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观万物 善待生命

张学东

大约在十年前，我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进修时，写过一篇习作《跪乳时期的羊》，这个短篇小说在《十月》杂志顺利刊发，也引起很多读者和评论者的关注。后来何向阳女士在其文章中指出，“《跪乳时期的羊》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读来令人心痛和震撼，生命在70后作家的笔下受到那样隆重深切近乎自疚与哀悼般的记述和凭吊……”我想，这大概是在我早期作品中比较自觉地介入到今天我们中外作家在中国庐山国际写作营所要谈论的话题，即自然及文学的关系。

为了接下来表述方便起见，请允许我先简要地概括一下《跪乳时期的羊》。在这篇小说中，我以清澈而又懵懂的孩童视角，充满诗意地勾勒出西北大地上的天然草场、牧民和羊群等自然景象。正是在这弥漫着浓浓青草气息的大好风光里，一头叫“臼耳朵”的小羊羔落草了，它像所有婴儿那样稚嫩而又顽皮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香甜可口的母乳的渴望也完全是来自动物的本能。然而，懵懂无知的小羊羔并不知晓，在它以外还有另一个真正的孩子，也就是牧民家里失去母亲的那个小家伙，很快将要成为夺取“臼耳朵”母乳资格的强大外力。孩子生下来没有奶吃，自然要以羊奶作替代品。孩子整天哭声响亮，当小家伙在奶奶干瘪的乳房上一无所获时，奶奶就对爷爷说，该挤些奶子喂这个“小羊羔子”了。“臼耳朵”的噩运即由此开始，短期内失去母乳的小羊羔，继而又遭遇了阉割之痛，它开始郁郁寡欢、孤身独处，最终又被当作最好的一份家庭祭祀品，而被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

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跪乳时期的羊》，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篇作品也许就因其看待生命和自然的独特视角，或多或少带给读者具有现代性张力的阅读体验。由此，也让我进一步思考文学的本意，通过丰富的个人感受编织了一个看似伤感而又凄美的故事，其实，我不正是想通过这篇小说来拷问人是如何看待自然和宇宙万物的，我们又是以何种尺度来对待身边的一切生命的？诸如生命意义的焦虑、与万物齐观的自然生存法则，恰好都是我在《跪乳时期的羊》中所要表达的东西。

其实，此类作品在我们的文学视野里可谓俯拾皆是。杰克·伦敦的名作《热爱生命》中那个落难的淘金者，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中孤注一掷地寻求生路，面对饥饿、严寒和死亡（即狼的威胁），他始终不曾放弃生的欲望。他同狼一次次较量，直至最后亲手将狼掐死，并吮吸狼血以求自救。在作家笔下，自然似乎永远是残酷的生存象征，既是人类生存的衣食父母，又无时无刻不叫人陷入困顿局面，乃至濒死境地。也许，这一切都是表面文章，通过对这部小说的深层解读，其实不难看出，《热爱生命》同时也蕴含了另一层深意，那就是遭遇厄运的淘金者，不正代表了对自然万物疯狂开采和掠夺的人类的贪婪模样？也许，他们确实获得了不菲的经济回报，他们面对自然时的强悍是毋庸置疑的，可一旦让他们置身过度开发后的荒漠中时，他们又显得那么孱弱和不堪一击。

另外一部我们同样耳熟能详的作品，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小说中的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未能捕到鱼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独自出海了，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狂风恶浪的轮番洗劫之后，他还是勉强捕到了一条大马林鱼。然而时运不济，这条鱼最后并不能得以保全，在渔夫的归途中又一再地遭遇鲨鱼的猛烈袭击，终究只剩下可怜兮兮的鱼头、鱼尾和一条白骨森森的鱼脊了。

尽管海明威的这部作品被世人解读出若干象征意义，但作家本人似乎并不愿意接受：“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没有什么象征主义，全都是胡说。”我非常欣赏作家的这份执拗的告白，作家创作一部小说，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这不过是他看待宇宙万物的一种目光，是他生活的一种常态，也是他敬畏自然的必然结果。在我看来，海明威之所以称得上伟大，正是由于他真切而又朴实地秉持了“万物齐观”的生存法则，所以，才会在文本中营造出那样一种效果，即我们如何对待自然万物，反过来它们便会如何对待我们。

如果说在杰克·伦敦和海明威那里自然更多的是以残酷的生存背景和某种象征出现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这里，自然早已经滴水不漏地渗透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之中了。小说《边城》堪称一部关于自然与文学关系问题的最好答卷。从表面上看，作家似乎完全投入到对边城山河景致风土人情的描述当中，读者看到的不过是官路、溪水、渡头、茶峒山城、水手、掌水码头等等，作者一路细致入微地娓娓道来，然后才终于引出小说的人物“祖父找人做了替身，便带了黄狗和翠翠进城”。而作者对人物的刻画总是有些漫不经心，着墨不多，跟中国的写意画相仿，甚至并没有集中去描写小姑娘翠翠的身世及日常生活细节，可最终达到的效果却令人惊叹：翠翠身上仿佛有种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的神秘气质，甚至有种与她所处的那个世界息息相通的强大的生命力。我个人以为，这正是作者在人物身上赋予了无限的自然灵气——有山水，亦有天地。或者说，整个边城的那股盎然的生气，都被作家非常巧妙地灌注到翠翠身上去了。读这样的作品，感觉人物和自然不分彼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这里风土人情、爱恨悲喜，全部融会贯通，达到某种浑然天成的理想境界。

如此看来，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同自然万物贴得很近，总能够静静地聆听自然万物的脉动和心跳，心怀良善，懂得敬畏，珍视生命。好作家知道这个世界不完全是人类的天下，至少，无限制地掌控万物、贪婪地占有一切是很不明智的。因为我们总是会在现实生活中一再遭遇杰克·伦敦式的困顿和海明威式的获而一无所获，学会敬而远之或和谐相处，才是人类最理想的归宿。诚然，海明威也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这看似铮铮强硬的男子汉宣言，也许恰恰透露出另一层无奈的信息：看似无所不能的我们，终将有被毁灭的时刻。况且，那个毁灭者正是我们自己。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看起来水是自然界里最难以把握的一种物质，时而平静，时而喧嚣，静如黑夜般深邃难测，动则波浪滔天摧枯拉朽。文学作品描摹现实世界，其本质上犹如河流裹挟泥沙而浩浩俱下，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善恶是非均流淌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学作品就更加接近于水的性情了：宽阔，博大，含蓄，温柔，浪漫，平静，迂回，汹涌，一波三折，包罗万象。因为像水，文学的形式也总是千变万化的，小说、散文、诗歌，等等，仿佛将水置于不同的容器，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形式千变万化，但它所要表达的人类精神最根本的东西却是一致的，就像世界上所有的江河终将一泻千里，奔涌入海。

再有文学作品的厚重感，则更接近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千百年来土地被人类反反复复耕种，春种秋收，春花秋实，无休无止，周而复始。一代代作家们伏案劳作，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些叫人欲罢不能的古老的故事，那些被不断传诵的爱恨情仇，仿佛是有意无意丢下的一粒粒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土地慈母一般温柔平和地接纳着它们，在风雨中沉寂并孕育着每一个幼小的生命。大地上既可以生产出优质的小麦和大米，供人们食用;也可以开出那种最妖娆绚丽的花朵、结下罪恶滔天的果实——罂粟，它们麻醉人的肉体乃至灵魂。由此可见，土地所具有的包容性简直可谓无所不能。

作为人类思想和精神的重要载体，文学无疑具有了水和土的双重禀性，也就是说文学在本质上最接近于自然。好的文学作品总是传达出一派生机勃发的自然风貌，一种接天地水土之气的阔达与通畅。这一点上，我国唐宋以来的诗人可谓做到完美，尤其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传世佳作，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范本。我觉得作家不妨做一介摆渡者，逆流时孤注一掷，顺流时波澜不惊，内心永远只有一个梦想——在文学的广阔海洋里将这一叶扁舟驶向理想的彼岸;我们还要像农人对待一枚枚沉甸甸的种子或果实那样善待笔下的人物，要知道农民是从来不会拿自己的庄稼和土地开玩笑的。

亨利·戴维·梭罗在其《瓦尔登湖》中这样写道：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出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使是对于愤世嫉俗的可怜人和最最忧郁的人也一样;只要生活在大自然之间而还有五官的话，便不可能有很阴郁的忧虑。1845年3月，与孤独长期为伴的梭罗先生借来一把斧头，只身走进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此后开始了作家或者说文学同大自然的一次漫长的对话。梭罗的特立独行在今天看来，越发彰显出其独特的魅力，一如他那不朽的名著《瓦尔登湖》。在全球化背景和经济浪潮日益汹涌的当下，如何让我们的文学与自然保持一种良性的关系，也许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读书需要幽雅僻静的环境，创作亦然，至少，我们需要在作品里呼唤那样一种久违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