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宫村：一个多民族村庄的变迁

陈薇

二宫村，一个维吾尔族、汉族约各占一半的新疆村庄。清朝时，这里是北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今，它位于起点上海、终点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312国道边，距离口岸仅18公里。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出发，往西北方向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即可到达。

村名源于清代兵屯单位名称“工”，后讹写为“宫”，此地排序第二。也就是说，这个村在清代就是一个驻扎军队和屯垦的地方。如今，它隶属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镇。

它是新疆一个极其平凡的村庄。辖区总面积15.02平方公里，共有928户4200多人。4个村组，从国道312沿线朝山脚下扩展过去。村民们以种植和养殖为生，做些小买卖，农闲时外出务工。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在碰撞中、融合中安稳生活。

正是这平凡，让它成为观察北疆的一份非典型样本。

混居的形成

阿依木克孜，18岁时来到二宫村。她在霍尔果斯边防哨卡边长大，七家邻居，有汉族、回族、锡伯族。以前，她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后来说得少，略有生疏。她的工作，是在大队做翻译、在小学教数学。

转眼间，她62岁了。肤色黑红，目光柔和。去年3月，二宫村在村委大院里建设了一个就业工场，有24台缝纫机和1台绣花机，她做管理，带领村里的妇女们加工花帽、制作衣服。

1971年，阿依木克孜结了婚。婚房是一间土房，在木头和泥上抹苇草建成，一下雨就会漏。没有电，点油灯照明。夏天从水渠接水，沉淀后喝上层的清水;冬天拿冰和雪，放锅里化掉。每个月，大队发6斤白面。没有大米，只能用苞谷做抓饭。

那时候，队里有羊，但不经干部同意不能宰。羊要集体宰，过年过节时宰了再分发村民。

结婚时，丈夫为她买了一双鞋子、一条裙、一个头巾，再加一块120块钱买来的上海手表。在当时，那是村里最昂贵的彩礼了——要知道结婚那时，阿依木克孜劳动一年，扣掉口粮后算工分，才拿了50块钱。

像阿依木克孜这样，出生成长在伊犁及周边的，是村里的“本地维族”。伊犁河穿越霍城县境西去，距二宫村不远，这一片伊犁河谷很早就有了人类居住;清朝时，政府有组织地在南疆及哈密、吐鲁番地区招募维吾尔族居民赴伊犁屯田，使伊犁地区成为维吾尔族新的聚居区。

“清前期，现在的霍城县是北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富强研究员曾如此判断。2007年，他曾前往二宫村调研，作为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项目之一，撰写了《西境村事——新疆霍城县清水河镇二宫村调查报告》  一书。

清中期，乾隆皇帝平定北疆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即伊犁将军），以伊犁为首府，驻节惠远城。如今已是著名旅游景点的惠远古城，距离二宫村仅有6公里。二宫村的建村历史，基本上和伊犁将军府衙的建立同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80年代初，南疆英吉沙县、阿图什市的一些维吾尔族人投靠本村亲友，陆续迁徙而来。他们又被称为“南疆维族”，占到村里维族人口的8成以上。可能是与南疆关系较密切，1997年伊犁“2·5”打砸抢骚乱事件以后，公安部门清查发现村里有多人参加极端宗教组织，二宫村因而被霍城县列为重点治理村。

与阿依木克孜几乎同时来到二宫村的，还有河南人郝连海。上世纪60年代，郝连海的父亲支边去了甘肃，1970年文革时不满被批斗，毅然带着一家十口人投奔二宫村里的河南老乡。

二宫村里的汉族，除了一部分是乌孙古国汉族后裔外，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内地支边而来的、从乌鲁木齐下放农村的、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时逃亡而来的。如今，二宫村下辖的4个自然村即4个村民小组中，一组几乎全是汉族，尤以江苏泗阳人居多，被称为“江苏村”，其次是河南人、山东人、湖北人等。

“那时候哪有地啊，全是大草滩。草有一人多高，起伏不平的沟壑特别多，很少有树。刚来时没有房子，就挖地窨子。地窨子就是在地上挖个坑上面用草棚遮上，夏天很潮湿，冬天特别阴冷，周围蚊子成群飞，慢慢在这里开垦荒地，填平沟壑，平整土地。”杨富强研究员的书中，一位支边的二宫村老人对他这样描述。

11岁的郝连海到了二宫村，跟随父母进了三组。三组以维吾尔族为主，还有哈萨克族和回族。郝印象中，小队里一百多户，只有17家汉族。不论是挑土、锄草，全村人不分民族、一起劳作。

村里还有哈萨克族老牧民。不过，村庄周围已经没有了草场，哈萨克族牧民过上了定居生活，在衣食住行上大多与周围的村民相融合。回族、壮族、东乡族，甚至还有一位1997年将户籍从甘肃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迁徙过来的藏族人家。

整个二宫村里，维吾尔族占一半以上，汉族接近一半。沿着村里大路，二、三、四组依次展开。居住在二宫村最深处的则是一组汉族村民，距离其他三组约1.5公里。7个民族，就这样在4个自然村中混居着。

生活在此处

院子里铺着条石，一尘不染。葡萄架间漏下的阳光，将地面印得光影斑驳。青的、红的葡萄串已经熟透，这一处那一处地悬挂着。阿依木克孜老人搬了梯子，随意剪下两三串来，冲洗一下，便放进盘子待客。

2015年9月23日是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9月27日是汉族的中秋节。两节临近，清水河镇妇联在阿依木克孜的家里举办了一次妇女聚会。村里女人们牵着娃娃，三三两两地陆续到来。

客厅地毯上放着餐布，盘子里有馕饼、馓子、西瓜、杏仁、话梅、瓜子、红枣、葡萄干。沿着四面墙壁摆了长条垫子，女人们席地而坐。有穿艾得来丝绸长裙的、穿黑色T恤的、穿褐色皮衣的，还有穿户外装的。

贫苦些的穿着塑料拖鞋，富裕些的戴了粗粗的金项链。一个叼着奶嘴的维吾尔族小女孩，眉宇间被画得连结起来——维吾尔族传统中，据说女儿两眉之间的距离越小，将来出嫁的地方就离娘家越近，母女可以免受相思之苦。

“像这样摆起来、吃起来的，以前可没有。”阿依木克孜说。她是经历过困难年代的人。第一次生小孩时，她想吃饼干，有钱也买不到。为了赚钱，她还在晚上帮别人缝裙子，一条手工费一块五角钱。

郝连海至今记得，小时候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张80公分高的小八仙桌。桌子是一位木匠老乡做的，上面画着一棵树，树上两只鸟。桌子上不能有水，吃完饭就要擦得干干净净。爸爸对郝连海说，桌子坏了就找他（算账）。

上世纪80年代，二宫村开始试行在小队里划组、独立核算，后来又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慢慢地，生产效率提高了，一亩地的玉米产量从五六百公斤提高到现在的八九百公斤，最好的超过一吨。

“把娃娃带上，天不亮就赶着牛车上地里，一个小时才能到。带水和馒头、咸菜，暖瓶里带点牛奶。我们去干活，拿些木棍搭个棚，把娃娃放里面睡觉。早上看得见星星就出门，晚上不见月亮不回来”，二宫村妇女主任宋月兰感慨着当年劳动的辛苦。

种胡麻、玉米、小麦，是村里的传统农业。最近十年起，农田机器化作业成为潮流。宋月兰家和其他农户合买了好几套大马力，翻地、播种、施肥、收割，以每亩10元至50元不等的价钱，租借给其他农户。

另外，维吾尔族人种些果树，养些牛羊、驴子，汉族人散养土鸡，算是村里常见的庭院经济。不过，家庭农牧业收入并不高，尤其是今年玉米价格暴跌，从以往每公斤一元以上，降至七八角，刨去成本人工，甚至有可能亏损。

外出打工，是村里年轻人最近十年的另一个出路。二宫村临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某师团场，常组织农民过去摘棉花、挖甜菜、种葡萄。以往，摘一公斤棉花能有工钱两块，今年降到了一块五。一天摘七八十公斤，收入就上百。

还有村民是专门组织乡亲，组团去外地打工的。眼下，村里就有三四十位村民在库尔勒承接了市政绿化工程。在路上花上两天，从伊犁到库尔勒工作八个月，就能有7万块钱的收入。

不过，由于文化程度低、加之担心适应不了，除了年轻人，他们都不怎么敢离开新疆到外地去。

二宫村里的生意人也多。村子距离霍尔果斯口岸只有18公里，曾经有人做倒卖生意发了财。那时，俄罗斯人和浙江老板语言不通，有高中文化的维吾尔族村民做中介赚差价。一天七八车录音机，每台能赚几十块。

不过，在现今四五十岁的维吾尔族村民中，有高中文化的只有一位。他们做生意，更需要靠运气。曾有一位以倒卖牛羊为生的村民吐尔逊塔依，2008年时接到一位浙江老板电话，称温州牛皮价钱很不错。他和朋友们装满了整一车牛皮，七天七天开到温州，没想到价格暴跌，250元一张的进价，90元卖出，狠狠亏了一笔。

这是吐尔逊塔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省做生意。亏得肉疼，他自此收手。第二年，又有浙江老板让他运牛皮去，他拒绝了。不料，当年价格却真的上涨了。

如今，二宫村和其他村落一样，有富裕得开上宝马的，也有还在领低保的。先富起来的老板们，有的离开二宫村，搬去镇上或县上、首府定居;没能脱贫致富的，有的还住在土坯房里。

1973年，村里通了电。1982年，村里出现了第一台电视机。2014年底，村里人畜安全饮水项目完工，农户家中接通了自来水。今年，村里争取到县财政支持，完成了22公里泥土路的道路重建，正在铺设人行道、安装路灯。

因为距离清水河镇很近，村里没有巴扎（维吾尔语集市的意思），大件的生产生活用品去清水河镇或者霍城县购买。每个村都有三四个小商店，村民日常所需从商店里买。有的村民买了电脑、装了宽带;邮政特快专递已经能到村委会了。

今年，村里成立了建筑公司、劳务输出公司，希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让老百姓没有一个人闲着，让他们脱离土地也能富起来。”村党支部书记沙里木·艾沙，对二宫村的未来有更多规划。他希望改变传统的农业结构，将土地整合起来发展特色林果业，搞养牛、养驴基地。靠近国道的那一片，可以发展二宫村特有的民族饮食一条街，卖自家产的馕、酸奶。

他甚至设想，明年再为村里盖个养老院，让“老有所养”也在边疆农村实现。

和而不同

2015年9月底，二宫村妇女主任宋月兰，忙着去维吾尔族朋友家“拜年”——古尔邦节被汉族人称为“大年”，肉孜节是“小年”。古尔邦节到了，维族人家打扫了庭院，有条件的人家宰上一只羊，迎接客人。

她今年48岁，祖籍甘肃，从小被过继到二宫村的叔父家，之后嫁到本村。宋月兰热心快肠，性格泼辣，已经做了13年的村妇女主任。每到一家，宋月兰会喝杯清茶、切块羊肉，吃点零食点心。

汉族农历新年时，维吾尔族朋友也会去她家拜年。她们知道初二不拜年的规矩，只在初一来。不过，她们只吃糖和花生，或是用电磁炉煮的带壳鸡蛋。曾有一次，一位维吾尔族协管员在她家里连水都不愿意喝，宋月兰再三说明是饮水机的水，还拿出一次性杯子和筷子，对方这才喝了一口。

由于信仰、生活习惯等诸多原因，二宫村的维吾尔族男子宁可千里迢迢从南疆娶一位维吾尔族媳妇，也不愿意和汉族或回族通婚。杨富强研究员曾在霍城县档案局的一封档案里看到，上世纪50年代，一位上海来的汉族支边青年和一位维吾尔族姑娘恋爱，由于周围反对因素太多，结果两人“私奔”到了苏联。

一位二宫村民说，以前三组有维汉结婚的，男方是维吾尔族，去内地打工后一起回来的。女方结婚后，开始学维吾尔语。生了两个孩子后，他们因种种原因离婚。过了几年，他们又复婚了。不过，这次他们选择了离开二宫村，去外地生活。

“我舅舅家的丫头，找了一个在派出所工作的维吾尔族。坐月子回娘家，婆婆来伺候，自己带了一整套餐具另外做饭，你说麻烦不麻烦？”一提到维汉通婚这事，宋月兰便不停叹气。此前，这位姑娘回到娘家，坚决不再吃自己妈妈做的饭，只吃干馕饼，带杯子接水喝。

她还听说过邻村一个故事。媳妇是回族，嫁给了汉族男人。公公去世办丧事时，媳妇不肯让孙子回家，因为回来就要磕头、戴孝，而在伊斯兰教义中，穆斯林是不允许向除了真主以外的人这样做的，特别是死人。

两边都难以退让，结果这位汉族丈夫被折腾得里外不是人，最终以离婚收场。

二宫村党支部书记沙里木·艾沙，算是一个特例了。他是县法制局干部，2013年起任自治区住二宫村集中整治工作队队长，之后被任命为村支书。他的妻子，是一位名叫张金花的县城汉族公务员。

两人是1989年在霍城县萨尔布拉克镇相识的。当时，沙里木在县法院上班，张金花是镇政府的一名计划生育干事。张金花经常跑基层，没有交通工具不方便，协助计生工作的沙里木就主动承担起了用三轮摩托接送她的任务。一来二去，这两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年轻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沙里木皮肤黝黑、身材健壮，有着深眼窝、高鼻梁，是典型维吾尔族人的样貌。张金花略显瘦小，皮肤更白，一看便是汉族人。沙里木弟兄六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在父母的坚持下学习维汉双语，可见其开明。但即便如此，在沙里木决定与张金花结婚时，父母还是不同意，母亲甚至离家出走以示抗议。

两人最终战胜重重压力结了婚，一直走到今天。如今，他们在霍城县的家里，充满了维汉合璧的气息。客厅按照维族人的习惯，铺设了覆盖全厅的花地毯。两间卧室，一间是床，一间是炕。阳台上摆满绿植，茶几上是全套沙里木喜欢喝的功夫茶茶具。

“1997年伊犁发生暴恐事件之后，我们同事说，我们都在担心你。你旁边睡了个少数民族，会不会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见了？”张金花笑着回忆。事实上，事件发生后，沙里木自己也很郁闷。

婚后，两人相互尊重风俗习惯，有商有量。他们过肉孜节、古尔邦节，也过春节、中秋。张金花的父亲去世时，少数民族朋友们还按维吾尔的纪念仪式，到了家里慰问拜访。下葬那天，沙里木作为大女婿也去了坟上，但是没抬棺木、没下跪。两家人都体谅，相安无事。

张金花坦承，像他俩这样的夫妇，即便是在霍城县来说也不多。二宫村里，偶尔有回族、汉族、东乡族结合，暂时没有维汉通婚住在村里的。不过，宋月兰觉得，随着年轻人呆在村里的越来越少，去了大城市，今后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肯定会越来越多。

相互羡慕

同一个村里，汉族人家和维吾尔族人家很容易分辨。维吾尔族人喜欢将墙面刷成蓝色、橙色等各种鲜艳的色彩，汉族偏爱白色瓷砖。庭院里，维吾尔族人种苹果、石榴，汉族人种白菜、辣椒。

有意思的是，已经有维吾尔族村民种韭菜、甚至炒青菜吃了——以前他们不吃这些，觉得都是草。

不过，“韭菜，那是懒人种的”，曾有一位汉族村民如此打趣。韭菜一次播种，可以多次收割，省时省心。在做农活这件事上，汉族比维吾尔族有自信。一直以来，村里汉族村民种地，产量普遍高于维吾尔族村民。

汉族村民去地里，常常是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锄草、施肥、浇水一样不落下。维吾尔族兄弟则更注重休息和生活，逢上巴扎日，更爱欢欢喜喜去逛一天。

宋月兰曾特意去一位维吾尔族人家学习过煮羊肉的方法。这才发现，维吾尔族人将新鲜羊肉改大件、凉水下锅，掏几次浮沫后小火慢炖，什么调料都不加，熟了后用刀子直接割，蘸盐和孜然吃。

以前，她买回家的新鲜牛奶煮不出奶皮子。学习后才知道，不能直接放电磁炉上烧开，要小火小灶地慢慢熬、不断搅动。至于羊肉抓饭，快起锅时最好放一点白糖，提亮，还能增点味道。

维汉两族人也互相羡慕。汉族人发现，维吾尔族人食物简单，一个月做两次馕，打一次吃半个月。清洗是用流动的水，庭院卫生特别好。维吾尔族人则觉得汉族人有时间观念，眼光更远、肚量更大。

一个大年初八，一位汉族老汉敲打着铁盆满村转，最后到了宋月兰家门口：“主任，我被儿子撵出来了。我不能活了，没脸见人了！”他请宋月兰为自己做主，因为与儿媳妇相处不好，新年头就吵了好几架。

宋月兰陪着老人回到家。儿子一脚把铁盆踢老高，“丢人现眼，咋不去死啊？！”

脸皮撕破了，父子从此断绝关系。两家相隔200米，再不说话。

“不像你们儿子不管老子，我们这样是有罪的呢。”一位维吾尔族村民曾这样私下告诉宋月兰。宋月兰表示同意。她在村里40年，亲眼见到那些不孝顺父母的，大多是汉族。

“少数民族人心善，我就佩服这点。”宋月兰说。好几次，她坐镇上少数民族领导的车，如果碰到小孩子、老人或是妇女在路边行走，这些领导都会让车停下，顺路捎她们一程。

宗教与生育

河南人郝连海跟着父母到达二宫村时，村里还没有清真寺。大家一起干着活呢，礼拜的时间到了，就有维吾尔族兄弟把工具一撂，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始做“乃麻子”（指礼拜），大概半小时后回队。其他人见怪不怪，就当没看见一样。

“这有什么？人家的教嘛！”郝连海不以为意。他自小与维吾尔族兄弟混大，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直到现在，维吾尔族兄弟有什么困难还乐意找他。维吾尔族人发不了“hao”这个音，只叫他“何老板”。

他觉得，以前没那么多“讲究”。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像挂在树条棚子上，所有人一起鞠躬致敬。大队食堂是维吾尔族大厨和汉族帮手，一起炒菜做饭，没人觉得不干净。

1978年，二宫村二组、三组各建造了1座清真寺。1982年，新《宪法》重新颁布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全国各地陆续恢复并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那时，形势已然起了变化：一个父亲是阿訇、养过猪的小队长，被指责“立场不坚定”，人言可畏之下，悄悄搬走了。

三百平方米的大殿里铺着拜垫地毯，上面是一小格一小格清真寺的图案。入口处放着帽子，供那些觉得自己头发脏的穆斯林们取用。新月标立在清真寺顶，外立面缀满繁复的花纹砖。二宫村三组的清真寺座落在路边，2008年扩建成今日模样。

大约从1997年起，这座清真寺的阿訇阿布杜·柯克姆发现，有人在暗地里阻止村民来清真寺。理由是，清真寺是共产党的钱盖的，阿訇是领国家工资的。村里有妇女去南疆探亲一趟，回来就穿上黑纱、蒙上口鼻。村里本来有个台球室，也关停了。

“基础设施落后，宗教氛围比较浓”，2014年3月，刚上任的霍城县县委书记葛国第一次来到二宫村，忧心忡忡。除了一条主路是柏油路面外，老百姓房前屋后都是泥土路。房屋还是土黑墙。有妇女蒙上面纱，在村里行走。

极端宗教思想直接影响了村子管理。比如，结婚时不领证，只请阿訇念个经。生病了不去医院，不打针不吃药，说是“胡大（穆斯林对真主的称呼）的意思”。

2014年3月，二宫村迎来了“访惠聚”住村工作组，与重新组建的村两委班子结成了联合党支部。以此为机，二宫村开始了对软弱涣散的整顿工作，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推进“去极端化”。一位阿訇被查出电脑中存着七八十个暴恐视频，村民们自觉上交了70多本暴恐书籍，妇女们也取下了黑纱。

不过，上户口、计划生育的事儿，还是让妇女主任宋月兰操心。穆斯林禁止堕胎，计划生育在村里是个老大难问题。在二宫村，维吾尔族人家的子女平均数远超汉族。宋月兰统计，去年一年村里出生了50个孩子，其中汉族只有3个，少数民族47个。今年到目前，少数民族已经生了33个，汉族媳妇连怀孕的都没有。

加之汉族年轻人外出，村里维汉人口比例正在慢慢变化。2007年，杨富强研究员在二宫村时，维吾尔族约占51%;而今年最新数据显示，维吾尔族已经上升到了56%。在汉族聚居的一组，常住人口已经从近两千降为六七百。

2015年古尔邦节这天，新疆时间上午八九点，天微微亮，二宫村的道路已经热闹起来了。步行或骑车，裹着头巾的维吾尔女人们来回穿梭。再晚一些，男人们盛装去清真寺聚礼。随后，他们将去麻扎（指墓地）为亡故的先人祈祷。

这时的汉族村民，大多还在梦乡。

在村民们看来，二宫村与别处没有什么不同。这里有蓝天和白杨，有笔直的大路，也有灰暗的土墙。有刚挤出新鲜的奶，还有青菜和馕。人们为生计奔忙，偶有波澜，一切向前。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村庄，别人称为“北疆”，他们叫做“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