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精神家园 延续文化血脉—— 《杜甫研究学刊》创刊三十五周年感思

张志烈

作者:张志烈，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杜甫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610068。

黑格尔的名言: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恩格斯在解析其辩证精神时指出: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因为“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1980年4月25日，在成都杜甫草堂正式成立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后更名为“四川省杜甫学会”)，同时决定创办一个研究杜甫的学刊—— 《草堂》。1981 年1 月，《草堂》创刊号出版(后更名为《杜甫研究学刊》)。这两件事发生在那时的成都，确有其深刻的必然性。

草堂是蜚声全球的世界著名文学圣地。杜甫去后，茅屋犹存，中唐人雍陶、郑谷都来过并写有诗。晚唐荒废。五代前蜀韦庄寻得柱础，重建草堂，以尊怀杜甫。北宋吕大防知成都府，修葺草堂，绘像于壁以祀，草堂遂为纪念杜甫祠宇。历南宋、元、明、清，经十三次大型培修扩建，主要园林、建筑保存至今。历1200 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园林、古建筑、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新景点、书画收藏、楹联、匾额等)。草堂是传承、展示杜甫精神的生动活泼载体，走进草堂愐怀诗圣，也就沐浴在中华悠久、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

成都是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丰厚。自杜甫建草堂后，杜甫诗歌文化元素便融合进来。杜甫在成都写诗二百多首。这些诗都是杜甫崇高博大的精神和鲜活晶莹的艺术匠心与成都生活的各种事物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作品，它们既是成都文化元素的再现和反映，又是杜甫心中知、情、意的投射，而今已定格为成都文化的历史画卷。自宋以来，在成都任职的高官都必来瞻仰草堂，维修保护草堂。文化人来成都，必来瞻拜诗圣。学问家研究杜甫创作，诗人传承杜甫精神和诗艺，画家画杜甫诗意画。祭杜仪式一直传延下来，人日游草堂成为成都特色民俗。

自清末民初以迄于今，成都地区高校内外之文史学者，几乎人人必涉杜甫研究。笔者20 世纪五十年代来成都上大学，在成都高校学习、工作垂六十载，生活给我一个极深的感受:教我的老师研究杜甫，老师的老师也研究杜甫;我和所教的学生研究杜甫，学生的学生也研究杜甫。

草堂、成都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当时代发展、国家改革开放奔向繁荣富强的前进步伐带来新的景况时，该发生的事情就“必然”地发生了:1980 年初，在中央工作的胡乔木先生来成都，提出在成都应当成立杜甫研究学会，草堂也应该大力开展杜甫研究工作。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情势有如在一垛干柴上划燃一根火柴，一下子烈焰飞腾。市委市府有关部门领导、草堂博物馆工作人员、成都地区高校的老教授们，各方面都精神焕发起来，学会成立，刊物出版，年会如期召开。

三十五年来，在参与学会、学刊部分工作的过程中，在与成都地区师友、国内外学界同仁的交流切磋中，我逐渐体悟到学会、学刊的存在发展，除了上文所说的必然条件外，还应该特别凸出决定这一切的基础前题，那就是:杜甫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和凝聚，而激励我们努力工作的崇高使命乃是守护精神家园、延续文化血脉。

杜甫精神是指杜甫全部诗文创作和立身行事中所体现出来的深厚广博的文化精神，扼要说，就是以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为基础而融汇中华传统文化中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精神。可以从三个方面略作具体说明:

(一)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尚道德情操。《祭远祖当阳君文》誓言:“不敢忘本，不敢违仁。”《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说:“邦以民为本”。仁和民本已经化为他的灵魂。发射在诗歌中:一是从仁政和民本思想出发，为人民苦难生活呼喊。《兵车行》深刻揭露边庭流血、穷兵黩武、兵徭役重、民不聊生。《奉先咏怀》二段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阶级生活悬殊。“三吏” “三别”以六幅鲜明生活图画展现战乱中民众的残酷遭遇。二是从爱国爱民出发，关心时局，反映现实，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写社会重大事件，情感浓烈，爱憎分明，剖析深刻，一针见血。《丽人行》揭露贵族阶级骄纵腐朽。《前出塞》 《后出塞》抨击边事军事处置不当之祸国殃民。安史乱中之《春望》《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诸诗，沉痛记录了战乱的现实面貌。 《三绝句》之三，揭露宦官统军，祸害百姓。杜甫高举反贪大旗，揭露和反对官员贪污腐败的诗作特多，如《送陵州路使君之任》“战伐乾坤破”一段。《遣遇》 “石间采蕨女”一段。《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中云:“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三是爱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忧国忧民是传统文化中主流政治品质。杜甫爱国爱民，在强烈揭露黑暗同时，更激情向往光明。希望经济发展、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人民安乐，是他毕业的追求、呼唤、呐喊。诗中多次描绘他理想的社会蓝图。如《忆昔二首》中“忆昔开元全盛日”那一段， 《蚕谷行》云:“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砣，男谷女丝行复歌。”《往在》中“安得自西极”以下一长段。 《昼梦》中说: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些都是杜甫心中当时的“中国梦”!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杜甫自言:“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在《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呈陆宰》中说: “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他服膺儒学，终生不渝，是孔孟精神的真正实践者。《汉书·艺文志》对儒家有个精要的评价: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家思想学说，内容极其丰富，然从其追求的最高宗旨来看，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修己安人”。 《论语·宪问》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博施于民”，就是全面实践仁。孔子说这是尧舜都感到难以完全做到的圣德。先修养好自身，然后去治理社会，使老百姓都安乐生活，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先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然后去改造客观世界，难道不是深刻相通吗?修己以安百姓，就是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担当精神! 《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万章上》在谈到伊尹时亦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这两段话都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担当精神。

杜甫对儒学既有“读书破万卷”的学习，又有脚踏实地的践行。上文提到的那些儒家的仁爱精神和担当意识都已化为他的灵魂，所以在陈述他的人生信念和生命追求时，他大声地唱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郑重宣示“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奉先咏怀》)，这四句话就集中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杜甫著作中四次提到“致君尧舜”。除了赠韦左丞诗外，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之五)中说:“虽遭明主，必致之于尧舜;降及元辅，必要之于稷卨。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于羲皇之上。”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大侍御》中说:“致君尧舜附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在《可叹》中又说:“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见这一理念是他顽强的生活信条。唐初重臣魏徵曾有“君为尧舜，臣为稷契”的主张(《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也有“饬体杂于皇王，致君期于尧舜”之语，可知杜甫理想的形成与初盛唐的政治文化氛围有一定关系，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本源于深厚的原始儒学薰陶。《尚书·说命下》记载:

王曰: “鸣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股肱惟人，良臣维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网俾阿衡专美有商。”

殷商宗在与傅说的谈话中，引用阿衡(即伊尹)的话。《传》云:“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尧舜，则耻之，若见挞于市，故成其能。”杜甫致君尧舜理念的源头在这里。致，使达到，就是要影响，要改变，使其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致君的具体内容很多，但根本原则就是使之“为政以德”，以仁爱之心行仁政。如《伤春五首》云:“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 《有感五首》云:“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云:“文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从上引《尚书·说命下》语可知，杜诗“致君尧舜上”语中，体现着促使君王效法尧舜仁爱之心施行仁政的迫切性、自觉性、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许身稷契之志，上文所引《孟子·离娄下》的文字已说得非常清楚。王嗣奭《杜臆》卷一云:“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 “己饥己溺之念”，就是对国家、民族、人民的伟大爱心，就是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就是为天下人的安乐而彻底奉献自己的广远的淑世情怀。 “致君尧舜”与“稷契之志”是杜甫心中光热之源，散射在他的诗文著作和立身行事中。《凤凰台》中以深情幻化的意象，表达愿用自己心血来喂养象征国家民族“中兴”的凤凰，就是为国为民，自觉担当，奉献自己。《朱凤行》中以幻化的意象写朱凤爱悯在“世网”中受苦受难的百鸟，直至底层的黄雀，要解救它们，不怕与凶恶的鸱鸮为敌，这都是仁爱精神、淑世情怀鲜明生动的艺术化表现。

(三)对万事万物都怀有深挚的仁爱之心的人文关怀精神。全部杜诗的根基就在于他的人本精神。人本精神是我们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重人生、重人的价值和生活福祉的社会关怀精神。杜诗中随处体现。但有两处是最集中、最突出、最闪光、最感人的。一是《奉先咏怀》第三段写到他刚回家，看到自己小儿子因饥饿夭亡，而他在悲痛中想到的不仅是自己一家的遭遇，而是天下广大人民群众的苦:“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再一处是草堂茅屋被秋风刮破，昏黑寒冷，屋漏床湿，彻夜无眠，而在此困苦中，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激情奔涌地希望出现千万间好房子，让天下所有穷人在风雨中都有存身之所。他发誓如果真的看到这样的房子，这样的景况，那就是自己一家房破独自受冻而死亦心满意足。这种宁可牺牲自己以谋求天下穷困人福祉的崇高人本思想、仁民爱物精神，感动万古!

杜甫把儒家“仁者爱人”的精神延伸扩展，施于万事万物，以诗人的敏感和仁者的热情拥抱自然，感受人生，展现出崇高的人格境界和丰富的审美感情。“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仁者目中，自然动植，皆为好友。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描绘的境况:“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这实际上已经展现了诗人具有的如宋儒所言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精神。 《过津口》诗中说:“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任何情况下杜甫作为仁者都是常怀恻隐之心的。故《秋野五首》 (之一)言:“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暂住白帝复还东屯》中说: “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正因为“民胞物与”的精神如此深厚，杜诗中对大自然的美有着广阔丰满的表现。对妻子、儿女的感情深挚，写出了高尚、诚恳、温馨、浓烈的家庭情感美(《月夜》《北征》等)。对兄弟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的情谊，杜诗中也有广泛深刻的表现。

上文谈的是我对杜甫精神的理解。为了表达我这些年的一点感悟，即“杜甫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浓缩和凝聚”，这里我得简单说一下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理解。

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民族生存进步中应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挑战的斗争经验和成绩，也是中华民族在迈向真善美领域的途程中的辉煌轨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代中国人的知识、智慧和创造能力的升华和结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富滋养。

文化内部层次虽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但三者本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网络。由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都要在精神领域得到反映和汇聚，都要在人的知情意中有所投射、表现和凝结，所以一般谈到文化都偏于狭义而特指精神文化。就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就是精神文化也可以说浩如烟海，无比丰富。有学者曾指出中华文化实力有三大支柱:一是众多文化典籍(特别是元典)中先贤昭示的伟大哲理智慧。二是五千年人民世代承传的民族德性，如爱国、重民、勤劳、智慧、坚韧、不屈、公平、正义、忠孝、慈仁、诚信、尊贤、尚学、守义，等等。三是中华儿女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外敌、内乱等严峻挑战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这三大支柱是确保民族延续发展的文化实力。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展开来说该有多深厚的内容啊!

任何一种文化的全貌，都是为其核心价值观(或曰基本精神、核心理念)决定的。地球上人类社会各有不同文化，也各有不同核心价值观，但说到底，仍是存在决定意识，是一定的经济活动结构、政治活动结构、道德伦理结构在观念领域的提升与凝结。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哪些呢?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多有研究。张岂之先生总结出了中华传统文化12 个方面的核心理念，包括“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人民日报》2015年5月8日6 版叶帆《会通中华文化 求道乐此不疲》)。张岂之先生讲得很全面深细了，下面我仅从“会通”杜甫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谈几点理解:

(一)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精神。即以人为中心的重人生、重人的责任与义务、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社会关怀精神。孔子哲学的最高观念就是“仁”。这“仁”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原则，也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孔子自己解释“仁”的最重要、最精切的一条。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是自己要自立，肯定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时又要协助别人自立，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自己要努力上进，达到一定成就，同时又要帮助别人上进，使别人也达到一定成就。这“仁”就是中国古代人类之爱的思想。施之于治国，那就是要行“仁政”，孟子对此发挥最多。《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此相通。施之于行事，就要做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爱国爱家的紧要关头，就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由“仁”而扩展开的观念、情感、道德，《论语》 《孟子》 《礼记》等经典中有大量的论述。这种人文关怀精神的产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孔子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处理个人与所在群体、所在社会的关系中总结得来的最佳原则，由孔子等先哲传述而来的。《管子·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可见先秦思想界普遍重视这个问题。

(二)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也就是把社会自然视为一体的整体综合思维，追求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协调与和谐。中国学术从先秦起就有个传统，所谓“九流皆言道”。道，就是对世界发展总规律的探索，就是整体综合思维的产物。虽然各家都“道其所道”，但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所以是可以“会通”的。《周易·贲》: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为刚柔互动，是天的运行之道。认识此天之道，而效之以节制人的行与止，就是人类社会运行之道。《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天地人这个巨系统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行，万物生，皆是天理、规律的体现，不待言说而可知，人类认识的妙道精义，亦天而已，何必言说?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个古老思想与今天的系统论(包括控制论、信息论、共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是相合相通的。对于人类和大自然的协调、和谐存在，有极重要的启示。人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永远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这个理念是古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实践中形成的。

(三) “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精神，也就是各文化要素多样统一、交融互动、充满活力的和合文化精神。《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不同要素构成和谐状态;同，是单一要素的重复。只有和而不同，才有矛盾多样统一的事物存在。和而不同，具有独立思考和包容精神，是促进事物和谐的重要因素。古代治国重“纳谏”，听取不同意见，其理论深度在此。孔子的这两句话，是对传统和同观念的总结与提升。中国哲学史、政治史上有一条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的晏子论和同的话。晏子以厨师做菜和音乐演奏作比，说做菜要各种食材、调料共用，“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这才可以吃。演奏要“和五声”，使声音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都能“相济”。这才可以听。最后点明主旨: “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国语·郑语》记史伯之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禆同，尽乃弃也。”也是讲不同要素构成和谐，矛盾的对立统一，差别的和谐组合，才能产生新事物。《周易·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即是待人接物的兼容精神。这条理念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指南。是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本民族与他民族关系的智慧准则，是中华民族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精神力量。

(四)刚健中正、自强不息的精神。 《论语·子路》: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周易·乾》: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文言》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毅，就是具有坚强的意志而不屈服于外力。孔颖达《正义》释“天行健”句云:“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 《文言》说“刚健中正”，强调人应以天为法，具有刚强正义、精纯不杂的好品德。 《周易·大有》: “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 《周易·大畜》:“大畜，刚毅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是中华古代文化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它的辐射性极强。施于立志，则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施于人格修养，则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施于自律，则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礼记·大学》)。可以说“刚健” “自强”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

以上四点，是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一些理解。比较，是最基本的认识方法，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杜甫精神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和凝聚。《杜甫研究学刊》三十五年来得到海内外老中青学者的扶持，得到四川省成都市有关部门的强力资助，得到草堂博物馆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努力配合，是因为一个崇高的目标在照耀着我们:守护精神家园，延续文化血脉。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杜甫在《奉先咏怀》中发自肺腑地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而曾子当年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杜甫和曾子何其相似乃尔啊!这对于今天的我们，确是永恒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