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理想主义者的沉浮与蜕变

喻晓薇

摘要：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为发端，当代文学形成了一个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谱系。一类继承了林震的斗争性，为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另一类继承了林震的成长性，为成长型官场理想主义者。文章梳理了当代文学中的这两类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也探讨了官场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官场；理想主义者；林震；精神兄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4-0080-05

翻阅当代文学作品，不难看到这样一些官场理想主义者的身影浮现，从最早的“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新时期之初的丁猛（《三千万》）、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车篷宽（《开拓者》）、李向南（《新星》）、郑子云（《沉重的翅膀》），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小林（《单位》、《一地鸡毛》），再到90年代末及新世纪以来的李高成（《抉择》）、夏中民（《国家干部》）、池大为（《沧浪之水》）、陈默、张啸、张子诚（《亲信》、《宣传部长》）、万丽（《女同志》）、林羽（《成熟季》）……形成了一个人物形象谱系。本文意图考察这类人物形象，同时试图解答在当代文学所表现的官场中，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是怎样的，官场是否存在他们的生存空间，理想主义者如何在官场实现其理想等等问题。

一、林震：当代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的发端

195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当属新中国最早的官场小说之一（当然，由于艺术价值较高，这篇小说的全部意义远非官场小说所能概括），小说对北京某区委组织部的描写可算是当代文学中对官场最早的表现之一，而林震则可算当代文学中最早的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他身上隐含了此后当代文学中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的众多可能性。

作为初入官场的年轻人，林震对将要从事的区委组织部工作缺少实践经验。他开展工作的学习样板来自于文件、党章、党课和《怎样进行调查研究》之类的小册子，尤其是苏联文学，是不折不扣的从理论、书本、文学到实践的工作方式。因而，他对区委组织部工作的设想超离于现实之上，兼具理论化教条化倾向与富有文学意味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色彩。当他在工作实践中发现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官僚作风，立即感到“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见识了韩常新浮于表面的工作方式，了解了刘世吾与韩常新已知王清泉的问题而采取容忍麻木的态度，他“目瞪口呆”，“惶惑”，进而开始了不妥协的斗争，斗争的高潮是区委常委会讨论麻袋厂问题时，林震提出对刘世吾与韩常新的批评意见，甚至冲撞组织部长李宗秦……

小说在表现林震与官场陋习积弊作斗争的同时，还非常细致地描写了林震初涉官场的成长心理。孩子般单纯的林震“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初次报到，怀着“节日的兴奋心情”，见到上级刘世吾“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新的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令他感到刺激。燃起战斗激情，然而刘世吾和韩常新对麻袋厂问题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又令他感到惶惑。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在区委常会上准备提出对韩常新和刘世吾的批评意见时，“心跳、紧张，手心里出了汗”，心里一个劲鼓励自己“不怕不怕”，站起来发言紧张地只敢盯着好几千字的发言提纲看。会后，一方面对区委书记的态度“不满甚至有点失望”，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与韩常新和刘世吾的力量的悬殊，感叹“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真难啊”。小说结尾写林震靠着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的一段心理活动：在区委组织部的第一个春天里，他学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担负着无数艰巨任务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而当他敲响区委书记办公室的门时，他已变得坚决……小说就这样传神地描绘了小林“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的心路历程。林震的成长心理不仅仅体现为年龄阶段的特点，更富有文学性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把组织部的工作看成一项辉煌壮丽的事业，像《意大利随想曲》一样梦幻柔美，又热情激荡。他向往如诗如歌般单纯透明的生活，不能容忍工作中的缺点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更不能容忍对这些灰尘采取容忍和麻木的态度。

由此可见，作为官场青年，林震的理想主义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斗争性；二是成长性。作为当代文学中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的发端，林震身上理想主义的这两个特点在后续当代小说中的官场理想主义者身上都分别有突出表现，由此形成了大致的两类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

二、主旋律下的英雄悲歌：当代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沉浮

如果聚焦于林震的斗争性，放眼当代文学。就可以看到，以林震为起始，继之以70年代末80年代中前期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车篷宽、丁猛，以及90年代末以来反腐小说中的李高成、夏中民、贡开宸……形成了一条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的线索。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作为官场人物。有强烈的经邦济世的家国情怀，有理想有抱负，高踞于官场现实之上，与落后现象和势力不懈斗争，成为不同时期的时代主流人物。作家们在描绘这类人物形象时。往往会设置与之相对的官场势力，他们或为落后保守人物，或为一心为己谋私者，或为贪污腐化分子，有时还表现为集体性的习惯意识、观念，这样就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人物模式与情节模式。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通过与对立力量的斗争得以展现。

笔者在为数众多的这类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中选取了几个典型，第一组是新时期初改革文学中出现的“开拓者”乔光朴与李向南，第二组是90年代末以来反腐小说中的反腐斗士李高成和夏中民，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以期由点及面探索当代文学中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沉浮。

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的《乔厂长上任记》被誉为改革文学的先声。乔光朴堪称新时期改革家的先锋。作为一位站在时代前端的开拓者，乔光朴感应着“文革”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号召，主动请缨，要求下调到国有大型企业电机厂。他面临的不仅是冀申这样的以权谋私的官员，郗望北这样的“文革”造反派出生的官员，还有“文革”十年留下的烂摊子，以及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和领导班子的慵懒涣散。乔光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以铁的手腕整改电机厂，并初见成效。在整篇小说中，乔光朴一直以强者的姿态践行着他的改革理想，即使是遇到厂外行业间协作所涉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学”。以及反对者的控告反扑也从未有半点犹豫、伤感与后悔。乔光朴后面尚有更强有力的上级支持者机电局长霍大道，所以在与保守落后势力的斗争改革中基本上是一路高歌，强势突进。这不能不令我们想到70年代末的政治环境。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势在必行。没有彼时政治话语的强势支持。哪有乔光朴开拓进取的强者高调姿态？

中间隔着“文革”十年，新时期之初乔光朴改革理想主义的激昂高调与50年代林震对区委组织部官僚积弊斗争的乐观明朗遥想呼应。乔光朴虽年龄比林震长了20多岁，但一样的坚持理想，无畏无惧，执着刚强。而且乔光朴形象剥离了林震的青春成长心理与情感缠绕，显得更为单纯明朗，更具乌托邦色彩。

如果说乔光朴的乌托邦色彩源于改革发轫期独有的乐观情绪，那么后继的改革理想主义者们始终背负着“沉重的翅膀”，欲振翅高飞而阻力重重。

1984年的改革小说《新星》主人公——30出头的古陵县委书记李向南有着乔光朴一样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眼光与宏图大志，也一样有铁的手腕与大刀阔斧的改革气魄，但在实践改革理想的过程中，前者比后者始终多几分顾虑与犹疑。李向南所面对的对立力量远比乔光朴强大——保守派势力的代表县委副书记顾荣在古陵县扎根颇深。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而且顾荣是有一定手腕的政治谋略家，他对某些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输于李向南，所以与李向南的斗争中他最终争取到地委书记郑达理，甚至李向南的父亲，自己曾经的上级——北京某高官的支持，使李向南面临被调离古陵县的命运。无独有偶，蒋子龙创作于1980年的改革小说《开拓者》主人公车篷宽在一番改革后也面临被调离的命运。官场改革派在与势均力敌。甚或是力量要强大得多的保守派对抗中纷纷挫败，是这一时期改革小说情节中的普遍模式。在张洁的改革文学力作《沉重的翅膀》中，改革派郑子云与保守派田守诚较量的结果，是郑子云虽以1006比287高票当选十二大代表。但因心肌梗塞住院，最终田守诚代替郑子云进京参会。其实在蒋子龙不久后为“乔厂长”所写的后传（小说原名《“维持会长”》，删改后改名《乔厂长后传》）中，乔光朴已由所向披靡的英雄变成求告无门的失路英雄。反对派冀申对乔光朴的改革处处设限，而冀申的后台是市委王书记；主管经济工作的市经委主任铁键人称“维持会长”，是一个折中妥协派：在铁键的身后还有市委复杂的派系斗争……小说结尾乔光朴因工厂事故被停职检查，电机厂改革限入僵局。

进入80年代，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牵涉更复杂的关系网及利益群体，触及体制乃至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问题，更多繁难与艰辛，这一时期改革普遍遭遇挫折。坚信改革必胜的乐观情怀与推进改革过程中障碍重重的低徊沉重，构成这一阶段改革理想主义者心态的双重变奏曲。

1985年以后，改革小说的理想主义色彩淡化，更多了一层悲剧色彩。代表官场理想主义者出场的改革英雄们也就渐渐淡出了文学视野。

此时，官场中的另一问题渐渐凸显——那就是伴随改革开放日益加剧的官场腐败。据研究表明，我国腐败问题至90年代以来达到高峰。与此同时，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力度明显加大，自90年代以来。接连推出有力举措惩治官员腐败问题。响应主流意识形态，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出现了大批反腐小说，在这类小说中又大量出现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下面我想以《抉择》中的李高成和《国家干部》中的夏中民为例来探索一下这一时期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的特点。

李高成与夏中民们所面对的对立势力不再像林震与乔光朴那样只是可以数得出的某几个人物或现象，而是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一个个庞大的官场腐败生态群落。《新星》中以顾荣为中心的官场关系网与之一脉相承，但论及腐败程度远不能和前者比。在《国家干部》中，原市委书记刘石贝在嶝江市苦心经营几十年，编织了一张以他为中心的庞大关系网，他的直系、旁系亲属，甚至连司机都占据了嶝江和昊州（嶝江的上级单位，地级市）政府机关、公检法等要害部门。刘石贝退居二线后想将“自己人”——嶝江副市长汪思继推上一把手位置，延续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极力排挤打击关系网外的外来异端。当夏中民被上级定为市长的唯一人选后，汪刘联手开始种种阴谋行为“倒夏”。在《抉择》中李高成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作为中阳纺织集团走出的副市长，“中纺”就好比他的娘家，但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中纺”领导班子集体腐败。不仅如此，对他有提拔之恩的省委副书记严阵，反贪局局长、妻子吴爱珍，也是这个腐败集体中的一员；更有甚者，据“中纺”总经理郭中姚透露，李高成之所以选上副市长原来是“中纺”领导层集体贿赂严阵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形势，李高成和夏中民有着与林震及改革英雄们一样一往无前、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但是李高成和夏中民所面临的腐败势力太过强大，在腐败成风的官场中他们的坚守使自己显得那样孤独。他们有着正直无私的人格，不汲汲于名与利，有理想有操守有境界，敢于斗争，但往往又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成为孤胆英雄。尤其是李高成，小说一开始就将他推人生死抉择的境地：“中纺”干群关系极度恶化，职工集会、上访，状告领导集体腐败。一方是“中纺”领导班子，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上级严阵，自己的妻子和小舅子；另一方是爱如亲人的“中纺”职工，查还是不查？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伦理情感与大义原则中间，李高成选择了后者，禀公执法，清查惩处将他亲手培植起来又将他送上副市长位置的腐败势力。他连自己的根基都要掀掉了，确实是怀抱为了反腐。申张正义，不惜粉身碎骨的决心。这样李高成的战斗便有了浓厚的悲壮色彩。他的行为自然地令我们联想到1998年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时所立的一番誓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50年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作者王蒙为林震对刘世吾和韩常新等人的斗争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结尾：林震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区委书记的门……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如果林震继续坚持他的信念与理想，坚持与官场不正之风作斗争，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当代文学记录了斗争的林震们在50年代、新时期初到90年代末至新世纪的精神历程。从林震到乔光朴、李向南，再到李高成、夏中民，我们看到一条从明朗昂扬到沉重悲壮的征途。随着新中国历史的行进，林震们所面临的官场现实越来越复杂，面对的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他们对理想的坚守越来越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与抱负，高蹈的时代先行者姿态又符合了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官场人物的期盼，成为主旋律文学中极力颂扬的时代英雄。因此，我们看到在这类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二律悖反的现象：一方面官场理想主义者们的斗争越来越艰难，甚至面临官场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为了主旋律宣传之需，他们斗争的最终结果又往往被设置成充满希望或光明的结局。

三、诗性青春的成长悲喜剧：当代成长型官场理想主义者的蜕变

事实上，在现实的官场中，“林震”们如若一味坚持斗争，不顾其它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就要成长蜕变。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恰好就有一组承袭了林震成长性的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如小林、池大为、陈默、万丽、林羽等。他们往往都是些官场小人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无权无势，正在奋斗之中。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才干，初入官场时也曾有过宏图远志，伟大理想，随着仕途生涯的渐进，他们在官场触碰各种暗礁，因力量弱小不得不改弦更张，让高蹈的理想着陆，适应现实改变自己。在这样的改变中完成了官场生涯同时也是人生的成长。成长的方式是多样的，不同的成长当然也就昭示着理想主义的不同结局命运。以下将以池大为、小林和陈默为对象分析成长型理想主义者的几种成长方式和路径。

阎真小说《沧浪之水》中的主人公池大为自小受父亲影响，以孔子、屈原、司马迁等历史文化名人作为人生榜样。“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然而持守这样的人生信念的池大为来到省卫生厅后却在宦海水土不服。屡屡呛水。他想伸展抱负，凭良知办事，但是却被厅长“发配”到中医研究院坐冷板凳。最后那些他看不起的“猪人”都升职加薪，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儿子的出生加剧了他现实境遇的窘迫：房子、孩子入园、老婆要调动工作、丈母娘的生日贺礼……这些被池大为视为粪土的物质因素成为横亘于他面前的一座座大山。他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躬行他先前所鄙视的一切——出卖同事，巴结领导……一旦放下高贵的理想，世俗的成功就纷至沓来，池大为终于时来运转，步步高升，成为厅长。小说结尾，池大为在父亲坟前烧毁了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因为此时的他虽然成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离最初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远，成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

《单位》和《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大学时是个文学青年，喜欢写诗，“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初入单位时小林学生气不轻，对什么都不在乎。三年下来，同等条件的人有的人了党，有的升了职，而他还是个大头兵，面子下不去了。更严峻的是，在小林的这种单位体制中，是否党员、职务级别是跟实际的物质待遇挂钩的，工资、房子，甚至连出行都按级别享受不同待遇。工资低，日子就过得紧张，想吃鱼肉都不敢；职务低就只能与人合住一套房子，然后就与邻居有扯不完的皮。在外在压力下，主要是在物质性生存的压力下，小林像换了一个人，工作积极表现，“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政治上追求进步，写入党申请书，一月写一次思想汇报，经常找老党员谈心；回到家里“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小林成熟了，但与此同时也放弃了对人生价值的超越性追求，他人生所有的向度都指向了世俗性的物质生存，并对这种生存状态感到心满意足，还自嘲以前的自己：“到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今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小林放弃了理想。并且还嘲笑理想。他放弃得这样彻底，连池大为的痛苦与挣扎都不曾有，更别提忏悔。就这样从理想主义者蜕变成十足的犬儒主义者。

小林的蜕变深刻地打上90年代以来的时代烙印。自80年代中后期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渐渐步入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物质性、世俗化的追求取代了理想主义。肯定人的物质性存在，拥抱世俗生活渐成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小林与同一时期小说中出现的印家厚（《烦恼人生》）、七哥（《风景》）、猫子（《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一样，代表了一个诗意年代的退场。世俗化年代的出场。而小林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官场中人，他的蜕变代表了一个官场世俗化时代的到来。

近年来的官场小说中，像小林这样的官场犬儒主义者形象越来越多，似乎印证着在一个腐败成风、世俗人生至上的时代，理想主义几乎要绝迹，但我们仍旧在少数作品中看到理想主义的星火光芒闪烁。

吴国恩在《亲信》和《宣传部长》里塑造了数位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楚西市市长张啸和陇水县副县长张子诚都是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形象，接近于本文所讲的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因为作者忠实于现实的描写，我们看到这两位斗争的结果都是失败（一位主动辞去市长之职；一位在重重压力与孤独中自杀谢世）。小说聚焦的中心人物却是陈默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形象，在精神根柢深处陈默与张啸和张子诚是相通的，但陈默最终在官场生存下去，而且在短暂受挫后再度崛起，那么陈默与前两位理想主义者到底有何不同？关键在成长。陈默大学毕业后初入官场时，也是一个只知埋头工作，不懂人际关系不谙官场之道的纯粹理想主义者，结果八年没有升职。陈默干脆停薪留职。去追逐他的文学理想。最终梦想没有追到，差点连饭碗都没有。再入官场是因为楚西市代市长张啸的知遇之恩。或许是因为这段曲折。陈默开始成长：一方面学习官场生存之道，注意经营官场人际关系。学习变通；另一方面尽可能洁身自好，保持原则，坚守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比如对待酉县矿难事件，他采用两手处理法：一方面将酉县送上来的避重就轻的矿难报告原样呈交上级：另一方面向上级口头汇报矿难的真实情况，让上级领导来决断。这样既不得罪酉县领导班子，又没有隐瞒事实，坚持了原则。又如，当收到红包或贵重赠礼时，他都会掂量轻重。根据官场一般情况决定取舍，并不一味拒绝。良好的人脉经营令陈默一路升至酉县代县长。一旦拥有实权，陈默就会放飞被层层包裹的理想，施展抱负——揭酉县特大矿难的盖子。毕竟是首次当一把手，陈默的反腐行为得罪了占酉县常委人数大多数的矿主们，在县常委选举中落败，被迫调离，到陇水县任宣传部长。体味着受挫的痛楚，陈默没有沉沦，在低调中继续认真为人，谨慎处事，寻找时机。成长或许意味着对原先坚守的东西的一步步放弃，陈默在不断的妥协让步中终于成熟了。这是他最终能一跳三级，由宣传部长升至县委书记的奥秘。但陈默并不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在当下的官场中只有像陈默这样的理想主义官员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坚守的政治理想。因为不接地气的高蹈理想是无法在现实中存活的，理想主义者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头脑中的政治蓝图，找到理想与现实结合的最佳点，才能让梦想在现实的土壤中开花、结果。

由此，我们确乎可以下结论，无论是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还是成长型官场理想主义者，他们坚持理想的过程都是极其艰辛的，结局几乎都是悲剧，但这并不就代表着“官场让理想主义走开”，两者还是有极其有限的兼容空间，至于如何兼容？《亲信》和《宣传部长》里的陈默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在一个世俗化思潮盛行，官场贪腐呈泛滥之势的年代里探讨理想，探讨官场理想主义者几近奢侈。但是官场的整治，世风的扭转更需要肯定性思维，所以本文意旨不仅在对当代文学中的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作一探究，更希望借此在当下官场中。在整个社会中弘扬一种正气，传递一种正能量。希望在现实中有越来越多的官场人物，越来越多的理想主义者都如陈默一样寻找到理想与现实的最佳结合点，让梦想之花绚丽绽放。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