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概述

王永红

（秦安县博物馆，甘肃秦安741600）

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概述

王永红

（秦安县博物馆，甘肃秦安741600）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统一前300多年间，虽然战争长期不断，但其间也有相对的和平稳定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业较两汉时相比已显衰退，南方较北方兴盛。铜镜铸造作为青铜铸造业中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部门，亦深受影响。由于南北分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不仅随着年代变化，而且还呈现地域差异。从中国铜镜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一时期的铜镜铸造处于中衰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铸造；地域差异

一些学者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出现新的镜型，铸镜业进人了停滞时期，产量少且铸制粗糙。然而，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尤其发现了较多的纪年铭文镜，这使我们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沿袭汉镜的样式，这一较长时期，铜镜形制仍为圆形，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东汉以来的镜面特点，即将平板式改变成微凸式镜面。镜纽一般为高凸起的圆纽，画形纽座，纽边的四辫柿蒂形什有的一直仲向镜边缘。从纹饰来看，主要流行高凸越式的神兽、画像镜以及双兽镜、变凤镜和夔凤纹镜等等。高浮堆式的神兽镜大体可分为横置（重列）式和圆绕（环绕）式两种，横置式一般分五层或六层配置神兽，神像的尊数多少常常不一。与神兽相配合的多为汉代以来流行的四神图象，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圆绕式神兽镜是在圆形纽座外围组成圆形的四神四兽或二神二兽，有的神兽图案并配置有凤鸟纹。

神兽镜具有铭文和纪年的不少，这对研究该种镜的时代、国别、产地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风俗都有着重要价值。纪年镜有“太康三年”、“太平元年”、“黄武六年”、“黄龙元年”等。有纪年铭之神兽镜以三国时吴国所出最多，有学者对神兽镜进行综合研究后指出，神兽镜主要是吴地所产的吴镜，其他地区发现的均由吴国境内传入。例如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就分别是北魏兴安二年（453）和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开凿的，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石窟，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这时期除有大量的石造像外，同时也用大量的铜铸。

神兽镜铭文内容与其他时代的铜镜铭一样，多程式化，一般开首有某年“造作明镜”，以下多有“幽谏三商”等内容，最后则是希冀长寿、子孙满堂、高官厚禄等内容。

关于画像镜的题材，多取自一些闻名的历史故事，如伍子胃、越王、范益等人的画像，有这种画像的铜镜被称作伍子胃画像镜。也有西王母、东王公、车马神人画像镜。此类镜在雕刻技法上，尤其是雕四马曳车时采用了斜雕式，使画面富于自然、优美感。

神兽镜和画像镜铭常留有匠师的名字，例如湖北宜昌出土的一面吴会稽著名工匠鲍氏所作镜，镜铭为“鲍氏之作，子孙享迁”。在镜铭中还见有“陈世造”、“徐伯造”等字样。这些有制造者姓氏和名字的铜镜，反映了当时私人冶铸铜镜和商品留有信誉标记的状况。

除神兽镜和画像镜外，变形四叶纹镜在这一时期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流行于西晋时代的变形四叶凤鸟镜十分独特，在四叶纹的四面准有四只或八只凤鸟，在凤鸟之间有的配置佛像或兽首。这时期的凤鸟纹镜在外区或镜边缘，常有连续的小连弧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镜具有“长宜子孙”、“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等吉样语镜铭及“黄龙亦鸟”、“建兴”、“五凤”、“太平”、“水安”、“甘露”、“凤凰”等年号铭文的很多。如河南恨师杏园村出土一件三国魏镜，主题纹饰为连弧纹；①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出土的位至三公镜，内区饰对称凤纹，素宽缘；②1972年太原北魏辛祥墓出土的三龙戏珠镜，镜铭为“龙氏作竟（镜）佳且好，明天日月世之保（宝），大吉矣”。③

总体来说这时期神兽镜流行最广，其次是变形四叶纹镜和直行铭文双夔凤镜，还有连弧纹镜。变形四叶纹镜中以变形四叶八凤镜居多。变形四叶兽首镜从出土的纪年镜看，3世纪中叶又是一个高潮。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变化，铜镜纹饰中出现的佛像图纹就是一个显著特征。东汉以来的神兽镜的纹饰，以东王公、西王母为题材的很多，民间传说的仙人和某些历史人物也是常为人们运用的题材。到三国时，佛像图纹逐渐在铜镜纹饰中流行。这种趋势至西晋时又有所发展，在日常使用的铜镜中出现较多的佛像图纹。这一现象对于了解长江中游和下游吴境内佛教的传播情况有着重要意义。

东汉中期以后出现的南北铜镜类型差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依旧明显。绍兴、鄂城为主的南方广大地区流行神兽镜、画像镜。例如湖北鄂城，近20余年来，已经发掘的东汉、三国和晋代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铜镜，以孙吴时期的铜镜居多。据王仲殊所见的百余枚有代表性的铜镜看，其中可以笼统地称为神兽镜的约有40余枚。此外，在已正式发表的可供统计的资料中，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出土的神兽镜达40余面，是各类铜镜中最多的。相反，在我国北方地区仍然流行规矩镜、连弧纹镜、变形四叶兽首镜、变形四叶夔纹镜、夔凤纹镜、盘龙镜、神兽镜极少。如《洛阳晋墓的发掘》一文报道，54座墓出土铜镜24面，仅有神兽镜一面，④这是目前为止洛阳晋墓中唯一的一面。东汉中期以后浙江绍兴已经是一个铸镜中心，到孙吴时代，达到了极盛期。各种神兽镜铭文中出现的不少工师名字和铸造地，对于了解铸镜业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鄂城发掘出土的“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纪年镜两面，铭文中有“揭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竟”。传绍兴出土及出土地不朋的两面黄初三年纪年镜，都有“师卜德口合作明金竟”铭文。鄂城发掘出土的“黄初（两字不清）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纪年镜和传世的“黄初四年五月壬午朔十四日”纪年镜，都有“会稽师鲍作明竟”铭文。此外还有“黄武五年二月午未朔六日庚巳扬州会稽山阴安本里”、“黄武六年会稽山阴作师鲍唐”（鄂城出土）、“黄武七年七月丙午朔七日甲子纪主治时大师陈世严作明竟”、“黄龙元年大岁在己酉九月壬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造三谏明镜”、“黄龙元年太岁在己酉七月壬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造作百谏明竟”以及“会稽师鲍作明竟”等。从上引铭文可知，这些铜镜一部分是来自浙江会稽，一另一部分为本地所铸造。传长沙出土的黄初二年镜铭文中有“武昌元作明镜”。过去有的学者认为“武昌元”是人名，王仲殊则认为“武昌”应是地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当然在鄂城铸制铜镜的工师中有来自会稽的。

在北方，地处黄河流域的曹魏，右尚方是掌管铸镜的重要机构。《通典》载:“秦置尚方令，汉因之，后汉掌上手工作御刀剑玩好器物及宝玉作器……汉末分尚方为中左右尚方，魏晋因之。”传世铜镜中，甘露四年和五年兽首镜都有“右尚方师作镜清且明”铭，景元四年规矩花纹镜有“景元四年八月七日右尚方工作立”的字句，都表明是右尚方所作。可知魏晋的三尚方中，右尚方是掌管铸镜的机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有十几面铭文中出现了“铜出徐州，师出洛阳”或“铜出徐州”的字样。⑤如“新作明竟，幽律三刚，配德君子，清而且明，铜出徐州，师出洛阳，雕文刻镂，皆作文章，左龙右虎，师子有名，服者大吉，长宜子孙”。又如“吾作明竟，幽律三刚，铜出徐州，雕镂文章，配德君子，清而且明，左龙右虎，传世有名，取者大吉，保子宜孙”。在中国本土，“师出洛阳”铭的铜镜目前还未发现，仅在辽宁辽阳魏晋墓中出土的一面方格规矩镜铭中有“铜出徐州”的内容。有的学者据此推断三角缘神兽镜应为魏镜，也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徐州很可能是中原地区铸镜手工业的中心。王仲殊认为，从这些铭文中可以看到三国时期会稽郡的山阴进一步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铜镜铸造地区。这一地区所铸造的产品运销外地，鄂城出土的一部分神兽镜就是由绍兴输入的。而且会稽工师还到绍兴以外的地区铸制铜镜。鄂城出土的黄武六年镜，铭文有“会稽山阴作师鲍唐”、“家在武昌思其少”等语句，证明了绍兴工师到鄂城铸镜的事实。

鄂城也有规模较大的铜镜铸造业。湖北鄂城曾是孙吴前期的都城所在地。在这里发掘的东汉、三国和晋代墓葬出土的许多铜镜中，除了上文提到的神兽镜外，还有规矩镜、连弧纹镜、兽首镜、龙虎镜、夔凤镜、画像镜等。神兽镜中建安式重“铜出徐州”的铭文不足以说明铸镜之铜必出于徐州，尤其不能说明是出于无铜可采的彭城（今江苏徐州）。他还认为“师出洛阳”的铭文也是古人的矜夸之词，并不足以说明它们必是洛阳工匠所造，正如有尚方镜铭不见得都是尚方工官所作的镜子、有“汉有善铜出丹阳”铭不见得都是用的丹阳铜铸制的镜子一样。“铜出徐州”铭的出现，至少说明在那一带是有铸铜器的优质原料。至于“师出洛阳”铭，仅在日本国发现，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洛阳铸镜师技艺高超，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所以才会在镜铭中加以宣传；另一种因素可能是当年日本人将曹魏的都城洛阳代表中国，“师出洛阳”铭为表明此镜子出自中国优秀工匠之手，以扩大中国铜镜在日本的宣传效果。鉴于这类镜铭在日本发现，而中国反倒没有发现，因此，后一种的可能性大。

综上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铜镜铸造业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但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分裂，长期战乱，社会呈现相对稳定，经济发展不平衡，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不仅随着年代的推移而变化，而且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铜镜铸造中心，如三国时吴郡的吴县、会稽郡的山阴和江夏郡的武昌是吴最重要的铸镜中心。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子村的两座魏晋墓》，《文物》，1985年第8期。

②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③戴尊德：《太原北魏辛祥墓》，《考古学集刊》第一集。

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47年第1期。

⑤孔祥星：《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K8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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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3115（2015）20-002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