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以来斯里兰卡民族冲突及其教训

[摘 要]2009年5月，随着猛虎组织的覆灭，由民族冲突而引发的持续27年的斯里兰卡内战终于结束了。回顾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原因、总结民族冲突的教训，对我们处理民族问题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斯里兰卡；民族冲突；教训

斯里兰卡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两大民族的冲突构成了独立以来斯里兰卡政治发展中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回顾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来龙去脉对我们当前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一、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原因

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斯里兰卡独立以前的历史原因，也有独立以后僧伽罗政府的政策原因；既有僧伽罗人的原因，也有泰米尔人的原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

曹兴先生在其专著《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世界民族热点研究和最长民族纠纷》中将斯民族冲突的原因归结为十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

（一）斯里兰卡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

1.单一制国家的建立

斯里兰卡的民族主要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僧伽罗人和占人口少数的泰米尔人。1911年，僧伽罗人、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印度泰米尔人分别占人口总数的66.13%、12.86%、12.93%。到独立前夕的1946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69.41%、11.02%、11.73%。2011年，三者的比例分别是74.88%、11.21%、4.16%。[2]这两个民族的冲突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单一制国家的建立对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斯里兰卡单一制国家的形成分为两个时期：单一制国家的起源时期（1833-1947）和单一制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1947-1972）。

单一制国家的起源时期（1833-1947）。1505年，当葡萄牙人作为第一批西方殖民者登上锡兰海岸时，锡兰岛上已经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三国分别是：泰米尔人在北部贾夫纳半岛建立的泰米尔王国，另外两个分别是以科特和康提为首都的僧伽罗王国。

然而泰米尔王国不久就受到科特王国国王帕拉卡拉马布杜六世的挑战，15世纪中期贾夫纳半岛处在僧伽罗人的控制之下，帕拉卡拉马布杜六世将其养子库马拉亚立为泰米尔王国的国王。然而即位权之争使僧伽罗人的统治并未长久延续，在帕拉拉贾谢卡拉（1479--1519）的领导下，独立的泰米尔王国重新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泰米尔人的印度文化。1619年葡萄牙人入侵贾夫纳地区，打败末代国王甘吉利二世，独立的泰米尔王国的历史从此终结。继葡萄牙之后，荷兰确立了在斯里兰卡的统治。

虽然葡萄牙和荷兰先后控制了贾夫纳半岛，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贸易。他们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控制斯里兰卡沿海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港地区，并没有改变岛上的政治格局，因此贾夫纳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一局面一直到英国入侵之后才改变。

18世纪晚期英国取代荷兰确立了在斯里兰卡的统治，在此后的二百年间，斯里兰卡的政治格局一直深深地受到英国的影响。

经过1815年至1818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英国最终征服了康提王国，从而实现了对整个斯里兰卡的占领。

1831年，英國推出了科尔布鲁克--卡梅隆报告，提出了在全岛建立统一行政管理的设想。借助行政统一，英国当局不仅建立了单一制国家，而且也成功地削弱了争取独立国家的民族运动的基础。当英国于1948年撤离时，他们将政权移交给忠实于殖民当局的一个政治和管理精英阶层，其中主要是僧伽罗人，也有泰米尔人。

英国在撤退前还对未来新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划，为此殖民当局专门成立了两个调研机构—多诺莫尔委员会和索尔伯里委员会。在前者的主张下实行了普选制，根据后者的报告又确立了仿效英国的议会制度，政府由议会多数派组成。显然英国的宪政安排使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僧伽罗人处于政治主导地位，这引起第二大民族泰米尔人的很大不满。

为了平衡单一制政治体制下两大民族的政治利益，殖民当局宣布采取两项措施。首先是建立省级行政会议，“它可以被授予某些中央政府的行政功能”，促使地方人民参与行政管理。而且除了中央政府拨款外，地方委员会也有权通过征税增加收入。第二项措施是，议会不仅在科伦坡举行会议，还要定期在康提和贾夫纳召开。不过，这两项措施从未认真执行过，而且泰米尔政治家非常正确地预见到，区域代表权实际确立了僧伽罗人的政治霸权：1936年后组建的部长委员会全是僧伽罗人。

区域代表权所造成的不公正政治气氛，促使泰米尔政治家提出在僧伽罗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建立“平等代表权”的主张。这一主张由普拉巴南领导成立的“全锡兰泰米尔大会”提出，但英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英国人称泰米尔人的要求太复杂，也不可行。

显而易见，英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斯里兰卡单一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独立后的历届僧伽罗政府虽然也吸纳少数民族成员，但加强单一制中央集权体制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这些发展最初促使泰米尔人提出自治及联邦的要求，随着民族歧视政策的加深，一部分泰米尔人开始了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独立泰米尔国家的运动，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2009年5月。

单一制国家的巩固时期（1947-1972）。单一制国家体制在英国统治时期初步奠定，到了独立以后，这种体制顺理成章地受到了斯里兰卡多数民族僧伽罗人的支持和赞赏。所以，独立以来的僧伽罗政府只能在单一制的道路上前行。这样的结果，让泰米尔人越来越感到被边缘化。因此，泰米尔人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最后与僧伽罗人兵戎相见。

1956年是斯里兰卡两大民族矛盾的重要转折点。班达拉奈克以语言问题为旗帜，赢得了中下层民众支持的同时，又避免引起僧伽罗上层人士的反感。他的策略是成功的，自由党迅速赢得广泛支持，其中主要包括城市企业家、南部农村小资产阶级、僧伽罗学校教师、乡村医生和僧侣。他们既不满于统一国民党高高在上的贵族姿态，又对众多的泰米尔人占据公职感到不满，“只要僧伽罗语”的政治煽动将他们拉到自由党的怀抱中。班达拉奈克成为新一届政府总理。

然而1956年大选的也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这就是民族矛盾被急剧推到政治前台，并迅速激化。自由党通过扮演僧伽罗民族代言人的角色，以泰米尔人的民族利益为代价，成功地掌握了政权。而这一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全在于从英国人那儿继承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选举制度，这一制度确保了僧伽罗人的政治垄断权，于是任何政党要想执政，就必须取悦僧伽罗族，就必须利用民族问题做文章，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进一步加强单一制的政治体制。

后来，当统一国民党和斯里兰卡自由党竞相采取分权措施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泰米尔人的情绪已经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了。

2.英国统治下的英语教育制度，客观上造成了两大民族的矛盾加深

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学校教育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均衡。贾夫纳地区及西南沿海地区发展较快，山地僧伽罗地区发展较慢。许多泰米尔人能说英语，并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北方受教育的泰米尔人中涌现出了许多医生、律师，甚至还有不少著名政治活动家。许多泰米尔青年不仅成为专业知识分子，而且还进入了政界，成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独立初期，泰米尔人占政府职员的30%和自由职业的60%，而当时泰米尔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3]对此，泰米尔人认为这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僧伽罗人则认为是根源于英国殖民统治给了泰米尔人过多的特权。泰米尔人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加剧了斯里兰卡对立社会集团之间紧张和不协调的气氛。

3.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泰米尔人移民问题，也加深了僧伽罗人对泰米尔人的矛盾与对立

从19世纪20年代起，为解决种植园中劳动力问题，种植园主从印度南部招募了大批泰米尔人到斯里兰卡种植园。这样，在僧伽罗农民的身边，出现了一大批收入极低的印度泰米尔工人。这批移民在1837年有10000人，到1949年达758264人。[4]

印度泰米尔人大量移入，令僧伽罗人强烈感受到一种潜在的威胁。一方面，原有的兰卡泰米尔人正以岛的东、北两部分为阵地，与他们进行相对峙。另一方面，后来的印度泰米尔人又一天一天地渗入岛的中部、西部沿海地区。更令僧伽罗人担忧的是，兰卡泰米尔人还把印度泰米尔人看成是自己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煽动印度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为敌。20世纪20年代，斯里兰卡发生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失业。一部分僧伽罗人就认为应通过驱逐泰米尔人来解决这个问题。1927年，科伦坡僧伽罗工联主义者曾要求驱逐印度泰米尔人。[5]20年代以后，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逐渐加剧。

（二）独立以来僧伽罗政府政策的偏差

独立后斯里兰卡政府的政策偏差是造成民族问题复杂化的直接原因。

1.语言政策的偏差

语言问题是斯里兰卡民族问题的首要问题。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语是政府的行政语言。1955年，僧伽罗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僧伽罗语定位国语，把佛教定为国教，并发起了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1956年，“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议案在议会通过，同时对泰米尔語的使用也做了详细的规定。

语言法案的通过严重伤害了泰米尔人的感情，使他们面临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成为僧泰民族冲突最持久的原因。法案还煽起了僧伽罗民族主义的烈火，为此后的任何妥协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法案实施后，僧泰两大民族矛盾迅速激化。1958年，政府决定全国车辆一律采用标有僧伽罗文“斯里”的车牌，并将一批新车运抵贾夫纳。斯里兰卡泰米尔人认为这是政府剥夺兰卡泰米尔人的语言权力的行为，便开始涂抹车牌。结果，僧伽罗地区的泰米尔文招牌也被涂抹，无数泰米尔人的商店和住宅遭到抢劫和纵火，数百人被打死，12000余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是斯里兰卡独立后第一次爆发的种族骚乱。

此后，历届政府在语言问题上都大伤脑筋，尽管对泰米尔语的使用做了重大修改和补充，但是由于僧伽罗激进分子的反对，最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1978年宪法除规定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外，还规定僧、泰同为国语，广泛使用英语。由于积怨颇深，这些让步不但没有得到僧伽罗人的理解，也没有能使泰米尔人满意，而泰米尔解放阵线根本不承认这部宪法。在斯里兰卡，有关民族问题的协议结果都变成了一纸空文。由于僧伽罗人的反对，政府向泰米尔人的任何保证都难以兑现。

2.教育政策的偏差

从殖民地时代起，泰米尔人开始重视教育。独立以前，泰米尔人的大学入学率一直很高，独立后一段时间，由于英语仍为考试语言，他们在高等教育方面占有相当优势。1948年独立时，占全国人口10%的兰卡泰米尔人在大学生中的比例高达31%。

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接管所有的学校。70年代，随着政府接管教会学校和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和考试，泰米尔人大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据统计1970年，其大学生人数已减为占15.7%，但僧伽罗人仍认为兰卡泰米尔人的升学率还是太高。于是政府采取为僧伽罗语考生和泰米语考生规定不同录取分数线的方法，降低理工类泰米尔学生的入学率。1973年，考生实施标准化考试，使各种考试语言录取比例等于用该语言进行考试的考生比例。1974年以后，又在标准化考试的基础上实施按地区名额分配法。这种分配制是根据各地区居住人口在人口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将各大学的名额分配给各地区。

显然“定额分配”制度对泰米尔人并没有好处，而对僧伽罗佛教徒是有利的。因为大多数泰米尔族学生居住在贾夫纳地区，按人口统计，这个地区所分配的大学生名额仅能占5.54%。而且，地区“定额分配”制度极大的限制了泰米尔人的入学人数，使其教育优势丧失殆尽，许多分数较高的泰米尔学生被剥夺了入学的机会。从1970年到1975年，泰米尔人大学生在工程学的入学率从40.8%降为13.2%，在医药方面则从37%降为20%，在农业方面的入学率下降更大。[6]而僧伽罗人大学生入学率则超出了他们的人口比例。教育方面的不公正政策使泰米尔人觉得受到了歧视，引起了泰米尔人的极大愤慨。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学校用英语教学，僧泰两大民族的儿童同在一个学校，接受同一种语言教育。但独立以后，随着政府在语言和教育方面政策的变化，僧泰儿童开始分开学习，各自用本民族的语言接受教育，接受不同传统与文化的熏陶。这种封闭的环境客观上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培养，却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僧伽罗人的学校师资设备要比泰米尔人学校好得多。泰米尔族儿童必须进入泰米尔语学校，那里又不教授僧伽罗语，结果必然使泰米尔人在就业机会减少。

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必然影响就业问题。“语言法案”使泰米尔人在担任公职方面遇到许多困难，高等教育机会的减少进一步限制了泰米尔人的就业门路。法案颁布后，许多担任公职的泰米尔人不得不提前退休，保留公职者也很难得到提升。到1975年，政府官员中泰米尔人所占比例由1956年的30%下降到6%。在进入军警方面，泰米尔人受到的歧视更大，其中泰米尔人所占比例由50年代末的40%下降到1970年的3%。1977至1980年，国家招募了10000军人，泰米尔人只占220人。1956年至1970年，国有企业录用的18.9万名员工中99%是僧伽罗人。1980年，国家公职人员中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分别占85%和11%。显然，僧伽罗人所占比例大大高于其人口比例（约74%），而泰米尔人所占比例则低于其人口比例（约12.6%），许多泰米尔人为失业所困扰。[7]1983年，符合工作资格的泰米尔男性的失业率为41%，而相应的僧伽罗男子的失业率为29%。[8]这样，在贾夫纳半岛上人口稠密的乡村里，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增长，因为许多泰米尔族青年不得不返回乡村务农。由于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和受雇于政府机关的道路被主张使用僧伽罗语的新的考试制度堵死，所以他们主张分治的要求最为强烈。

3.政府的移民政策引起了泰米尔人的不满

在20世纪30年代，殖民政府就开始修复东方省的灌溉工程，并向该省迁移僧伽罗人。独立以后，政府加快向北方省和东方省迁徙僧伽罗农民的步伐。到1966年，有12000个家庭移居到了干旱地区，总投资达9.1亿卢比。[9]

1972年，班达拉奈克夫人政府进行一项激进的土地改革，将种植园国有化，并将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僧伽罗人。这导致每4名泰米尔种植园工人中有1人失去其工作。[10]政府移民的目的是改变泰米尔人控制地区的人口构成，以削弱泰米尔人的势力。独立后30年间，政府共向北方省和东方省迁徙了16.5万僧伽罗人，从而使这里的僧伽罗人的总数从1953年的4.65万人增加为1981年的24.3万人，增长了424%。而同一时期泰米尔人和摩尔人人口只增长了145%和136%。为加快实施这一计划，1985年斯里兰卡总统宣布要把30万僧伽罗人从南方移居北方，分配给一定的土地和安家费。1983年骚乱后，政府又将大批兰卡泰米尔难民遣返北方。这一作法不但使两大民族关系更加疏远，而且为恐怖主义提供了人力和物力，人为地造就了一个事实上的兰卡泰米尔人的家园。

4.忽视泰米尔地区的经济开发

泰米尔地区是干旱地带，经济比较落后。斯里兰卡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拨款较少，几乎没有一项重大开发项目。1981年中央拔给贾夫纳地区的基本建设费用只占全国的2.6%，人均基建费用不到全国平均值的一半。1977年至1982年该地区外援的使用额为0。[11]

1977年以来实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有利于僧伽罗人而不利于泰米尔人。因为自由贸易区和工商业区都在僧伽罗地区，而自由进口农副产品如辣椒、土豆和洋葱等却打击了贾夫纳地区的泰米尔农民，当地的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也遭到打击。至于在种植园劳动的印度泰米尔人处境更为悲惨，他们劳动繁重，工资低微，生活没有保障。

5.政治上对泰米尔人的利用

长期以来泰米尔人在政治上被僧伽罗政治家当做权力游戏中的砝码。1949年统一国民党政府以一纸公民法剥夺了在种植园劳动的几十万印度泰米尔人的公民权，借此削弱在种植园工人中有影响的左派党的势力。80年代后期，统一国民党政府出于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以及争取泰米尔人的支持而削弱对手斯里兰卡自由党，于1985年和1988年以及1989年先后给予31.7万印度泰米尔人以公民权和选举权。自由党领袖对此疾呼这是要“把僧伽罗人赶到海里去”。在1977年以前没有哪一个僧伽罗政党能单独执政，泰米尔人的平衡作用顯得十分重要。统一国民党和自由党都曾分别争取泰米尔人的党作联盟，为此作出了各种改善泰米尔人地位的诺言。但是一旦政权在手，诺言就放置于脑后，使泰米尔人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1956年和1965年，当时的总理分别同泰米尔人的联邦党领袖签订过内容相同的、解决泰米尔人问题的协定，均在僧伽罗极端分子和佛教僧侣的压力下被废除。这更加深了泰米尔人的被欺骗感。

泰米尔人最初采取非暴力抵抗的手段进行抗议，但屡遭军警的镇压和僧伽罗暴民的袭击。1961年当泰米尔人在北方省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时，政府派了一支97%是僧伽罗人的军队驻扎在那里。政府的高压政策使泰米尔人逐渐走上武力抵抗的道路。

6.宗教政策的偏差

佛教在斯里兰卡已有1000多年历史。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佛教长期受到外来宗教的歧视、排挤与迫害，并开始衰落。19世纪中期，斯里兰卡兴起了佛教复兴运动。该运动对唤起僧伽罗人抵制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有着积极作用。但该运动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作用：在佛教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重新燃起了僧伽罗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民族自豪感，这就成为了斯里兰卡独立以后国家政治生活的隐患。

斯里兰卡独立后，佛教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大规模传播，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逐渐发展到严重的敌对状态。佛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65%，但是独立之初，国家政权仍然由殖民统治时期的精英把持，佛教徒感到国家生活受到非佛教徒力量控制。所以，斯里兰卡一独立，佛教徒便提出“恢复佛教的合法地位”的要求。

1956年的大选影响巨大，从此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自由党通过扮演僧伽罗民族代言人的角色，以牺牲泰米尔人的利益为代价，成功掌权。此后，任何政党想要执政，就必须取悦僧伽罗人，必须用佛教民族主义做文章。

（三）印度的干预

南印度有6000多万泰米尔人，他们一直关注着斯国的民族冲突，并对斯国泰米尔处境深表同情。当僧泰民族冲突越来越激烈时，他们一方面对猛虎组织支援食品，另一方面配之以军事上的协助。同时，他们还向印度中央政府施压，要求政府进行干涉，以阻止府对泰米尔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

印度一向以南亚的龙头老大自居，并不止一次的声明，当南亚地区其他国家有事时，帮助他们的只有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他们只应该向印度求助而不是其他国家。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情势下，印总理英迪拉·甘地指示情报部门暗中支持泰米尔人。1987年6月，猛虎组织弹尽粮绝之际，印派遣军用直升机，侵入斯国的贾夫纳地区，向当地的泰米尔人投了25吨物资。印帮助猛虎组织的目的不仅限于缓解国内泰米尔人的压力，它还想通过此举向斯政府施压，让其主动求助于己，彰显自己的实力。为了消除印这个泰米尔人的后台，斯政府只好转而向印求助，并希望假印之手除掉猛虎组织。1987年，两国签署了《印斯和平协定》，斯邀请印出兵。然而，印度非但没有很快打垮猛虎组织，反而伤亡巨大、伤痕累累，不得不于1990年撤回了全部军队。

印度的插手不但没有解决的民族冲突，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当印帮助猛虎组织时，不仅助长了猛虎组织的力量和气焰，还使僧加罗人更加坚信，泰人之所以敢与自己对抗，因为有印的支持。即使印度撤兵声言不再干涉斯国内部事务，并把猛虎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僧伽罗人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而当印度帮助斯里兰卡政府后，泰米尔人则感觉到印度出卖了自己。为了建国的目标，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决不能退却。而力量的不足，只有依靠袭击、爆炸等恐怖手段来弥补。此后，猛虎组织发动的恐怖行动明显增多，手段也愈益残忍。印总理拉·甘地也命丧猛虎组织手中。

（四）泰米尔极端势力为民族问题火上浇油

的确，独立以来的僧伽罗政府在民族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但是，我们又要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统一国民党还是斯里兰卡自由党都试图解决旷日持久的民族冲突，想以和解的方式实现和平。但是，无论僧伽罗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极端的泰米尔势力就是不愿意合作。他们死死地抱住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家的主张，与政府叫板。正是以猛虎组织为代表的极端的泰米尔人，一次次拒绝政府和解的愿望，把斯里兰卡一次次推到战争的泥潭之中。

二、民族冲突对斯里兰卡的影响

长达27年的斯里兰卡内战给斯里兰卡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无尽的战火，无尽的死伤。二十多年的内战，整整毁掉了几代人的幸福。无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成为斯里兰卡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长期的战争对斯里兰卡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第一，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命损失。

在长达27年的内战中，斯里兰卡冲突双方共有80000-100，000万人死亡。[12]

采取恐怖手段是猛虎组织常用的伎俩。在斯里兰卡，猛虎组织的恐怖行动多半针对政治人物和重要建筑目标。

1986年5月3日，科伦坡机场内一架斯里兰卡航空公司的飞机发生爆炸，机上16人全部遇难。1987年4月21日，一枚汽车炸弹在科伦坡中央公共汽车站爆炸，当场炸死113人，炸伤数百人。1989年4月19日，一枚汽车炸弹在斯里兰卡东部城镇爆炸，当场炸死51名正在店里采购新年年货的顾客。1991年3月2日，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斯里兰卡国防部副部长。1993年5月1日，普雷马达萨总统在“劳动节”集会上被炸身亡。1994年11月24日，一名总统候选人和51名支持者在竞选活动中被炸身亡。1995年8月7日，一枚自杀炸弹在科伦坡市中心爆炸，当场炸死24人，炸伤40人。1995年10月20日，科伦坡附近的两座油库发生爆炸，20名保安人员被炸死。1995年11月11日，恐怖分子企图炸毁斯里兰卡武装部队司令部，结果导致15人死亡。1996年1月31日，一辆满载炸弹的卡车冲入科伦坡中央银行大楼，炸死了100多人，炸伤1400余人。1996年7月24日，两枚炸弹在科伦坡市内公共汽车上爆炸，炸死57人，炸伤257人。1997年10月15日，科伦坡商业区发生重大爆炸事件，造成1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1998年7月16日，一枚汽车炸弹在科伦坡一繁华市区爆炸，炸死36人，炸伤250多人。1999年9月24日：斯里兰卡东部一城市的商场顶部发生爆炸，当场炸死18名政府军士兵。1999年11月21日，泰米尔猛虎组织向一座教堂发射迫击炮弹，当场炸死32人。1999年12月18日，一位黑虎敢死队员在科伦坡市政厅广场制造了一起特大爆炸案。这次爆炸造成2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库马拉通加夫人的右眼被炸瞎。2001年7月24日，为了纪念其“武装起义”18周年，猛虎组织偷袭了斯里兰卡首都国际机场以及邻近的军用机场，一举摧毁了13架军用、民航飞机，造成了近亿美元的损失，导致数十人伤亡，酿成了一起国际上少见的恐怖事件。

即使在猛虎组织已经气数已尽的情况下，依然使用恐怖手段，造成大量死伤。据报道，2009年3月10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以南约160公里的阿库雷瑟镇清真寺附近，当包括6名政府部长在内的人群当时正参加宗教活动，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10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伤者包括政府邮政电信部长。[13]

第二，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严重影响了斯里兰卡的国际形象。

猛虎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僧伽罗人和斯里兰卡政府，在国际上破坏它们的形象，逼迫它们同意建立一个泰米尔人的独立国家。它总是通过最有效的途径向世人展示斯里兰卡可怕的一面，让斯里兰卡在世人面前黯然失色。斯里兰卡是一个旅游大国，每年到这个岛国的游客很多，为了破坏政府的形象，打击政府的旅游收入，“猛虎”就以宾馆、铁路、航空业为目标。1986年 5 月 3 日，它炸毁了一架民航班机。很多外国政府忠告本国公民，不要到 斯里蘭卡旅游，否则生命得不到保证。结果，斯里兰卡的旅游业一落千丈， 许多宾馆门可罗雀，五星级饭店的房间使用率不到 20%。茶叶是斯里兰卡的传统出口项目，猛虎组织扬言，它已经用氰化物污染了茶叶。结果，斯里兰卡的茶叶出口量锐减，价格也一跌再跌。为了打击政府的经济，破坏斯里兰卡的投资环境，“猛虎”对一些合资项目发动了进攻。1986年，它炸毁了一座日本投资的水泥厂，结果外资纷纷撤退。

第三，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严重制约了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

就自然条件而言，斯里兰卡是一个适宜种植水稻等农作物的国家，又由于斯里兰卡是个岛国，斯里兰卡的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长年的内战让城市凋敝、农田荒芜。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的东方省曾经是斯里兰卡主要的水稻种植区，可是自1983年爆发内战以来，它成了政府军和“猛虎组织”反复交火的地区之一，水稻产量大幅萎缩。直到现在，它依然没有恢复到鼎盛时期的水平。

国内民族冲突对斯旅游业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斯旅游业发展的历史就是斯国内民族冲突历史的缩影。旅游是斯里兰卡的重要创汇产业之一。

1966年开始，斯旅游业开始迅速发展。1976年至1982年之间，赴斯旅客人数增长较快，平均每年增长24%，到1982年达到407，230人次。

1982后期斯国内民族冲突开始，安全形势急剧下滑。1983年，赴斯旅客骤减至337，342人次，较1982年下降17%。

自1983年开始的整个80年代，斯旅游业直线下降，1986年下降到230，106人次，到1988年下降到180，000人次。虽然斯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但到1987年仍然没有恢复到10年前的水平，反而较10年前下降了23%。

90年代开始斯国内安全形势有所缓和，旅游业开始复苏。1990年赴斯旅客从1989年的200，000人次上升到310，000人次，到1994年达到415，000人次，已经恢复并超过1982年的水平。

1996年在科伦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斯旅游业再度受挫，赴斯旅客由1995年的403，101人次大幅下降到302，265人次，之后又开始恢复并快速增长，到1999年达到整个90年代的最高峰440，000人次。在1999年，斯旅游业对斯GNP的贡献率開始达到2%，创汇2.749亿美元，成为全国创汇最高的四大部门之一，仅次于纺织服装出口、劳务和茶叶出口三个主要部门。

2002年斯政府和泰米尔猛虎组织达成历史上的第一个停火协议，斯国内赢得短期的安全和平局势。旅游业在此背景下，从2003开始高速增长一直到2004年11月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由于受海啸影响，2005年赴斯旅客人次下降，但由于国际援助组织、政府观察团、志愿者等访斯旅客大幅上升，较2004年相比下降幅度很小。

2006年斯旅游业小幅回弹，达559，603人次。但2007年以来，由于安全形势的开始恶化导致主要旅客来源国西欧国家赴斯人数大幅减少。2007年1-5月间，赴斯旅客人次同比下降40%。[14]与2006年相比，游客人次减少了11.7%，为494，008。[15]

巨大的军费开支极大地影响了斯里兰卡的发展。为了对付“猛虎组织”，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加大国防开支。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1988年军费支出为2.57亿美元，2000年达到9.04亿美元的最高水平。即使2007年在政府军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军费支出也达到8.04亿美元。1988-2007年年均军费开支5.937亿美元。相应地，1988年军费支出占GDP的2.1%，1995年曾经达到5.3%，2006年也保持在2.9%的高水平上。1988-2006年，军费支出平均占GDP的比重为3.3%。[16]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制约了斯经济的发展。

战争给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无法确切地计算出来，因为战争波及面很广，它影响到外商的投资，农业、工业及旅游业的发展等等。据估计，内战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009年斯里兰卡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17]据斯中央银行估算，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该国经济增长率将比战时状态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一数字相当惊人。

三、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给人们的启示

2009年1月2日斯里兰卡政府军攻占了反政府武装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大本营基利诺奇。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将此称为对猛虎组织的“毁灭性打击”。2009年5月18日，随着猛虎组织头目普拉巴卡兰被击毙，旷日持久的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终于结束了。但是，这场冲突给人们的启示却是深刻的。

第一，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

斯里兰卡曾经是二战后新兴民主国家中发展不错的国家。但是，长期的内战让人们对斯里兰卡望而生畏。结果，斯里兰卡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发展受到严重损害。斯里兰卡的例证再次证明：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国家的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一个战火纷飞、充满恐怖气氛的国度里，是不可能有好的发展的。

第二，在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里，既要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也要反对小民族分裂主义。

一方面，作为主体民族，要放弃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心态，对少数民族要有平等宽容的精神。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要克服自卑的心理，更不能有凌驾于主体民族的心理。无论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既然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就应该有彼此关照、荣辱与共的情怀。“民族平等、共同繁荣”才是最佳的选择。否则，一个民族凌驾于另一个民族之上，必然带来无休止的争斗和混乱。最后的结果是，在争斗与混乱中，没有胜利者。争斗的双方都是牺牲品。一个国家和政府在制定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利益，不能有偏颇和歧视。

第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应该置于政党利益之上。

在民主国家中，各政党通过竞选执掌政权，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一个政党仅仅为了执政，提出一些短视的、暂时能拉拢人心的口号，其结果必将是损害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斯里兰卡独立以来政治发展过程告诉人们，为了获取选票，无论是统一国民党还是自由党，往往都利用民族和宗教情绪来达到掌权的目的。但是，一旦掌权，又往往难以实现先前的许诺。班达拉奈克领导的斯里兰卡自由党为了争取广大佛教徒的选票，有意激发过度的宗教热情。的确，这样做的结果是得到了选票并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当斯里兰卡自由党无法进一步满足佛教徒的要求时，悲剧便发生了：班达拉奈克本人死于极端的佛教僧侣之手，整个国家从此开始走向对抗和分裂。此后，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只好实行讨好多数僧伽罗人的政策。到后来，当意识到必须作出某些改变的时候，僧伽罗人也不买账了。很典型的例子是，在自由党人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时期发生了僧伽罗人领导的人民解放阵线的叛乱。在统一国民党人贾亚瓦德纳执政期间，当政府准备采取与泰米尔人和解的政策时，人民解放阵线再度叛乱。

在以后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的解决过程中，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实：当一个政党提出和解的方案时，另一个政党就会想办法阻挠。政争的结果是，对如何解决旷日持久的民族问题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第四，解决民族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和平手段。

斯里兰卡民族冲突持续了26年多。期间，有激烈的军事冲突，也有谈判桌前的艰难博弈。虽然“猛虎组织”在斯里兰卡政府军的进攻下已经土崩瓦解，但是，斯里兰卡真正的稳定和繁荣，必须通过和平的手段才能实现。艰难的和解和重建，绝不是军事手段可以解决的。至多，军事手段为和平解决创造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已。

第五，国际社会对民族分裂主义应该有一个正确、一致的态度。

从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社会的态度至关重要。在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受到离散泰米尔人的影响，对泰米尔人的诉求抱有同情的心理。只是后来极端的泰米尔人的行为才让西方清醒了许多，转而采取对“猛虎组织”的禁止和遏制政策。印度对泰米尔人的分裂活动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起初，印度出于短视，支持泰米尔人的活动。只是后来印度人认识到支持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分裂活动，将直接威胁到印度的安全和稳定的时候，才采取了支持斯里兰卡政府反对泰米尔分裂主义的立场。可以设想，如果国际社会早一点行动起来，以“猛虎组织”为代表的分裂主义势力显然不会猖獗如此之久。分裂主义可能借用“人权”的幌子，还经常能唬人一阵子。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往往会在所谓“人权问题”上犯迷糊。如果错把分裂主义当作人权问题，最终受害的将不仅仅是分裂主义所在的国度，有时也将直接影响有关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利益。

第六，根除恐怖主义既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全世界的责任。

斯里兰卡民族冲突中，“猛虎组织”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采取恐怖主义。暗杀、爆炸是他们惯用的手法。猛虎组织的暗杀对象不仅有僧伽罗政治家，也有温和的泰米尔政治家。在猛虎组织存在的二十多年中，斯里兰卡人人谈虎色变。很显然，无论有什么诉求，但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都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负责任的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第七，极端的宗教热情和极端的民族主义都是极其有害的。正常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旦将宗教和民族主义引向极端，这两者就会变成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敌人。独立以来斯里兰卡的历史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的发扬与推崇是历届斯里兰卡政府的基本方针。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的至高地位短时间内起到了动员僧伽罗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但是，这样的做法引起了泰米尔民族主义的极大恐惧与反感。结果，两种民族主义互相对抗，斯里兰卡社会便长期陷于分裂与内战的深渊。

注释：

[1]曹兴.《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世界民族热点研究和最长民族纠纷》，第248-25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

[2]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Sri_Lanka.

[3]金濤、孙运来主编：《世界民族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4]王宏伟主编：《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5]Jonathan Spencer， Sri Lanka， Histor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London，1990， p.33.

[6]H.P.Chattopadhyaya， Ethnic Unrest in Modern Sri Lanka， an Account of Tamil-Sinhalese Race Relations， New Delhi p.20.

[7]H.P.Chattopadhyaya， Ethnic Unrest in Modern Sri Lanka， an Account of Race Relations， New Delhi p.24.

[8]H.P.Chattopadhyaya， Ethnic Unrest in Modern Sri Lanka， an Account of Tamil-Sinhalese Race Relations， New Delhi p.24.

[9]Satchi Ponnambalam， Dependent Capitalism in Crisis， The Sri Lanka Economy 1948-1980， Zed Press， London， 1981， p.22.

[10]H.P.Chattopadhyaya， Ethnic Unrest in Modern Sri Lanka， an Account of Race Relations， New Delhi p.26.

[11]高鲲 张敏秋 ， 《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 第60页.

[12]http：//www.abc.net.au/news/2009-05-20/up-to-100000-killed-in-sri-lankas-civil-war-un/1689524.

[13]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1日.

[14]lk.mofcom.gov.cn/article/ztdy/200712/20071205263734.html

[15]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SRILANKA TOURISM --2007.

[16]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17]Economic Impacts of Sri Lanka's Civil War http：//www.asiaecon.org/special_articles/read_sp/12556.

作者简介：蒋华志（1963-9），男，汉族，四川苍溪人，历史学硕士、乐山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英语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