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即利他？

陈嘉映

从人类中有我，只能演绎出爱人类不一定不爱自己，并不能演绎出爱己不外人

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常译为功利主义）的人性论预设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它的结论是：最好的行为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从这个预设似乎很难得到这个结论。英国哲学家边沁大致提供了两种回答。一种回答是，个人之所以会考虑别人，服从社会，是因为不服从就会得到痛苦，例如舆论的谴责乃至法律的惩罚，因此遭受痛苦，这份痛苦和所获的利益两相加减下来，还是以正当的手段获利比较合算。另一种回答是，利己与有利于人类整体这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们先来看看边沁的第一种解答。的确，人们常常因为“违法的代价太高”而不去违法。不过，我猜测，也常会有这样的机会——算下来的结果是违法获利还蛮合算的，尤其，若我们能把违法技巧提升到一个高新水平。近年来，虽然也法办了不少贪官污吏、黑心商人，造假、贪贿却一浪高过一浪，造假贪贿的手段也不断翻新，看来在印证这个猜测。立法者固然可以在这里那里提高“违法的代价”，但不大可能通过这个途径杜绝违法。何况，处处提高违法的代价只会造出一部苛法，殊非我们本来所愿。咱们还不说立法者执法者自己最容易变成为自家谋利的大户。

那么，第二种解答呢？国人引进功效主义之初，是连着这两个解答一起引进的，而第二种解答尤得人心。周作人有一篇题为“人的文学”的文章，现代中国文学史都会提到，文中主张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种主义要营造的是“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利己怎么一来就利他了呢？“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依此，我们最后就能来到“家人类”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这听上去很美，不过只能听一听开心，不能去多想。是的，独木不成林，不过，一棵树壮大，往往让周边多少竞争者枯萎死掉。从人类中有我，只能演绎出爱人类不一定不爱自己，并不能演绎出爱己不外人。

陈独秀同样认为自利主义不能只限于个人，而应当“扩而充之”，直扩充到“国家自利，社会自利，人类自利”。张东荪所取的也是同一条思路：“各个人不过以其自身之理想为目标而已。而此各人之理想即有全体目的相应者。”全体目的怎么来相应各人之理想呢？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是一种机制，但张东荪没往这个方向想。他用同情心为例来说明自己的意思。“同情之情感无异于自我之情感之扩大……自知自己意志与社会意志相合，于是自觉幸福。此种幸福之情感暗中与全体幸福相一致……情感之为自利与利他又同出一源，逐渐知全体之利即为自己之利”。这种“扩大化”的思路恐怕过于简单了，让我们为难的，总是自己的意志往往与“社会意义”不合，对全体有利的事往往对自己无利，这些是硬邦邦的事实，无论暗中还是明中怎样感觉，并不能加以改变。自利与公益当然也有重合的时候，你生性抠门，什么都省着用，这有利于环保。不过，我们不愿用这类例子来解释自利与公益的联系，因为抠门人在花费自己所有时抠门，在使用共有物品时却可能大手大脚。

从个人的自利恐怕很难“开出”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愿望。其实，达尔文早就指出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扭曲：个人的自利是行为的动机，而最大幸福原则“与其说是行为的动机，毋宁说是行为的标准更为正确”。功效主义的逻辑并不是要从自利动机演绎出利他动机，而是要从那里演绎出利他的“客观效果”，既然功效主义是后果论的，这种利他效果就为行为提供了达尔文所说的道德标准。自利动机怎样演绎得出利他效果？最流行的解说是“看不见的手”。

（作者为首都师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