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协商”：村级党组织行动逻辑的组织基础分析

李传兵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一些村级党组织中客观上存在着选择性协商行为，即村级党组织为了达成上级的考核指标和迎合民众的利益诉求而对农村公共事务的“软指标”进行有选择的协商。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行为产生的制度根源，一是受自上而下、垂直到底的领导体制的影响，村级党组织对上级政府部门产生依赖，不得不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同时村级党组织面临自身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所以不得不作出选择性协商行为；二是村民基于理性考量，或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对乡村公共事务表现出冷漠态度，这也为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关键词：协商民主；党群关系；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政党政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4-0040-07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党组织的建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分别从党组织自身的定位、党组织与农民组织的关系的定位、“两新”组织中党组织的定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学者们普遍对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制度根源问题给予了关注。这些研究大多将研究视野投射于街道党建、乡镇党建和“两新”组织党建，而对村级党组织建设则很少重视。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要求，村级党组织的定位应当是服务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推进乡村政治生活有序开展、教育村民依法履行义务。但在中国存在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村级党组织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已经远远偏离了其应然定位，转变为国家政权的末梢，扮演着国家代理人的角色，行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学者们从两种视角出发阐释了村级党组织行政化的根源：第一，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问题开始积聚，乡镇政府及上级政府往往把大量的行政性事务和政治性事务分配给村级党组织，村级党组织成了乡村公共问题解决的落脚点，村级党组织无力就公共事务与群众展开协商。第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村级党组织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趋于减少，基层党组织只有依赖于上级政府部门才能开展工作。客观上形成了对上级政府部门的依赖关系，进而减少了与基层群众的协商行动。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将村级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组织基础纳入到政党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之中，但目前为止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寥寥无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社会结构、经济利益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两新”组织涌现，这些组织与传统的“单位”相比，在产权上与政府无资产纽带关系，在人事上与政府无任免制约关系，在管理上与政府无行政隶属关系，这种变化使得基层党组织无法依托行政权力展开工作。但是，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又对村级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产生了更多的要求，村级党组织不得不向社会领域延伸和拓展，就公共事务的解决与群众进行协商。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社会公共事务大量积聚，社会矛盾冲突增加，上级政府部门迫切希望村级党组织能够在社会维稳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按照上述两种思路推演，村级党组织为了迎合以上两种需求必然会采取协商行动来解决乡村公共事务，但是笔者实地调查发现，村级党组织既不会为了迎合村民的需求而步步退让，也不会一味逢迎去完成上级政府的所有考核指标，而是采取了一些选择性的协商行动。因此本文尝试用“选择性协商”这一概念来表述村级党组织的这种非正式的组织行为并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行为产生的主观原因是什么？其二，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行为产生的客观环境是什么？笔者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安阳、瓮安考察，对两地十几个村进行调查研究。本文的资料均来自于实地调查。包括对乡镇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村民、村庄致富能人等的访谈。

二、村级党组织的“选择性协商”：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农村公共事务分类与选择性协商的逻辑关联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政党，而村级党组织是其重要的一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围绕农村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等问题产生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在当前农村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党群关系无疑是一个焦点。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群众工作进行了重新定位，工作理念由过去的管治转向服务，工作方式也由过去党组织包办一切转变为党员干部与群众互动协商，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解决。

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不会、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事务都进行协商，而是会依据乡村公共事务的分类进行有选择的协商。那么，村级党组织是依据什么标准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分类的，又是依据什么条件确定事情的轻重缓急，从而作出选择性协商行为的呢？

依据农村公共事务施压主体及其属性的不同，本文把农村公共事务划分为政治性事务、行政性事务和村民事务。政治性事务是指各级党委及其所属部门所发起和推动的有关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活动；行政性事务是指由各级政府部门逐级派发和下压的各种行政管理事务：村民事务是指依据村民的基本诉求，为村民提供具体服务的活动。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仅就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作了一些抽象的规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党组织要应对的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所肩负的责任也更重。

面对各种任务，农村基层党组织往往会依据事情的重要性、敏感性区分出一些“硬指标”和“软指标”，从而作出选择性的协商行动。在中国农村社会，村干部经常会把上级考核严的事务作为必须协商解决的“硬指标”，而将涉及乡村利益分配、考核不严的事务作为选择性协商的“软指标”。齐晓瑾等人对华中、华东部分村庄征地过程中村干部行动逻辑的考察正好印证了这种观点。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村庄内部资源开始迅速聚集。作为乡村资源的掌握者，村干部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会与上级政府部门产生利益“共谋”，并将征地等事务排除在党群协商的范围之外。当下很多地方把农村社会综治维稳、村民自治等作为考核村干部的重要指标，面对来自上级党委政府部门的考核压力，村干部不得不选择与群众进行协商，一旦这种权力的施压减小，村干部就会减少协商行动，硬指标也就变成不用协商的软指标。另外，如果村干部掌握的资源不足，也会削弱村干部协商的积极性。从学理性来讲，党组织是发源于社会的，其原本的职能就是服务于社会的。在村民日益增强的问责与维权行动的压力下，农村党组织必须切实回应村民的利益诉求，为村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二）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的分析框架

当然，村干部并不是对所有的村庄公共事务的“软指标”都采取选择性的协商对策。如果自身掌握足够的资源。村干部还是会在党群协商的框架下去讨论的，因为村干部具有天生的向村民代理人角色倾斜的潜质。但是村干部的选择性协商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呢？深入调查发现，这种选择性的策略行动不仅是村级党组织在资源匮乏下的无奈选择，更是经过理性考量后的组织化的行动。本文意在分析这种组织化的非正式行为产生的根源。

费佛尔和萨兰奇科是资源依赖理论的集大成者。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能够自给自足的，所有组织为了生存都要与外围环境产生联系，获取资源的需求使得组织对外部环境产生了依赖，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组织依赖性的本质与范围”。资源依赖理论包含四个假设：（1）组织最关心的是生存；（2）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但是这些资源组织自己不能够生产；（3）组织必须与其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互动，而在这些环境中存在其他的组织；（4）组织的生存建立在组织协调处理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组织对外界的依赖程度取决于资源的重要性、替代性资源来源的多寡以及其他组织获得和使用这种资源的强度。当然，这种对资源的依赖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既有竞争性的相互依存也有共生性的相互依存。“从党组织与村民的关系角度来看，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具有目标的契合性，并且二者对彼此都有资源的相互依赖。村级党组织拥有政策资源、信息资源、经济资源，而这些是村民所必需的。”同理，党的政策的落实需要征得民众同意，只有获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政策才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照此推论，村级党组织是可以与村民进行完全意义上的互动协商的，但事实并不是如此。从村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来看，上级党组织拥有村级党组织的人事权、考核权，村级党组织在上级组织的施压下势必会采取协商行动来迎合上级分派的任务，但是由于自身资源有限，村级党组织往往会在各种任务之间游走，有选择地与群众进行协商。

本文延续上文的研究思路，从村级党组织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来阐述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行为发生的原因。本文以三个命题来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什么会作出选择性的策略行动：（1）村级党组织迫于自身资源的局限以及上级党组织的压力而采取选择性的协商行动。（2）村级党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会把重大事情，尤其是涉及利益分配的事情拿来与群众协商，而乡镇党委政府为了自身的政绩考虑。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二者产生依赖关系。（3）政治参与途径的缺失、村民因利益受损而形成的对党组织的不信任感以及村民只关注自己利益的态度共同促使村民对党组织的行动采取消极默许态度，听之任之。这进一步促使村级党组织采取选择性的协商行动。

三、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的案例分析

（一）安阳“思辩堂”

2010年安阳市政协尝试运用“思辩”方式协商议政。参与协商辩论的主体有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普通群众代表等。协商主题包括需要决策的重要事项和事关大局、贴近民生的热点问题等。要求政协的协商必须在党委决策、人大通过和政府实施之前，即实行“三在前”原则。安阳把这一协商模式命名为“思辩堂”。

按照“思辩堂”的设计要求，协商的辩题由党委政府点题、政协委员推荐、媒体网络征集、主席会议集体研究产生，选题要紧密切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广泛整合群众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由群众投票决定。但是“思辩堂”的实际运行结果却与预先料想的相去甚远。如，2010年安阳市政协意图借该地有中国最大的航空俱乐部和航空体育训练比赛中心以及世界一流的滑翔基地设施的优势，围绕建设“航空运动之都”展开了一场思辩会。但是该项议题其实早就已经列入政府决策，所谓思辩也仅仅是弥补一个程序而已，并不如预先设计的要在党委决策、人大通过、政府实施之前进行协商。此外，参与主体范围也作了很大的限制，仅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政协委员等参与。

S中学教师：“思辩堂”在2012年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但是你问一下普通的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的。它就是个宣传形式，只能这样去说。如果它真的发挥了好的效果，至少有一半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参与协商议事的都是那些政府官员和专家，老百姓压根就没有参加。（访谈编号：安420140422）

此外，即使组织群众代表参与协商，协商的结果也往往不稳定。党委政府与群众以及其他行业代表确立的政策或者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废止，或者因政策执行的随意性而偏离了初衷。

M村村支部书记：“思辩堂”是我们市上一任的主席搞出来的，但是上一任的主席离任了，所以也就搁置了。举个身边的事情，城市规划一开始确实也征求过群众的意见，但是实际上这些规划图说改就改，规划中有中学的地方、有小学的地方，后来领导说改就改了，就开发了。（访谈编号：安520140423）

（二）瓮安“5531”模式

“瓮安事件”之后，瓮安县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来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党群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统筹经济发展、基层建设、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生态保护“五位一体”的工作，整合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五种力量”，满足人民群众生理、物质、精神“三个层面”的需求，贯彻做好群众工作这“一条红线”的“5531”模式。其中较有特色的做法有：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千名机关干部大走访、千名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巡访的“五大访”活动；政府部门一把手挂出牌子，倾听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上访，将领导接访制度化；创新领导干部考核任用机制，让群众参与干部的考核任用，实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等。按照当地媒体的宣传。“5531”模式推动瓮安实现了由乱到治、到大发展的深刻变化，谱写了瓮安群众工作发展的新篇章，全县呈现出政通人和、风清气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态势。

“瓮安事件”之后当地的党群关系状态确如当地媒体宣传的那样吗？笔者同课题组成员一道对当地几十个村庄、上百户农民进行采访后发现，现实的瓮安党群关系状态与媒体所宣传的存在很大的差异。从党群协商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来看，多是形式大于内容。很多地方也只有在“样板村”才会出现如媒体宣传的那般光景。

W村村民：我们社区是村改居过来的，旧城改造过程中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当初县城改造的时候，政府许诺给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到现在都没有很好地落实，答应老百姓在新城区建的商铺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结果，老百姓的生活成了很大的问题。（访谈编号：瓮120140725）

从党群协商的行动主体来讲，“瓮安事件”之后，当地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在决策之前并没有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导致群众的利益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被漠视了，这也导致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无法得到群众的呼应，群众参与度较低。

Q村村民：乡镇里的干部有时也会下来走访一下，到一些农户家中看看，有时也会帮助老百姓做点事情。比如说最近雨比较多，隔壁一家的房子塌了，驻村干部与本村干部一起想办法帮他们申请了一笔贷款，还帮着找了些盖房子的材料。但是这也只是在村干部进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他们才给解决。乡镇干部在村里一般是不会见得到的。（访谈编号：瓮220140725）

L社区饭馆老板：社区如果有事情的话，居委会会在公告栏里贴张公告，说明一下处理的结果，为什么做出这种结果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偶尔也会去了解一下。（访谈编号：瓮320140725）

四、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行为发生的组织条件

（一）弱者的武器：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的内部根源

组织的生存发展需要外部环境的资源供给，如果组织资源有限，势必会影响组织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村级党组织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现象，党组织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出现明显萎缩，造成的后果是党组织缺乏服务群众的能力，不得不依赖乡镇政府而从事大量的行政性事务。

1 人力资源“青黄不接”。农村个体经济迅速发展，促使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创业、务工，家中只留下孤寡老人和妇女儿童，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出致使村级党组织队伍建设出现“青黄不接”，村级党组织无力满足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旺盛需要。

F村治保主任：规范临时摊贩问题一直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情，说得不好听的话就像是在打游击似的。（群众）要求把他们规划到一起，我们没有同意。一方面，公园要保持干净卫生；另一方面，小摊贩多了不好管理，如果放他们进公园，那就成了自由市场了。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人手去做这些事。像我们村。以前吧工作就我一个人，外加一个刚刚怀孕的领导，根本忙不过来。（访谈编号：安320140423）

H社区办公室副主任：俺们社区就这么多人，人太少，但是对口的工作却很多，除了管计生的，其他人都分管很多的工作，管不过来也得管。这些工作跟你没商量，社区人员配备太少。（访谈编号：安420140422）

即便如此。村级党组织还要经常承接上级党委政府分派的各种行政性事务。为了完成绩效考核的目标，村干部不得不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应对上级分派的任务上，抽调大量人力去完成这些指标。村干部即使有意愿就如何提供公共服务与群众进行协商，也显得力不从心。

J村会计：我们的工作应该是面对村民，给他们提供服务，跟他们直接打交道。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天天应对上边的检查，（上级政府官员）天天来视察，我们就得天天写各种档案材料。另外，我们还要处理一些上级政府部门交办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再仅仅是服务群众了，还得服务领导。（访谈编号：安420140422）

2 经济资源匮乏。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村级党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掌控能力出现了明显的弱化。村级党组织在传统体制下控制农村经济生活的权能正在下降。同时，我国现有的财政体制能够赋予基层党组织的资源确实微乎其微，村级党组织无法开展相关的活动。

X村蔬菜种植合作社社长：与党员干部协商是可以的，而且你也可以向村党组织反映。他们也会给你热心地记录下来。然而有些事情确实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他们有时也想帮群众办事，但是确实帮不了。我们村的党员干部也是有苦衷的，他们看到一些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难，只好自己掏钱帮老百姓解决一些困难，因为公款动用起来程序太复杂、太难。（访谈编号：安520140422）

村级党组织经济资源匮乏的另一个表现是村干部的社会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村干部不仅要完成上级政府的考核任务，还要协调村庄社会秩序，管理村庄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根本无暇去拓展收入来源。有些村干部的收入仅限于农业收入，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外出务工人员。

T社区居委会干部：我们副主任的工资待遇是1130元，主任的工资水平要比这个多50元钱，我们的工资水平比我们市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150元。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连自己最根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小孩上学，吃喝问题等等，负担确实很重，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访谈编号：安420140422）

总之，在农村的社会生活系统中，村级党组织扮演着非常尴尬的角色。村级党组织因为自身资源的有限性，缺乏引导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更无力与群众协商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同时村级党组织还不得不应付上级政府的各种检查，承接各种行政性事务，村级党组织因而被迫采取选择性的协商行动以应对当下的困局。

（二）自上而下的体制约束：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的外部依赖

1 党群协商中的领导人角色。从理论上讲，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是推进党群协商顺利实现的重要方式，但是在中国现有的垂直的领导体制下，越往权力上层走权力越大而责任越小，越往下走权力越小而责任越大，呈现出权责的不统一。村级党组织直接面对普通民众，职责自然也就更细，所处理的事务也就更繁琐。在这种权力的运行机制下，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因为领导人的更替而产生很大的随意性。村干部不得不在不同的领导干部之间游走，疲于应付，这也使得村级党组织抽不出足够的时间与民众协商解决乡村公共事务。

A学院教师：党群协商很多时候要取决于上面的领导。这个“思辩堂”是由我们这里上一届的政协主席搞的，但是我们上一任的主席出事情了，所以这个事情也就搁置下来了。没在政府部门干过的人根本不会了解，这种事情只有主要领导支持才能持续得下去。安阳“思辩堂”就是一个形式，形式不具有唯一性，形式是可以创新的，这个“思辩堂”是你上届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继承你的政策呢？

（访谈编号：安520140422）

2 事务下沉：村级党组织的尴尬困局。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当将重心定位在农村，向村民提供公共服务，为村民谋取利益，以此争取村民的认同与支持。但是现实中村级党组织经常会遇到很多尴尬的处境，比如上级政府部门将行政事务层层下压，最后只能由村级党组织来解决。村干部迫于上级党委政府的压力只好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

N村出纳：按理说我们的工作不应该只是在社区写写档案，然后汇报汇报。现在的工作都是一级一级地压给村里了。现在已经不单单是要服务老百姓，而是要服务好领导。举例来说吧，全国性的经济普查工作应该是由统计局来做的，但是事实是一层一层落在了社区。我们根本就没见到过统计局的人。（访谈编号：安420140422）

此外，农村党员干部还要面对来自上级的考核压力，后果是村干部的工作中心停留在如何完成上级党委政府的考核指标，大大地挤占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空间与工作时间。

N村治保主任：上级经常下达一些方案，就是一些考核的方案以及很多的材料，时间都浪费在这些文件上面了。年底考核的方案和材料，光档案盒子就有很多，但是上面来人检查，只是随机地翻看一下，然后把你的一切工作都决定了，决定你是先进还是不先进。（访谈编号：安420140422）

3 政治行动的经济分析：党群协商成本的考量。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就逐渐生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这些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制度在创建与运行的过程中必须投入一定的资源，即支付一定的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是指以制度设计为起点、以制度变迁为终点的整个制度周期中所产生的一切耗费。是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博弈而产生的成本。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经济成本，又包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文化心理成本等方面。”依此，制度成本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任何制度的形成、执行、变迁等都要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即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各种社会制度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相应的制度绩效，或者说制度收益应当大于制度成本。第二，从根本上说，制度是利益主体之间的较量和博弈。个人、各种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都是具有不同利益的主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而制度正是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均衡。第三，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有所不同。根源于社会的各种制度反过来又会对社会产生种种作用和影响。”党群协商制度的建立不仅在制度的创建阶段，而且在制度的运行、群众意愿整合方面都要付出一定的制度成本。在基层党群协商的过程中，村干部往往会因为高额的制度成本而放弃协商。

X村蔬菜种植合作社社长：有些事情如果和大家讨论去解决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但是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程序启动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遇到老百姓有困难，村干部也想去解决，但是公款动用程序太复杂，要走很多种路子。（访谈编号：安5420140422）

此外，如何将群众的利益诉求整合进党群协商的制度框架中本身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加速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信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村民的素质结构呈现多元分化的状态，村民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复杂化，将群众的利益诉求整合进制度系统就显得非常困难。实地调研中一些村干部反映，群众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党群协商的政治效能。

J居委会居民：每个小区人口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小区住的都是退休公务员，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辩论的时候可能还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你要找老城区的村民，可能啥也说不出来。需求不一样，有些协商的事情他觉得跟他没什么大的关系。（访谈编号：安420140422）

总之，在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下，权责与地位的不对等促使村级党组织对上级党委政府产生高度依赖，需要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政策、资源的支持下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村级党组织对上级党委政府的依赖可以归纳为物质依赖、政策依赖、个人依赖，上级党委政府时刻掌控着村干部的上升空间与绩效考核。

（三）理性人的非理性行动：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的社会基础

经济理性假设对农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民正在逐渐实现由经济理性、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过渡。但笔者考察发现，农民的经济理性产生的往往是非理性的行动，即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冷漠。恰恰是这种冷漠弱化了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导致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行为的产生。

1 政治参与途径不畅消解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农民政治参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但仍存在参与途径单一、参与热情受挫的问题。党员干部与群众在社会结构网络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所拥有的资源、信息也不相同，这使得村干部在与群众的互动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而政治监督渠道的单一化进一步挤压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空间，弱化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使农民对乡村公共事务产生了一种“观望”心态。

D村农民工：我们社会的事情，只要群众监督能起到作用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群众的监督，很多官员都没放在心上（群众的话语权不够）。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创建一些政策。或者官员能够想着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关键是他们现在不这样想。（访谈编号：安220140422）

2 村民的经济理性助长了选择性协商行为。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根源上是为了更多地获利，实质上是一种“越多越好”的逻辑。经济理性不仅消解了传统社会中一些愚昧观念对农民的禁锢，而且也对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经济理性假设也存在一定的限度，因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个人主义的扩张会导致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冷漠。笔者在农村调研发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才、信息、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加速，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开始将视野投向了广阔的外部市场，而对与自己利益连接松散的乡村公共事务表现出一定的冷漠情绪。

X村小学教师：不管是民主恳谈还是什么其他的协商民主模式，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来的。都要与老百姓的利益相联系。比如在村里开一条路，很可能就把我的宅基地或者承包地掩盖了，这个路如何修就和我的利益直接挂钩了，我就会去积极地争辩或者协商。但是这个“思辩堂”，它的层次更高一些，作为一个党员，我去参加这个会，我就没什么可讲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它和我的利益没什么关系，或者不能直接影响我的利益。（访谈编号：安520140422）

综上所述，“正确认识公私关系是处理好党群关系的关键”。就公私两种行为而言，制度是针对人的利己行为的，有效的制度设计必须以尊重个人利益为基本原则，正确处理和协调公私关系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功能。新时期，构建互动协商的党群关系必须协调好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

五、总结与讨论

当前，一些村级党组织的选择性协商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选择性协商行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和特定的组织条件。本文的结论是：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下，村级党组织对上级政府形成资源依赖。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它们往往依据事务的轻重缓急对不同的事务进行甄别。对“软指标”采取选择性的协商行动。另一方面，主体意识日益觉醒的村民基于理想考量，或由于制度无法保全其合法权益而对乡村公共事务采取漠视态度，这也助长了村级党组织选择性协商行为的产生。

本文的研究还引发笔者对以下问题的思考：

第一，选择性协商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行动存在于中国部分村级党组织的行动当中，多种因素促使它们在处理乡村公共事务时总是有选择地与群众进行协商。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同样的行动逻辑在其他层级的党群协商活动中也存在。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解读其他层级党组织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追踪研究。

第二，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直接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所从事的活动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在失去行政权力依托，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弱化的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应该通过创新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以新的形式更好地服务于群众，赢取群众的认同与支持。选择性协商必然会损害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消解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并不利于提升党在农村的执政影响力。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