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部控制质量研究的文献综述

□ 乌鲁木齐 方 依

公司的内部控制都是现代公司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内部控制质量更是研究热点。内部控制发展史的序幕是由 COSO发布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2）拉开的。随后，美国在2001年发生的安然事件和在2002年发生的世通公司倒闭事件，更是将内部控制深刻地烙在了人们的心里，引发人们对其深深地思考。在2004年美国出台了《萨班斯法案》，期望能避免悲剧的重演。面对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在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之上，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考虑到美国出台萨班斯法案的重大意义，2006年7月15日我国财政部发起并成立了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2007年3月2日该委员会公布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2008年和2010年财政部等五部委先后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自2011年1月1日起在我国上市公司和大中型企业分步实施，并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实行。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已对内部控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外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系统日益完善，有关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体制比我国更全面有效。那么，国外有关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研究自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必须牢记国内外的差别，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由于我国乃至国际组织通常都是向美国学习经验，所以本文着重整理针对美国的相关研究。萨班斯法案是美国审计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研究也是基于此背景下进行。Michael L. Ettredge等（2006）就是研究在萨班斯法案202条款下，内部控制质量对审计延迟的影响。作者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通过实验研究，得出结论：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会导致更长的审计延迟。Yu-Chen Lin等（2014）他们旨在发现美国CEO特征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笔者选择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来衡量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研究发现，在萨班斯法案404条款下，CEO的壕沟策略及其年龄均与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有显著的关系。除此之外，国外的学者还会将市场细分，希望能在不同的细分市场得出有关内部控制质量的一些有价值的规律。如，Dina（2013）研究在二级贷款市场，内部控制质量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关系。文中作者是用内部控制缺陷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发现，虽然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能增加二级贷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但是二级贷款市场的独特性能减轻内部控制缺陷对公司信息环境的负面影响。

二、国内有关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向国外学者学习的基础上，并基于本国国情也同样做了大量的研究。在不同的角度，都有着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一些学者希望从公司自身的角度出发，研究公司自身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希望投资者能从可观察的公司特征初步判断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徐菁忆（2014）以2010年所有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公司特征的角度来探究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作者是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衡量。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有影响，且不同的公司特征的影响力及影响方向不同。杨松令等（2014）研究了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构建以 COSO内部控制框架中的五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其企业价值之间呈现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晶（2014），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发现经理权力的使用和审计委员会及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问题上，作者选择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来度量。研究发现，经理权力的过度使用会弱化审计委员会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作用，会导致审计委员会没有起到实质上的作用。杨艾（2014）旨在研究独立董事有效性、内部控制质量和财务风险三者的相互关系。作者用内部控制质量评价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有效性的提高会促进企业财务状况的提高，也会使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企业财务状况的提高。部分学者从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角度来研究，企业的两大资金来源是所有者投资和债务人借贷，这两个途径所耗成本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资金流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李超等（2011）旨在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和权益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内部控制质量判别分数，并将该内部控制判别系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实证分析后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权益资本呈负相关系。陈汉文等（2014）研究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中，作者采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构建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行计量。通过实证分析之后，得出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的结论。伍伦（2014）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企业规模与银行契约条款设置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选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实证结果表明，由于银行债权人的自我保护心里，使得企业规模会对银行契约条款的设置产生影响。企业规模越大，条款的设置越宽松；内部控制质量对借款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和获得长期贷款的积极作用，在小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邓德强（2014）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和异质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选择用自愿披露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来衡量内部控制的质量。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总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呈正向关系；独立机构投资者偏好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而灰色机构投资者并不关注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另一些学者还会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角度来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外部监督不仅仅有外聘审计师，还存在媒体监督。比如彭桃英等（2014）就研究了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和我国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能减少管理层代理成本；同时，媒体监督和内部控制质量两者结合可以对管理层代理成本的降低起促进作用。还有部分学者单纯的从内部控制质量本身来研究，于海云（2011）就是用企业的内部控制报告的自愿披露行为来衡量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他研究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愿意进行自愿披露，在信号传递的作用下，该企业就越容易获得较低成本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贷款，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反之，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则不得不承担高成本的借贷，使企业价值降低。

三、总结

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其研究重点通常是放在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特征等的相互关系上，将内部控制质量和其它变量构建起联系固然重要，但是研究越是往前走越不能忘记一些基础的东西。其实相关研究始终离不开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问题。目前，国内外的学者通常会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自愿性及构建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等来衡量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由于这些变量都依赖于国家相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故在我国现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准确地衡量内部控制质量同样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应意识到是否可以找到新的更有效的衡量方式。国内，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仍未给出一个恰当的衡量方法，所以我们仍需继续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