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媒介伦理的异化与分蘖性呈现

江作苏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媒介分析】

网络环境下媒介伦理的异化与分蘖性呈现

江作苏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媒介伦理的网络化呈现，较以往与传统媒介耦合的呈现方式有所不同.碎片化的信息传递模式，伴随着分蘖式的媒介伦理生长形态，以多样性自我积存方式在网络上发育.在经典伦理学的视野所未及的场域内，由亚伦理所洐生而来的网络亚理性，正在与时俱生，需要以新的理性观予以观照和对待.

媒介 伦理 分蘖 理性

当代媒介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网民（Netizens），从技术角度可称作“网络介入者”，其分散的在线传播行为，已经深刻地植入各个行业和社会生活一切领域，成为人获取知识与信息交互的基础性行为方式.因此，作为支撑信息呈现框架的网络在线媒介伦理，也就在生活化的基础上具有了观念性与方法论的意义，深刻映射到社会行为的多种层面.

一、在线伦理交互与在线理性的不对位性

就媒介伦理（Media ethics）的终极追求而言，以研究媒介伦理著称的美国克里斯琴斯教授的观点为多数传媒人认同：“追求真相是遵守道德规范的传播者的共同目标.”［1］追求真相是一种信息搜集与传播行为，经过近一二十年世界范围的网络技术普及，公众已经全面获得了传播的平权化地位.今天，粗通文化的普通人，也都具有了以往专门人士才具备的在线信息采集与信息交互能力.这种能力作为历史上意义最为深刻的一种人类能力开发，已经在当代成为普适的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自“书同文”以来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播实践过程中，现代网络的在线传播（Online communication）技术，以文字、音频和视频多媒体的方式，第一次突破了一切“信息障”，把自由呈现的权利以微小代价的方式普及到除婴儿以外的几乎一切人，这种进步的深刻性是马列经典作家梦寐以求的“精神文化平等”雏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平等”是社会目标的一个集成，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使用“平等”一词高达17次，如“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2］等.

在线平等的状态是以一种悄然的方式进入交互空间的.在已有的常规化追求平等的传播赋权（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历史进程中，并不能找到在线传播权利被列入了哪些国家和哪些国际组织赋权的议程.因此，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失去了对应，一切人都既是解放者也是被解放者，感恩心态没有了对象，即便是技术理性至上者，在传播赋权中也找不到“牛顿定理”或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的膜拜对象.

由此，在线传播与交流的主体中，多数人在实施在线传播行为时，都不会有一般社会行为所伴随的先行性责任感.所谓责任感，从博弈角度看是“代价补偿”（Cost compensation）的对应物.一般取向为耗费的代价趋向最小化，而获得的补偿则趋向最大化.因此代价补偿价值论认为价值是“最小化与最大化的统一体”.

无论是节日狂欢式在线传播抑或是悄然自赏式在线传播，一般人在敲击键盘时是不会被硬性要求做出选择性约束的.适度无理性正是网络的魅力之一，社会交往中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天生是社会动物”，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天生的政治动物”［3］，这是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质的一种喻证，也说明了人之所以天然有非政治性传播活动的社会原因.当然，它与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描绘的在后现代社会里，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成为一种文化精神，“随着娱乐与非娱乐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4］，人心甘情愿成为娱乐附庸的观点，属于不一样的范畴.

在网络的属性方面，技术专家历来把工具性与功利性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当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其海量的信息平台并没有被市场认作一个社会大众媒介，它只是一个搭建在半社交平台上的海量经济交互工具.因此，在其上活动的人，首要呈现的是其“经济人”属性，而不是常规的“善良人”伦理属性.任何交易从本质上看都不是协商而是博弈，因此，在线理性中的趋利性是不容回避的，也是不必讳言的.

从对位的角度看，在线交易的功利性与伦理性不对位是常态.例如，在运用网络进行股票交易中，交易双方以假买或假抛而引诱做多或做空，然后出货牟利之类的行为，并不属于伦理失当.

非常困难的是，交易行为与传播和社交既然并行存在于同一个网络平台上，人们在伦理方面的对位意识就并不容易换档.就价值观而言，马克思的价值观是“耗费价值论”，他通过“劳动二重性”而将劳动的“耗费性”从劳动的有用性中抽象出来，从而构建出相应的耗费价值论.因此，平常人们习惯所说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这两个称号，可称为“耗费劳动”与“有用劳动”.耗费劳动必须最小化，只有最小化的必要劳动耗费，才有资格形成新价值.适用到媒介伦理场域，利益导向下的重复博弈，可以作为理解马克思价值意义的一个发展性观念，也是在线平台上媒介伦理在趋利范畴里分蘖性生长的一个逻辑现象.

二、在线理性碎片化呈现的多维反应

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境变化和刺激对人施以影响，其被人感知到或作为观念被人接收，总会引起主观的评价，同时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心理生理的变化.通过信息加工过程，人也会对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

多维反应（Multidimensional response）源自心理应激状态下的多向性行为呈现.根据心理学的一般原理，人在理性的情状条件下，对外界一般的反应方式是依时间轴呈单向度（One dimensional）变化.例如，一个人在高兴的状态下转化为悲伤状态，总是因为在外界条件变化的刺激下，有一个依时间顺序呈现的反应过程.这种过程，往往具有可预测性.

但是在线理性（Online rational）则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由于网络信息的高度碎片化和海量交互性，网民在意识反应的可变量方面，得到极大释放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心理能量有时并不总是以矢状向量方式存在，而会以散射方式，呈现出无序和多向度（Many dimensions）的特征，而且其不可预测性很强.

在2014年马航失联事件发生以后，由于各种不确定性信息的无序呈现，所以网民的理性也呈现出程度较强的无序状态.根据对100名网民的询问调查，他们的网络理性碎片化数值如表1所示：

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即便与自己直接相关性不大的新闻事件，在网络条件下也可以引起情绪的大量释放，而且因网媒“较少受特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自由化程度较高，人们的道德观念、伦理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传媒行为的道德评价也和以前大不相同”［5］.

与以往我国社会舆论反应高度一致，而且呈现的情绪单调不一样，那种“群情激愤”、“一致认为”的格局不再成为理性常态.现在网络理性出现多种多向变化和碎片化反应，并不能单纯从受众角度去寻找原因.由于网络传播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以及海量化，当代人从以往对信息因稀缺而珍视，变得因富余而冷静和淡然.按照克里斯琴斯的看法，从受众角度看，“公平价值最小限度要求新闻报道反映事件本身固有的复杂性.无可否认，事件经过历史的折射，很难分清事实和虚构”［6］.这里所说的“历史”，在网络条件下可以看作被高度压缩了的时间历史跨度——对于光速条件下传播的信息空间，历史变得非常容易陈旧.而受众在对信息难以分清的情况下，产生多变和多向的理性改变，当不属于情绪的例外.

适应常态化的受众理性多元和多向表达，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国家互联网办公室主任鲁炜在论及中美两国的舆论空间时说过，“网络空间之大足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相互应尊重彼此……把发展的多样性转化为推动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7］.这里提到的“多样性”“活力与动力”，不仅可以看作指导跨国交往的网络原则，在无国界的网络空间里，也应该作为普遍适用的原则.

由此，在当下的信息生态下，不宜一律把网络呈现的多样性，包括在遇到一些突发新闻时，网络洐生出的多维无序理性表达，看作是“舆情事件”.更不能认为是“网络暴民”的恶意膨胀.

早先已经有学者指出，“许多人认为，今天媒体触犯道德的现象比以前广泛得多.如果你也持有相同的看法，那考察一下历史或许就会改变你的观点.媒体道德的历史包含一系列丑闻、争议和对道德概念本身的不同解释.”［8］只有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当下的媒介生态，才能去除“今不如昔”的惶恐感和对网络价值的虚无主义态度.无论如何，网络技术普及而带来的话语能力，使公众达到了我们曾经数代努力配置和推广传统媒介，而无论如何想象也达不到的信息分享与普及的高度.

三、在线媒体伦理的蘖态共生

分蘖（Tillers）是禾本植物的一种生长形态，其株形有赖于秧苗的自我析存（Individual survival）式发育.它的特点是析出的新株没有一枝与另一枝是相同的.

在媒介素养的平台上，理性始终是各种规范与分寸表达的内核.从广义角度看，传播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家族里新添的成员，它的入世性是自不待言的，其理论期冀是有序传播与理性传播的契合.

但是，根据多个观察与分析的结果表明，某种程度上的“分蘖”状态存在于常态理性的伦理中，即便是惯常保持正常理性的网民，在随机状态下也会呈现出某种无理性.

例如，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在语言理性方面，占随机抽样调查的多数人认为，某种无理性的语言表达，却是他们在某些时候更愿意运用的.常见的如，一个“高富帅”，可能更愿意在网上自称为“屌丝”；某个生活中很有正义感的人，可能在网络上表达的理性却是“人艰不拆”——人生已经如此地艰难，有些不好的事情就不要去拆穿；在面对接连不断的各种求助与施惠请求时，即便是非常心软的网民，多数时间宁愿采取的态度却是“十动然拒”——十分感动，然而还是要拒绝.

在线非传统语言呈现随机抽样列表如表2所示：

表2　

在世界范围内，媒介伦理的理性表达，都在产生分蘖性的异化呈现.无论在个性比较强烈的英、美，还是在禀性相对温和的澳、新，网络催生的亚理性，带来了广泛的亚理性表达.如，《全球华语广播网》澳大利亚观察员胡方报告，澳大利亚人的网络流行语常常是由民众“吐槽”而来，比如居住在大悉尼地区的人，现在在网上会使用一个名词叫作cityfailure.这个词源自于悉尼的交通系统cityrule，中文的意思是城市轨道交通，由于其准点率不让人满意，而且网民吐槽在列车发生过一些奇葩的事情，例如列车员说，亲爱的乘客，前面一站能不能不停，因为我发现我的前妻在前面站台上！当然孰真孰假很难分辨，但是这些吐槽的确使网络爆发了网民大狂欢，而最终把cityrule通过谐音转化叫作cityfailure，中文直译为失败的城市，甚至有人模仿城市轨道交通网站创立了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cityfailure网站.［9］

在蘖态共生的媒介伦理环境中，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那些碎片化的新闻失实，以及伴随这些碎片失实而呈现的碎片化道德拟态表达.这种分蘖出的伦理植株，其伦理指向并不一定存有恶意，也不一定有什么恶意的利益诉求.但是如果听任这种“善意”无节制分蘖和洐生，将会导致比恶意造假更为不好的社会后果.

2014年，广西电视台及其网络播报了一个孤儿杨六斤的励志故事.12岁的六斤已独自生活5年，每个星期从堂哥那里只领10元生活费.他的生存能力特别强，常吃野菜充饥，还自制工具抓鱼，算是肉菜.

这个貌似弘扬正能量的励志报道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一个直接的诱因是记者碎片式夸大了事实.之所以说并没有独居5年的杨六斤“独居了5年”，是因为想让受众更多地同情他.电视还重现了杨六斤吃野菜、捕鱼的画面，还原以前的生活.虽然在随后的澄清声明中，一再强调节目的动机而淡化其中的操作瑕疵，但正如有些网友指出的，记者对杨六斤身世的艰苦做出碎片式的补缺是出于好意，但好意却触碰了新闻报道和慈善诚信两条道德底线.［10］这种好意，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只是一种人为的拟态环境（Simulationenvironment）［11］表达，它距离真实很远.

四、关注过程性变量的动态嬗变效应

过程性变量（Process variables）在互联网传播中的价值，与网络传播的不间断性和多维性特征紧密相关.

传统媒介的信息到达方式为一次性.在此条件下，受众心理的呈现特征也是一次性的.而在网络媒介、特别是移动媒介的信息全时空到达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之后，受众的接受心理方式，自然地表现为动态的、过程性的变量，这已经成为常态.

近年来发生了若干次“过山车”式的舆情反应事件.从“中国老妇讹老外骑车者”，到“郭美美借红会经商暴富”，再到“俄机场拘20多携冰毒中国乘客”（实为卤水），这些事件网络反应的变化呈现，其向量方位发生了若干次锐角折转，其最初的拟态事件框架，与最终的真相落地定案，相去甚远.这些变化的媒介伦理依据，“涉及了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媒介庄重、个人隐私权、未成年人的媒介保护、言论自由与审查、社会责任等媒介伦理领域的问题”［12］.

根据对近年来发生的约200个突发事件事后分析，首因反应（First reason reaction），也称作第一反应，是过程性变量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容易在网络交互中失据的反应.它所承载的伦理标准，有时是处于某种虚拟的状态下，其作用是折射而不准确的.不难发现，现在人们习惯于在网络上“主动制造话题，在众声喧哗之中，人们不再囿于传统”［13］.

同样对这约200个突发事件的动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其首因反应与最终反应，经常处于不一致状态.从作为伦理的心理依据方面探讨，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一书中所认为，这种不一致产生于人们习惯运用“关怀”（Caring）这种方式来观察人们之间的冲突，这种关怀掩盖了一种“模糊的、不稳定的伦理学原则”.

不稳定伦理原则导致先入为主式的首因反应，以致出现以标签代替事实、用情绪淹没理性的状态.它的动态嬗变经常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方式出现，因此其能量容易产生二次传播，在更大范围内发酵、挥发、升级、带动，形成网络高位势能.

从一般伦理原则出发，所有的关怀都应源自对真相的把握.但是网络的多维性和多变性，恰恰在这一点上抽去了其基础.在“真”与“假”的哲理分析上，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进行了重新定义——“假信息并不一定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人们产生误解的信息，这些信息使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14］.很多时候，受众掌握的正是这种支离破碎的信息——不能说错，也不能反映真相.另一方面，与真相相关联的各类信息，有一个逐步集聚、渐进呈现的过程.因此，有学者认为，特别要提示人们，在网络首因反应阶段，“价值判断不等于事实判断，舆论反应不代表事情真相”［15］，这是网络伦理嬗变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互联网长期以来政治属性偏重，其新闻性和言论性之强在全世界独一无二［16］.在网络技能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只有对网络媒介伦理的异化与分蘖性呈现有着通达的了解，才能推动网络运用的常态化取向朝着政治属性比重削减、商业性和生活化比重大幅提高的方向嬗变，引导中国互联网的应用回归到正常区域，这对于舆论场的回归极具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互联网正在进行着从“传播导向”到“受众导向”的转变［17］，这个大变化，有着呼唤媒介伦理条件相配合的内在要求.网络交互过程生态趋于正常，将促进舆论总体生态的丰富和生动，反过来也会推动媒介伦理产生新的时代升级版.

从方法论的意义评估，这种升级不会是单向度的，也并非可用所谓“开放包容”这样的形容词简单概括.互联网思维的主线，有人认为“就是围绕对悖论（Paradox）的理解和把握展开”［18］.从这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层面看问题，就不要试图对paradox状态不喜欢，而要习惯.段永朝先生在北大讲课时用通俗的方法打比方说，对待paradox要像“亲昵地拍宠物一样，用充满禅意的兴致去拍那个paradox的脑袋，跟它好好玩”［19］.这样的主张，带来了媒介伦理学发展中非常有哲学抽象意味的理趣.禅意的空灵与自省，会不会是互联网下一代的存在价值命题呢——这需要时间去证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冷静地反思与快速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互联网这种野蛮生长的领域.正如冯友兰先生早年指出的那样，“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而世界需要反思，并且越是发展趋向高级阶段，越需要哲学家对阶段性的社会“予以哲学化”［20］.未来的互联网媒体伦理，也会朝着这个方向演化.

注释：

［1］［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媒介伦理》，孙中有、郭石磊、范雪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卷第363页.

［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5］张殿元：《中国传媒伦理问题的历史考察》，《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

［6］［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媒介伦理》，孙中有、郭石磊、范雪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7］鲁炜：《网络空间之大足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014年12月4日］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4/1204/c70731-26147111.html.

［8］［美］乔治·罗德曼：《认识媒体》，邓建国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535页.

［9］央广网：《纵观年度世界各国社会流行语吐槽感慨“接地气”》.［2014年12月12日］china.cnr.cn/qqhygbw/201412/t20141212_517091565.shtml.

［10］《新闻记者》杂志编辑部：《年度虚假新闻评点报告》，《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11］［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

［12］陈昌凤：《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伦理：从专业伦理向公民道德拓展》，［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媒介伦理》，孙中有、郭石磊、范雪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代译序第1页.

［13］展江教授书评，参见李建飞：《中国网络舆情风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

［1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15］杨学博：《舆论第一反应当谨慎》，《人民日报》2015年1月29日，第4版.

［16］卞民德：《“回归常态”后的舆论生态》，《人民日报》2015年1月29日，第14版.

［17］周勇：《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人民日报》2015年1月29日，第14版.

［18］段永朝：《互联网思维十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35页.

［19］段永朝：《互联网思维十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35页.

［2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The Alienation and Tillers Presentation of Media Ethics in Network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