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

文/ 李雨霖

昆明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

文/ 李雨霖

抗战时期，援华驻昆盟军所编绘出版的昆明地图，发行对象是驻昆美军人员，以便于公务出行或休息。

七十年前，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时代。对抗日战争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于书本、电影和电视。人们往往关注于那些血肉搏杀的沙场，那些抗日英雄的功勋……似乎战争只是在前线和敌后，对于昆明这个偏远的后方城市来说，这里发生过什么？这里留下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北方及沿海城市逐步被日军占领，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但同时云南又位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和中国抗日战场的结合部。在1941年底，日本进攻滇西，占领怒江以西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云南又成为抗日的前线，这样的特点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随着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民众大量撤到昆明。抗战中后期，又成为中国和盟军的战略基地。昆明是否能保得住、坚持住，是否能继续为陪都重庆、数百万抗日军队输送国际援华战略物资，是否能成为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基地，直接关系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成败和二战的命运。因此，云南以及昆明在全国抗战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抗战时期的昆明近日楼

抗战胜利堂

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位于原云贵总督府旧址，今昆明五华区护国街道办事处景星社区云瑞西路49号。该胜利堂是一座庞大的宫殿式建筑。弧形的门廊，庄重舒展的前楼，拱形穹顶的大厅，高耸的后楼，组成一架巨大飞机的造型，建筑面积达3600平米。整座楼群采用传统歇山式琉璃瓦大屋顶、清式斗拱、飞檐凌空、彩画梁枋，配以西式风格的墙体及门窗，古典与现代并存，谨严而典雅，气势恢宏，凝重优美。胜利堂于1945年12月22日奠基，1946年12月28日落成。1946年落成时定名为“抗战胜利纪念堂”，并由卢汉撰写了“抗战胜利堂碑记”。

抗战八年，昆明市民热血沸腾举城出动，为军队出征壮行助威，为阵亡将士恸哭祭奠，为前线献血筹款筹衣粮，为抗日救国争取民主游行呐喊，已经不可历数。自1937年7月7日起，昆明乃至全省人民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正在前线与敌寇生死搏斗的军民紧紧融和在一起。

昆明在当时的战略地位，各方都心知肚明。于是，中国战区统帅部同日军大本营围绕昆明展开了殊死搏斗。封锁昆明和攻占昆明是日军大本营的战略目标。此时中国其他通道都被日军封锁，唯有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成为能够接受盟军援助的大通道。日军大本营成立了“封锁委员会”，其封锁的主要手段便是实施大轰炸。轰炸的重点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的起点和国际援华战略物资集散地的昆明，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9月20日，昆明共遭受敌机轰炸29次，伤亡11479人，其中死亡1024人，受伤10445人，房屋受损8734间。然而，正是这些每天“跑警报”徘徊生死线的人们，时刻缩衣节食的人们，以惊人的毅力和极大的吃苦耐劳精神，完成了民族和国家赋予的重任。当时住在昆明的沈从文先生有感而发：“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

当抗战在全国进行时，昆明特殊的地理位置恰如战场的大后方，它保持着大后方的彼岸和基地；当众多的国土沦丧时，昆明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利用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的畅通，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我们能感受到从昆明出发的火车、运输车队所肩负的重任。在抗战的岁月，那些车队所穿越的崇山峻岭给艰苦卓绝的抗战带来的不

美军司令部总部遗址：飞虎队总部大楼

位于滇缅大道218号大院的十四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十四冶办公大楼”，主体建筑是三幢砖木石结构的中西合璧式教学楼，皆坐北朝南。主楼是一座中间三层重檐歇山顶、两侧为两层单檐歇山顶的楼房，条形西式窗，拱券门厅，正门外廊有四根巴洛克式圆柱，十分壮观。1941年，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在昆明建立基地，这幢大楼成为美军司令部总部。因为当时“飞虎队”声名显赫，人们习惯将美军司令部统称为“飞虎队大楼”。

巫家坝机场航站楼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巫家坝机场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进出口机场。巫家坝航站楼作为机场的指挥调度中心，每天将所有飞机的信息和周围空域飞机的信息集中汇总到一起，指挥飞机起降、作战和空军后勤保障等。如今，抗战时期的巫家坝机场这座航站楼仍然安静地立于关上南路98号，这是一幢奶白色的二层楼，建筑面积为7.69万平方米。

呈贡机场遗址

1942年8月，当时的云南省公路总局按照上级指令，决定在昆明附近勘测建设一个大型军用机场。同年12月，占用5000多亩平坦宽阔的良田建设呈贡机场，1943年3月，投入使用。当年是驻华美军重要的基地，美国飞虎队和14航空队以及驼峰航线空运的大量飞机在此驻扎。这里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空降兵。

昆明国际无线电台支台遗址（附：昆明广播电台旧址）

昆明国际无线电支台是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设立的国际无线电台的支台，主要承担国际无线电电报、电话业务。总台设于成都，昆明设支台。由于当时的电讯事业统一由交通部管辖，因此全称为“交通部昆明国际无线电支台”。

1938年，由云南电政管理局承建的昆明国际无线电支台投入使用。电台设施包括发信台、收信台、中心控制室和营业室等组成。现团山发信台和红庙收信台旧址保存完好。

团山发信台旧址位于五华区黑林铺小团山村，占地面积1155平方米，建筑有由四幢砖木结构中西式结合的平房。其中有3间机房，1间住宿房，呈田字状排列，房屋均为硬山式顶的一层楼砖木结构。房屋构件简单、色彩朴素。仅是抗战物资和军火，更为重要的是为抗战奠定了最为坚固的抗战大后方的基地。

保存完好的无线电台地下中心控制室

随同滇西战争的爆发，在滇缅公路被中断的历史危机中，另一条著名的航道产生了，它就是令历史永不忘却的驼峰航线。因为它，中国抗战出现了一条空中的奇迹，透过从印度到喜马拉雅山白雪茫茫间的飞行从而抵达了昆明的航道，我们看见了飞虎队员和陈纳德将军。在1942—1945年的三年时间里，美国空运队为中国抗战空运了无以计数的物资，让昆明城拥有了驼峰航线的传说。

昆明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为负荷涌入昆明的全国各地同胞，并为抗战前线提供大量抗战物资，昆明乃至全省的农民努力开荒、生产、节衣缩食，可以用“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来形容，其背后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仅全省出动的民工数量，就属全国第一。此外，云南人民对抗战的物资支援也是巨大的。据估计，抗战8年，云南人捐献的御寒棉衣就有200万件以上，衣帽鞋袜更是不计其数。1941年初，抗敌后援会在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的倡议后，云南人民踊跃捐献，共捐出30架飞机，名列全国第一。至于像云南白药的创始人曲焕章捐献3万瓶“百宝丹”等事迹都颇为常见。

在抗战历史中，昆明与全国命运与共，为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获得历史的回馈。战争带给全国一场灾难，

抗战时期的昆明正义路三牌坊

圆通山滇西抗战纪念碑与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

滇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遗址在圆通山公园内，全称为“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遗址。碑立于1947年，现仅存八角形基座及题记一方，碑石二块。碑文主要记述1944年中国远征军收复被日军侵占的松山之战役经过，及阵亡的3775名士兵和125名军官名录。该纪念碑是滇西抗战的重要实证记录。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也在圆通山公园内。“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纪念碑”，于1944年10月4日奠基，1945年2月落成。但同时也给昆明带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抗战爆发后，内地一些企业迁来昆明，为昆明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昆明的四大工业基地，马街、茨坝、海口、安宁。中国工业的很多“第一”都诞生在昆明：中国第一根电缆、第一台汽车、第一台军用望远镜、第一炉电力炼制的钢水……

鲜花是春城昆明永久的主题，即便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另外，大批精英人士来到昆明，对昆明的金融、城市建设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南屏街“银行如林”，堪称昆明的“小华尔街”。兴文银行就是今天的百货大楼、重庆银行就是今天的邮电大楼；我们大家熟悉的曾经在昆明城显赫耸立的南屏电影院和人民胜利堂就是在抗战的背景下出现的。

随着十余所国内著名高校内迁昆明，一批知名学者、高素质人才涌入昆明，推动云南的教育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在那些日子里，昆明城出现了众多著名学者、作家、诗人、教授，他们中有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吴宓、刘文典、傅斯年、潘光旦……炮火弥漫中在昆明诞生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昆延续了八年时间，在这八年时间里，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形成了那一时期特殊的“学术重地”和“文化重镇”。

“没有任何一座中国城市像昆明这样如此完整地暴露在西方观念之下”，生存于战火中的昆明民众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绝不向苦难低头的坚毅，令世界动容，成为了世界判断东方大国抗战意志和命运的重要渠道。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抗战时期的昆明双龙桥

朱自清、闻一多在昆明的旧居

抗战文化名人在昆明龙泉镇的旧居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里，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居于城内的联大教授不得不疏散至城郊的龙头村、司家营、车家壁等处。据不完全统计，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先后有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李济、梁思永、李方桂、董作宾、吴定良、丁声树等著名科学家、诗人、学者在小小的龙泉镇生活、工作过，其中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就有35位。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中国营造学社等十余个研究院所也设于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