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文化自觉的话语共建——读《坚守与兼容——主旋律电影研究》

2015-10-17 00:58银晓明
华中传播研究 2015年1期
关键词:华中师范大学责任者文献

银晓明

(广西河池学院,广西河池,547000)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文化自觉的话语共建——读《坚守与兼容——主旋律电影研究》

银晓明

(广西河池学院,广西河池,547000)

虽然“主旋律”这个概念首见于1987年,然而,早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便已应运而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旋律电影先后走过了“十七年”、“文革”时期和1976年至1987年复苏发展的艰难道路.随后,又经历了从被受众和市场拒斥到新世纪被逐渐认可的曲折历程.随着时代政治背景的变化和文化多元格局的出现,在当今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三分天下的中国电影生态环境下,“主旋律”电影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奇妙的“意义旅行”现象.

目前大多数学者对“主旋律”电影的研究都集中在内涵、题材、文化、个案研究、国家形象建构及其表述策略和转型策略上.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和当下困境,大都为学者所知,而在转型策略和突围上,如果从“意义旅行”的发生学形态演变、合法性、意识形态工程和大众文化等理论视角去考查中国电影史链条上的主旋律电影,便可窥见其突出重围、展现自身蓬勃生命力的特性依然是有章可循的.《坚守与兼容——主旋律电影研究》正是这样一部具有独特研究视角和研究价值的作品,该书由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彭涛教授撰写,已于2013年4月出版.

《坚守与兼容——主旋律电影研究》以20余年来主旋律电影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主旋律”电影内涵和外延的“意义旅行”以及主旋律电影的未来方向.整部书架构合理,同时不失严密细致.主旋律电影“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在权威式、任务式言说和个人化、陌生化言说之间,如何创造一种适度的张力”,关于这个论题,作者以严密的逻辑和大量的资料进行举证、推理、类比,首先阐述了问题的缘起、相关概念和研究历史及现状,并阐明了研究思路,进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主旋律电影的发生和形态演变.“主旋律”口号的提出,是“基于对异质性保监会的疑虑或者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领地日渐收缩的一种应激反应”,其背后潜藏的是“受众接受”和“市场表现”的双重焦虑.为克服这双重焦虑,在政治、资本和艺术“三轮驱动”之下,承载着国家意志的、作为意识形态工程的主旋律电影,用“钝化其棱角,模糊其面目”的路径破除了原初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斑驳繁复、裂隙丛生、多元共存的“杂糅现象”,面目逐渐变得模糊和暧昧.

二、意识形态叙事下主旋律电影的合法性再写、集体记忆再塑与规训寓言.“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主旋律电影通过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抽离革命和人物的行为动机,悬置起个性解放的主题,进而用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来填补与缝合“真空”,复活了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记忆和民族认同,最终在奇观化、政治伦理化、重写或还原历史记忆的叙事中进行集体记忆再塑,在宏大化的个人叙述视角,人物传记和情爱叙事框架中构建起民族国家寓言.

三、大众文化与主旋律电影的双向殖民.大众文化与主旋律电影在潜在对话的影响及管理层的政策引导下,彼此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双向殖民运动,各自追求着自身的“合目的性”,又各有让渡、兼容和互借.主旋律电影兼容了“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原生态英雄、风俗英雄而备受政府褒奖和观众青睐,与此同时,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类型片主旋律化也显露出明确的方向.大众文化与主旋律电影最终基本达成了一致,形成了各怀目的的共谋关系.

《坚守与兼容——主旋律电影研究》一书以丰富的资料、大量的引证充实了它的论证思路和内容,使其不仅凸显本身的学术价值,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参照的资料.

第一,梳理了大量官方文献材料来阐述事实,说明观点.如文中统计了20余年国家先后制订的主旋律电影主要资助政策,以及主旋律电影五个时期的各自特点、国家国情政策方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嬗变;分析了我国特有的承载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的生产与消费机制.

第二,文献材料收集翔实,大量使用统计数据,引用中外新闻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以实证的态度加以分析考证.如在论证中国电影界“三大奖”向主旋律影片倾斜时,文中列出了1987年以来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获奖名单统计表格,以及引自产业发展报告的近几年主要主旋律电影的票房收入表.在多部主旋律电影的具体分析论证中,也采用具体的电影分镜头脚本、画外音叙述和电影对白文本分析等实证方式加以分析考证,增加了说服力和可信度.

第三,全书注重理论深度,分析层面指涉政治、资本和艺术“三重因素”.以全球化为背景,探讨“三重因素”对主旋律电影题材选择、主题表现、审美呈现、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其分析并不止于泛泛而谈,而是直指实质,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文章还参考引用了诸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以及罗兰·巴特尔的《符号学原理》等多部经典文献材料,全文引经据典,首尾连贯,一气呵成.

此外,在作品的余论部分,作者对主旋律电影“在整个中国电影史链条上所处位置”和“主旋律电影的未来方向”进行了探讨.作为中国现代电影格局中的一脉,主旋律电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功能始终未变.它发端于左翼电影,由“十七年”和“文革”中的一元,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多元共生和20世纪90年代的大力倡导,最近几年又成了一种文化产业,承载着文化软实力风向标的职能.而文化工业的本质属性属于大众文化,为更好地发挥软件实力作用,作者提出从文化产业高度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主旋律电影,应成为一种能够覆盖各个阶层、有相对恒定的价值观作为支撑的“共同文化”(共享的文化).主旋律电影应以更广阔的胸襟,更“有价值”的“普适”价值,扩大与社会、世界价值认同空间的“通约数”,吸收融合传统、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文化,才能创造出具有广泛文化辐射力的“共同文化”.

毋庸置疑,走在政治、商业与艺术之间,主旋律电影用影像建构着大众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集体认同,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而根据历史变迁和时代条件,走向“共同文化”既是主旋律电影与大众文化双向殖民、相互改写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自觉”和“文化自觉”形成共谋关系的拓展式“跨界”.这种“跨界”,彰显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也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再书写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文化自觉多元话语空间的共建.

发展中的“主旋律”电影,不应是一个让人们看到便联想起沉重与严肃的话题.关注主旋律,面向未来,梳理其来路,褒颂其意义,探讨其价值、力量和出路,这种探索,不仅对于主旋律电影,对于当代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整个民族的未来,都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坚守与兼容——主旋律电影研究》以流畅精准的语言,从独特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主旋律电影在多元格局中的现代性考量和突围路径,无论是论著中开启思路的观点,还是主旋律电影中符合人类普遍价值观和共同追求的精神和力量,都值得我们不断学习、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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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连续出版物

(1)普通图书

①专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或作者、编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注意:注释中的中文字体一般使用宋体.下同.例如:

[1]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2]江作苏等:《媒介公信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注意:外国人的中译本著作标注顺序:[国籍]/责任者(或作者、编者)/书名/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例如:

[3][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35页.(注意:无论是中文文献还是英文文献,页码范围中间标注符号为“~”.)

[4]参见[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1页.

②专著中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析出责任者(或作者)/析出文献题名(或篇名)/原文献责任者(或编者)/原文献(或文集)题名/出版者/出版地/出版年/页码.例如:

[1][美]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47~266页.

[2]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页.

[3]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1页.

[4]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2)古籍

①古代出版的古籍一般应标注朝代名/责任者(或作者、编者)/书名/卷次;或责任者(或作者、编者)/篇名/部类名/卷次/版本.例如:

[1](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

[2](宋)杨时:《陆少卿墓志铭》,《龟山集》卷三十四,四库全书本.

[3](宋)王应麟:《考史》,《困学记闻》卷十一,清嘉庆十八年扫叶山房刊本.

②现代出版的标点本或校注本古籍应标注朝代名/责任者(或作者、编者)/篇名/书名/部类名/卷次/出版地/版本/页码.例如:

[1](清)钱大昕:《汉书王子侯误字》,《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钱大昕全集》第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74页.

[2](清)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序》,《明史》卷九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4页.

③地方志前一般应标明编修或刊刻年代.例如:

[1](明)正德《建昌府志》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书店,据天一阁藏明正德刻本影印,1964年.

2.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

(1)期刊

标注顺序:责任者(或作者)/篇名/期刊名/年期/页码.例如:

[1]李炳海:《〈离骚〉抒情主人公的佩饰意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94~99页.

(2)报纸

标注顺序:责任者(或作者)/篇名/报纸名/出版年月日/版面数.例如:

[1]邢宇浩:《文津阁〈四库全书〉刊行》,《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3日,第1版.

[2]孙钦善:《魏建功先生与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0日,第11版.

3.外文文献

(1)专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或作者、编者)/书名(斜体)/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单页码标注为:如p.6;复页码标注为:pp.123~126).注意:注释中的外文字体一般使用“Times New Roman”.下同.例如:

[1]J.J.Phillips,Handbook of Training Evalua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s,Houston,TX:Gulf Publishing,1991,p.10.

[2]R.J.Montgomery,Examinations:An Account of Their Evolution as Administrative Devicesin Englang,London:Longmans Press,1965,pp.17~43.

(2)期刊

标注顺序:责任者(或作者)/篇名(加引号)/期刊名(斜体)/年期.例如:

[1]J.H.Greehaus,“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0,1985.

4.参考文献及带有说明意思的注释体例.例如:

[1]参见《上海总商会概况》,上海总商会1928年编印本.

[2]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这些“读报诗”主要是有感而发的政论,如:“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此地一孤家.”“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新闻多多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主题与同时期写作且公开发表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等一致,但情露意粗,毛本人不愿正式公开发表.

5.电子文献

除注明上述要求的各项内容外,还应加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例如:

[1]聂震宁:《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硬实力》.[2008年10月14日]http://www.sinobook.com.cn/press/newsdetail.cfm?iCntno=6967.

6.专利文献

有通过纸质文本获取和通过其他路径获取两种.应写明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号、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例如:

[1]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中国,88105607.3,1989年7月26日.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折变自适应光外差探测方法》,中国,01128777.2,2002年3月6日.[2002年5月28日]http://211.152.9. 47/sipoasp/zljs/hyjs-ys-new.asp?recid=01128777.2&leixin=0.

7.转引文献及其他注意事项

凡引文不是出自原文献(或找不到原文献)而是通过他人论著转引,均须注明转引出处,不能把转引文献当作原始文献来引用,具体用例如:

[1]《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善本标准,转引自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第2版,齐鲁书社,1998年,第289~290页.

凡只通过中文译文而引用的外文文献,须注明中文译文的出处,不得直接注明引自外文文献.

凡同一文献在一篇文章中不同地方引用,不采用合注的形式,例如:

[1]、[5]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43页;

应采用分注,以便校对,例如:

[1]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

[5]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华中新闻出版研究》编辑部

2015年1月

Co-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Between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A Review of“Insistence and Compatibility—Research on Mainstream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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