首先是法演，其次是在他教育提携下用功最勤、思维最敏的圆悟克勤。

圆悟克勤原系彭州骆氏子，一生转益多师，遍参知识。他于崇宁元年住持成都昭觉寺，至宣和七年（1125年）奉诏住持汴京（今开封）天宁寺。不久，“靖康之变”起，宋高宗践祚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召克勤论军国事，赐号“圆悟大师”。克勤亦奔走淮泗，力劝豪富输将以纾国难。稍后，高宗渡江而南，称臣于金，划淮自守；又以僧寺财赀，鬻度牒，卖师号，课香水钱。圆悟克勤力谏未果，遂经庐山返蜀，再度住持昭觉寺，直至绍兴五年（1135年）逝世。这期间，他注意到禅宗讲学中实际存在的“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尴尬状况，遂以大立文字的方法完成了禅宗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碧岩录》十卷。

《碧岩录》是以圆悟克勤在昭觉、灵泉和道林三寺对云门宗雪窦重显《颂古百则》语录的讲解为基础，由他的门徒整理而成的。其将公案、颂文、经教三者结合起来，以评唱（注释）为主要特色；且在评唱中时用机语，又以夹注或透机锋，“创造了一种新的禅宗经典形式”（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

《碧岩录》应是当时一种优美的白话文学读本，同时又是面向广大佛徒的通俗实用的讲经教材。其文字简短，多则十余字，少则三五字，有时甚至只有一字；语言生动活泼，间或使用韵语，遂使教学充满生趣。弟子由此能于轻松活泼中明白事理，机智幽默中领悟真谛。这比此前老一辈禅师的棒喝，更具吸引力，也更具理性和人文色彩，当然也就深受弟子们的欢迎了。

虽然此前也有沩仰、临济、德山、赵州、洞山、雪峰、云门、法眼等大师的“语录”推出，但多如云门者也仅三卷。《古尊宿语录》所收集的诸家语录，最多是佛眼清远的，为九卷多。克勤却不仅一口气完成《碧岩录》十卷，而且还推出以“击节”为特色的语录《击节录》二卷、书信录《心要》三卷。《大藏经》收录他的语录为二十卷。他的《碧岩录》在日本也很有影响，被视为中国佛教的三大奇书之一（另为《坛经》《圆觉大疏》）。

在圆悟克勤的教诲下，弟子大慧宗杲（1089—1163）用功更勤，完成《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冉云华先生在《印度禅与中国禅》一文里说：“禅宗和尚作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不主张念经，而主张实干。禅宗语录采用庄子那种优美、滑稽、毫不拘束的形式并代替了佛经。禅宗语录使一些奇怪的话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和行动。禅宗语录是禅完全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它体现出中国禅宗的一大特点，就是以我为主而各取所需，要言不烦而一语中的。”不过，将这一特点予以强烈凸显，使禅宗语录大行于禅林，从而使禅宗讲学由“讲‘公案’逗‘机锋’的‘灯录’、‘语录’发展到‘注释’公案、机锋的阶段，也可以说是对‘公案’进行研究的阶段”，从机锋、棒喝进入到文字禅繁荣时期的则是蜀中和尚圆悟克勤。（参见皮朝纲：《圆悟克勤的禅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启示》，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以后，他的学生大慧宗杲才在此基础上将禅宗讲学发展为旨在摆脱公案、超越文字的看话禅（话头禅）。

两宋间的四川禅师在学术上的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在修持方法上的因应时变，推陈出新，铸成了四川禅宗在中国禅林引人注目的地位，亦促成四川佛学界与中国佛学界学术思想上的大演变。这当然是与唐宋之际特别是两宋间的四川学术文化的演变进程相合拍的，是这一时期四川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在佛学界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