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延安时期的社会管理叙事

唐锦琳　王强

[摘要]延安时期是中共局部执政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社会群体，通过社会管理叙事有效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了党的声音，使延安成为当时社会管理的模范区。本文基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从叙事角度梳理了延安时期社会管理叙事的群体，归总了延安时期社会管理叙事的内容，挖掘了延安时期社会管理叙事载体。对陕甘宁边区社会管理实践与经验的重新探究，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内容，为研究陕甘宁边区社会管理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延安时期；社会管理；叙事

在这里想要先说清楚延安时期社会管理叙事的概念，就得先弄清叙事和社会管理的概念。叙事是人类最常见的行为方式之一，叙事也是对心灵的一种启迪和开发，我们的一生都被叙事包围，叙事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叙事学派认为“叙事即故事”[1]，“就是在一段时间之中发生的故事”[2]。或者认为“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3]。通过叙事能达到“理解”“讲述”世界的目的，所以叙事是一种很好的推理模式和表达模式。

社会管理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李程伟认为，广义的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是同等范畴的概念，是指政府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对各类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所实施的管理活动。狭义的社会管理，指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除了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一般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4]

延安时期社会管理叙事是指在延安时期，即中共在延安执政的13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群体，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广大人民群众群体运用叙事的表达方式，叙说着延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管理内容，这些内容具体表现为民主政权典范形式“三三制原则”；大生产运动；农村扫盲教育；冬学识字运动；群众社会卫生工作等等。延安时期，中共用创新的宣传方法—叙事法，有效传播了党的声音，使边区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自足，文化昌盛，党政军民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崭新面貌成为当时全国社会管理的模范区。

一、延安时期社会管理的叙事群体

1.领袖群体叙事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主席。从组织方面看，把延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代表上升为中共权力体系的主导力量，延安路线从组织上成为中共正确路线的象征，毛泽东成为正确路线的主要代表，也成为党在延安时期叙事的领袖群体代表。毛泽东是一个讲话风趣幽默的人，许多大道理他会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故事，讲给党的同志、工作人员、军队里的战士，包括周边的老百姓听。毛主席讲故事，不仅讲自己的故事，也讲别人的故事，其中包含许多著名革命故事。如1944年9月8日，普通的烧炭战士张思德，因在一次烧炭中不幸牺牲，毛泽东知道后，很是悲痛，虽然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这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先例。张思德的故事成为人们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是成为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行动指南，培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延安时期运用叙事方法对社会管理进行叙述，宣传，教育，实践的领导人还有很多，如朱德、周恩来等，在这里只是以毛泽东为领袖代表作一论述，以表明延安时期社会管理叙事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最终对延安时期的理论体系、政策行动、社会管理经验和实践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与概括的叙事主体，形成了以“延安精神”为外在标志和内在特质的延安叙事框架。延安精神记载着中共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故事；凝练着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经验；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良作风。

2.知识分子群体叙事

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民主政治的圣地，社会管理的模范区和延安精神的家园，使成千上万中外人士为之向往和赞叹。他们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冲破阻隔，历尽艰险，奔赴延安和边区，其中有知识分子、社会贤达，也有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等参观考察延安。这里只选取部分知识分子为代表作一论述。1934年底，时任《读书生活》半月刊编辑的艾思奇，开始为每期的刊物连载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备课时给学员们准备的哲学讲话，之后把这些文章集成书，就是《哲学讲话》。书出第四版时，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大众哲学》。这本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大众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读了他，从中觉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年去过延安的人多半这样描述道：“在延安，毛泽东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

3.广大人民群众叙事群体（以申长林、杨步浩等劳模为代表）

申长林，是模范党员，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1940年，蒋介石政府开始实行消极抗战政策，边区遭到国民党包围和封锁，外援断绝，经济十分困难，农民对革命在经济上的主要贡献是负担公粮、公盐。申长林同志从1939年至1943年共负担公粮四十八石三斗，占全村总数百分之五十七以上。公盐一千五百六十五斤，占全村总数百分之四十六以上。他常说：“为了抗战，为了革命，多负担点是应该的！”[5]延安时期，就是通过宣传这些典型人物的故事，不仅带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有力促进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而且也实现了对群众的自我教育、相互教育。

申长林是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英雄。他就是在用叙事的方法滋润着延安这块圣地，用叙事语言——口语叙述着他亲身的亲身经历。由于所叙事件是叙述者对自己的亲身经历事件过程的再现，更易获得深刻的体验。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叙事者还是受述者都会获得某种体验，生成感悟。

二、延安时期社会管理的叙事内容

1.开展以“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为目的的军民大生产运动（经济方面）

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对内面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给，对外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对陕甘宁边区的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但是边区人民给了粮食，尤其是边区下定决心自己动手，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解放军一面战斗，一面组织大生产运动，使机关、部队、学校等达到全部或部分粮食自给，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减轻了群众负担。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要让全国人民都“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要各得其所。”[6]

2.建立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权。（政治方面）

边区的民主建设不仅是政府动员全民族抗战的有利契机，也是拓宽社会管理的重要渠道。“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是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环境下，组织人民群众自己管理、民主监督各级政权的有益尝试。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对内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对外是为了对抗国民党政权。“三三制”使边区各级政权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边区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

3.改造社会风气，开展社会教育运动（社会方面）

社会教育是边区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另一重要举措。当时，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当时社会教育的贫瘠性和必要性。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精兵减政”政策之下，主要采取了以识字教育为主，以夜校、半日校和冬学为辅等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形式，比如以读报为载体的识字运动，以妇婴卫生为内容的妇女冬学等等。因此，社会教育不仅拉近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众之间的距离，而且使党有条不紊地实现了对边区社会资源的全面管理。

三、延安时期社会管理的叙事载体

叙事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人性冲动，古老程度几乎等同于人类历史。它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狭义上的小说叙事，其根茎还延伸至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无论是一部歌剧、一部电影，一组漫画，都在诉说着某个故事。延安时期的社会管理叙事主要是口语叙事、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口语、图像和文字是主要的“叙事载体”。文字叙事主要是文学作品，图像叙事主要是美术、漫画等。延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很多，如长篇叙事诗则有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在美术方面，有古远的木刻作品《运盐》、《生产》、《学习》、《送粮》等；在漫画方面，任迁乔的连环画《翻身》（1942）、刘旷的《白毛女》（1945）。漫画主要是以地主为题材，地主形象的塑造，早在国民革命时期的漫画当中就有了丑化的体现。抗战时期，民众要求画面能够有他们所熟悉的、有趣味的、“有讲头”的故事；实际上旧的民间绘画就是通过“故事”反映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态度的。[7]在党和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下，边区的文化艺术发展进入高潮。“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创作3500件之多；长篇小说创作150余种，作家90余人，戏剧（话剧、杂耍、两三幕大戏）创作约百余种；音乐（小调歌曲、大合唱）创作300多首。民歌、街头词、秧歌、社火创作活动比比皆是。”[8]

总之，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成功的示范区，延安时期社会管理成为全国的模范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广大人民群众群体的宣传方法。以叙事这一视角探究延安时期的社会管理内容，对当今创新社会管理也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1]（美）伯格（姚媛译）.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2]（美）伯格（姚媛译）.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7.

[3]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6.

[4]李程伟.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公共管理学视角的解读[J].中国行政管理，2005（5）.

[5]刘光，刘润珍.延安文史资料第一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8.

[7]邹建林.趣味之辩——从新年画看民间审美观念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渗透和转换[J].文艺研究，2005（9）.

[8]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228-229.

[基金项目]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为：2013JK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