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之前的古代妇女

文＿温潜

《婚姻法》之前的古代妇女

文＿温潜

古代的相亲和婚恋

近段时间，美、法等欧美主流国家纷纷通过同性恋婚姻法，这对同性恋者来说究竟是不是好事？会让同性恋者更幸福吗？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尚未可知。

先回顾一下《婚姻法》之前的中国古代家庭。“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国效力是为政，家政也是为政，反映出夫子的民间自治思想。由于家政与国政分立，所以讲“婚姻制度”时，须将中国传统与西方宗教社会的“婚姻制度”相区分。

西方宗教社会婚姻经教会许可，无论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都是强制义务。了解西方古代的婚姻，可参看易卜生的戏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

古代中国人结婚不登记，离婚不诉讼，皆由宗族、习俗自治，既没有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也没有“一夫多妻制”，只有民间习俗。习俗因时而变，无始无终，所以在传统中国找“婚姻制度”，没有现成的答案。

先圣很少讲婚姻制度，多讲伦理道德。孟子讲得具体：“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接着讲丈夫之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顺从不是大丈夫的美德。好男儿志在四方，丈夫刚毅木讷，得志时好民之所好，乐民之所乐，不得志时独善其身。孟子把妇道和夫道放在一起讲，隐含了因果关系：为了滋养丈夫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所以妻子要谦虚柔顺。如果颠倒过来，妇唱夫随，丈夫只能经营小家，不能尽公共义务，那就违背阴阳之道了。

至于中国古代的妻妾制度，今天的人们多有误会。朱熹言：“一夫一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儒家明确主张一夫一妻，而民间的妻妾制，受到各个时代法律和习俗的规范，一般来说纳妾的主张权、选择权均由正室决定，即纳不纳、纳谁丈夫不能做主。司马光纳妾，是被夫人强迫，严复夫人亦主张他纳妾，但被他拒绝了。

现代人受五四时期影响，想当然认为古代婚姻是“包办婚姻”，实则完全包办并不是普遍现实，至少唐宋人还是有相当的自主权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父母包办，而是指一项婚姻要以媒人为中介，由父母出面。新人对于自己的婚事，当然具有一定自主权，不全然由父母说了算。京剧、川剧、豫剧的《拾玉镯》，生动地再现了，男女自由相亲之后，然后托媒人为聘的一个恋爱过程。

在宋代，媒人说亲后，有一个相亲的程序。“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如新人中意，则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磅彩缎两匹，谓之压惊，则婚事不谐矣。”（《东京梦粱录》）

这个相亲的过程，非常文明。彼此相中了，则男方给女方插上金钗。若不中，则男方送上彩缎两匹，表示歉意。

在民间戏剧里，多有女追男的故事。宋代笔记《青琐高议》一则“男追女”颇为惊心动魄：京城人周默，对邻居老秀才的21岁娇妻孙氏一见钟情，接连写了几封情书。孙氏对周默似也有情意，但已婚嫁，只好严词拒绝。后来周默宦游，写信告诉孙氏：愿终身不娶等她。三年后，周默回乡，得知孙氏丈夫已离世，便托母亲遣媒求婚。两人终结秦晋之好。孙氏是嫁过三次的妇人，但周默以及彼时社会都没有对她有什么贞节层面的歧视。宋代社会之开放，可窥一斑。

《拾玉镯》生动地再现了古代男女相亲的自主空间

戏剧《打金枝》，讲述了唐代宗的刁蛮公主升平与大将郭子仪之子郭暧婚后发生的一场宫廷风波

杜诗背后的完美女性

杜甫生母崔氏，继母卢氏。

“崔卢”意味着什么呢？《唐史》载，唐宣宗有一天曾言：“想我李家两百年天下，民间论婚嫁尚不及崔卢乎？”唐朝宫廷里发生的这一场婚恋风波，后来被改编为戏曲《打金枝》。

杜甫少年得意，却很不得志。他30岁时中断了在燕赵的漫游，回到洛阳，在首阳山下筑陆浑山庄，娶了弘农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杜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杨氏小他十多岁，杜甫并没有用他的大手笔为爱妻立传，甚至杨氏的名字也少人知晓，但杜诗中却多处提及杨氏，虽片言只语，但从那饱蘸深情的笔墨中，诗圣背后那位美丽贤惠的伟大女性，让后世读者思之不尽。

杨氏出身书香门第，金枝玉叶，有着娇美的容颜，杜甫说她的姿容姣艳如花蕊，一颦一笑像嫦娥，为了看清她的容貌，恨不能将月中的桂树全部砍去：“仳离放红蕊，想象颦青娥”，“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一百五日夜对月》）。

杨氏有着高尚的品德，她本千金之躯，却克勤克俭，任劳任怨。杜甫和诗朋酒友们在花园里饮酒，她却在河下洗衣，那石砧上传来的隐约捶洗声，每一下都牵动着杜甫的神经：“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纷纷。野树歌还依，秋砧醒却闻。”（《九日五首》）。

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安史之乱中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及探家时，看到妻子和儿女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丧乱中，妻子无时无刻不思念着他，以致见面时，妻子如入梦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羌村三首》）。

从杜诗中还可了解到，杜妻十分爱美。她深知离乱之中团聚的不易，因此，为了讨丈夫欢心，刻意打扮了一番。孰料，两个不更事的女儿也偷偷学习母亲的样子，不但用小手梳理着头发，而且既施铅粉又画黛。“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北征》）

史料中关于杜甫妻子的记述很少，能看到的仅有两则——

唐人冯贽《云仙杂记》载：“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使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

此事应发生在至德二载十月，韦陟身为三品大员，与杜甫同列朝班，比杜甫年长十七岁，能礼贤下士，不弃布衣。韦陟乍见杨氏，见其饿得清瘦，身上衣裙遍布补丁，立即退出，可谓不失长者之尊，继而派夫人送去装饰品夜飞蝉，又表明了对杜甫夫妇的关怀和敬重。此情此景，令人感慨。

另一段文字，见于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甫）墓系铭》。文中简述了杨氏的出身，49岁终。从卒年推断，应该是在杜甫病故于湘江的小船上后，杨氏将丈夫的灵柩置厝岳州，然后带着儿女们回到洛阳陆浑山庄，不久便去世了。墓铭说：“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以家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合葬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