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何以讥评《世说新语》

刘强

在《世说新语》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传播接受史上，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是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对《世说新语》（下称《世说》）及《晋书》的讥评，不仅是中国史学批评的一大事件，也成了《世说》接受史上的一道风景。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史通·忤时篇》）。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参与编纂《三教珠英》。长安二年（702）始任史官，兼修国史，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唐中宗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而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年六十一，谥曰文。一生撰述丰富，尤以《史通》最为著名，其书体大虑周，影响深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

刘知幾是一位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的史学家，在《史通·自叙》中其自述写作原委说：“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又说：“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入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其立言不朽之志，可见一斑。

因其立志高远，故能忠于史职，严守史家家法。对修史之事，刘知幾不仅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之说，更有著史“五不可”之论（详参《新唐书·刘子玄传》），足见其方正严谨之史学立场。《新唐书》本传谓其“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大概正因如此，刘知幾才对唐修《晋书》采《世说》等“委巷小说”入书大加讥刺。

刘知幾的评论可分三个层次：一是讥评《晋书》，二是指谬《世说》，三是褒贬刘注。

（一） 讥评《晋书》。《晋书》乃唐太宗御敕修撰，参与修撰的有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共二十一人。因史官们对前代史籍秉承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故对古代文献多有采用，即便如野史杂传、小说偏记亦不偏废。这自然引起了主张“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史通·采撰》）的刘知幾的极大不满。他在《史通·采撰篇》中说：

夫郡国之籍，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于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汉、晋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覈，何以详其是非？

“征彼虚誉，定为实录”八字，几将唐修《晋书》一棒打死。《史通·论赞篇》又云：“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几乎是对《晋书》作者的集体批评。在《史通·申左篇》中，评价《穀梁》、《公羊》二传时，又附带批评汉晋史书说：

如《穀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班、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孙并列。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

“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八字，虽有矫枉过正、言过其实之嫌，但可看出刘知幾对《晋书》之不能容忍。五代时所修的《旧唐书·房玄龄传》称：唐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亦云：“刘知幾《史通》：‘《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是也。曹（嘉之）、干（宝）两《纪》，孙（盛）、檀（道鸾）二《阳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又云：‘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亲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清代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正统言论，仍对《晋书》持一种否定态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矣。”这些论述，显然是受了刘知幾的影响。

（二） 指谬《世说》。刘知幾在《史通·采撰》中说：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史通·书事》亦云：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又《史通·外篇·杂说上》云：

夫编年叙事，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易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若以古方今，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

细审其文意，多是借古讽今，轻诋《世说》终不过为讥议《晋书》张目也。

（三） 褒贬刘注。子玄虽持正统史家立场，对《晋书》收录《世说》作无情批判，但对为《世说》作注的刘孝标却给予很高评价，《史通·杂说中》云：

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述事也，直载其嗜酒沈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

这里，刘知幾斥《世说》为“妄言”，尊孝标为“正说”，厚此薄彼，无以复加。不仅对孝标的《世说注》赞许有加，甚至对孝标其人亦致意再三，引为同调。其在《史通·自叙》中仿孝标自比冯敬通而自比扬雄。但同时，刘知幾对孝标为《世说》作注亦深表遗憾，甚至视之为“好事之子”：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史通·补注》）

又说：“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已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索隐，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同上）在刘知幾看来，刘孝标注《世说》，简直有点不务正业、明珠暗投了。

此外，《史通》还有不少史评文字，亦可视为对《世说》及《晋书》的双重评论。史评不外乎二端：一为评论史事，一为臧否人物。《史通》有《暗惑》一篇，专揭史事之疑谬。如《世说·容止》第1“魏武将见匈奴使”条，本自裴启《语林》，后编入《魏史注》。刘知幾乃辨其诬云：

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领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难曰：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己。如崔琰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称人君，皆慎其举措，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其为绥抚勤矣。虽复略以金帛，结以亲姻，犹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惧招物议，故诛彼行人，将以杜滋谤口，而言同纶，声遍寰区，欲盖而彰，止益其辱。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夫刍荛鄙说，闾巷谰言，凡如此书，通无击难。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故特申掎抚，辩其疑误者焉。

关于曹操杀匈奴使一事，近人多有指谬。程炎震考证说：“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操进爵为魏王。其时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与侯王来朝。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殆此时事。然其年琰即诛死，恐非实也。”李详亦引《史通·暗惑篇》以斥其无据。余嘉锡更道：“此事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不可尽信。”不过余氏对刘知幾亦有驳难：“然刘子玄之持论，亦复过当。考《后汉书·南匈奴传》：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南单于奉藩称臣，入居西河，已夷为属国，事汉甚谨。顺帝时，中郎将陈龟迫单于休利自杀。灵帝时，中郎将张修遂擅斩单于呼征。其君长且俯首受屠割，纵杀一使者，曾何足言？且终东汉之世，未尝与匈奴结姻，北单于亦屡求和亲。虽复时有侵轶，辄为汉所击破。子玄张大其词，漫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不亦傎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此为评史事，再说论人物。同篇刘知幾又论阮籍云：

又《新晋书·阮籍传》曰：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饮二斗酒。然后临穴，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复吐血数斗。毁瘠骨立，殆致灭性。难曰：夫人才虽下愚，识虽不肖，始亡天属，必致其哀。但有苴绖未几，悲荒遽辍，如谓本无戚容，则未之有也。况嗣宗当圣善将殁，闵凶所钟，合门惶恐，举族悲咤。居里巷者，犹停舂相之音；在邻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为其子者，方对局求决，举杯酣畅。但当此际，曾无感恻，则心同木石，志如枭獍者，安有既临泉穴，始知摧恸者乎？求诸人情，事必不尔。又孝子之丧亲也，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斯可至于癯瘠矣。……盖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丧过失，而说者遂言其无礼如彼。又以其志操本异，才识甚高，而谈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毁及誉，皆无取焉。（《史通·暗惑》）

据实而论，刘知幾对《晋书》采《世说》及刘注之阮籍轶事的批评，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文字或者叙事本与历史真实存在距离，夸张文饰在所难免，读者沿波讨源，以意逆志可也，非要视夸张为乌有，以文饰为子虚，则又犯了想当然的毛病。刘知幾如此激烈地批评《世说》之类说部，事实上源于其对史传的情有独钟，以至于难免戴着史家的有色眼镜去要求所有的杂史别传以及志人小说。在《史通·杂述》中刘知幾说：

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

观此可知，在刘知幾心目中，史家几乎囊括了所有叙事文体，以至于像《世说》、《语林》之类，不过“史氏流别”之一的“琐言类”作品，而完全无视小说之独立的存在价值。难怪纪昀要说：“义庆所述，刘知幾《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幾绳之以史法，似不于伦，未为通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世说新语》提要）

或许有人会问：刘知幾既以儒家自居，又系彭城刘氏后人，与刘义庆当系同宗，何以见讥如此？其实，此亦不难理解。《新唐书》本传载：“子玄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及谱考。上推汉为陆终苗裔，非尧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据明审，议者高其博。”也即是说，刘知幾并不认为自己是彭城刘氏苗裔，自己的祖先乃系居巢刘氏。如其乃确为彭城刘氏，即便真理在握，亦当不至于唐突先辈若此。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刘知幾对《世说》的批评：“褒也好，贬也罢，总是基于对这部书的关注，而且客观上，这样的褒贬常会益其声价，促其流通，这恐怕是刘知幾们始料未及的。”（参见《世说新语与卯金刀氏》，《文景》2003年第4期）揆诸整个《世说》研究史，刘知幾的讥评，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他几乎开启了后世王夫之、顾炎武、李慈铭、程炎震乃至余嘉锡等以名教是非为己任的儒家学者，对《世说》及“魏晋风度”之流弊的口诛笔伐。这与盛唐时代，国家统一，文化繁荣，士大夫充满安身立命的自信，尤其是儒家思想再度回到主流意识形态中是大有关系的。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