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园区:时空交错中的文化价值表达

2015-11-17 06:05张琛张军
关键词:文化价值转型升级

张琛 张军

摘要:文化产业园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重要表现。在全面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国内文化产业园区已经走过了粗放式的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园的开发和建设在为众多文化创意企业提供孵化、成长的过程中,更注重兼顾长远效益。在不缺少创意氛围、土地支持、资金提供、知识产权运作的前提下,探索怎样把文化产业园开发与特色文化价值相结合成为未来的规划方向。

关键词:文化产业园;转型升级;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5-0073-10

文化产业园区的最初形成是由于自发集聚,文化产业园在我国的大发展,主要因为在宏观经济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由政府主导和扶持,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企业和个人进行整合生产。

国内目前文化产业的研究多聚焦于发展模式、空间布局、政策措施等方面,有宏观布局的梳理,也有微观生产的探究,但是中观层面的论述则较为单薄,尤其是较欠缺立足所在地域考察文化相关性。过去研究文化产业园只聚焦于园区经营和管理,当下研究文化产业园,除了经营运作外,还有更多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须研究,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气息是工业化流水生产所缺失的,文化产业本身无法进行标准统一的制造,但是大量同质化的生产还是消解该领域的活力。当文化产业进行园区开发,绝不仅是楼阁的搭建,改造的厂房,而是一种流淌在时空交错中,具有深层情感需求的文化表达。一一剥开文化产业园本身的复杂概念,反映出的是包裹于其中的文化价值。

一被重新定义的文化产业园区

(一)文化产业园基本概况

[JP2]国外文化产业园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具体表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围绕文化产业园的概[JP]

[SD37*3/4,1]

收稿日期:2015-08-04

作者简介:张琛(1988-),女,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视听新媒体;张军(1969-),男,湖北武汉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法、知识产权。

念,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如文化区、文化园、创意社群等等。国内“文化产业园”“创意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009年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被认为是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的规划,明确“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从此各类文化产业园竞相建设,分布在全国各地。

回归到概念本身探究,针对文化产业园呈现集聚的现象,学者孔建华就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区属于文化产业园,集聚区内有文化产业集群现象发生;文化产业园则是“集聚区中管理比较规范和成熟的那一类,是高级别的集聚区。”而花建则认为“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吸引大量彼此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群和相关服务机构在空间上集聚,从而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现象。各种形态的文化产业集聚区是它们的物质载体,规范化的文化产业园区是它们的管理形态,而文化产业的集群则是它们发展的高级形态”。[2]

许多学者对文化产业园进行了分类,比如潘新红就认为,从产业视角来看,可分为“生产型、资源型与创意型文化产业园”;以功能视角来看,分为“创意办公为主导与商业休闲为主导型文化产业园”;在产业链视角下,分为“独立主体型、单一型以及复合型产业园”;从开发主体来看,可分为“政府导向型、艺术家导向型与企业导向型”三种;以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耦合衍生业务来看,又分为“文化地产园区和文化旅游园区”;而若根据园区开发初态,则可分为“对旧城区厂房改造而建”与“新辟区域开发建设”两种类型。[3]

文化产业园的集聚特性充分体现了区位选择理论,这是韦伯基于工业区位理论研究发现,现代高消耗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取消,得自于公司去衡量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类比去看,动漫产业园的出现,也是因为很多动漫公司发现空间位置的靠近,能够带来合作上的便利。蒙罗塔克、斯科特、科瑞德、哈顿等人发展了韦伯的工业区位观,突出了地方文化特征的作用,强调了文化产业集聚与当地复杂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发现了创意产业集聚主要集中在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的区域。他们的研究显示,文化产业园常见于那些公共服务完备、开放度高、文化多元的大都市或者是其周边地区,且常出现在旧工厂、仓库或城市贫民区,是经济二次复苏的重要支撑。当下,之所以说被重新定义的文化产业园是因为,旧工厂、仓库的改造的初级阶段已经过去,文化产业园的兴起,应该是立足自身城市品牌特色,依靠重点企业,形成虹吸效应后达到的公司集聚。

(二)文化产业园与传统工业园比较分析

传统工业园或者科技园每类单一,主要是工厂及产业链企业,采用的聚焦方式也是先企业后人才,以生产为主对于建筑空间要求低。综合看,传统工业园区一般在物流便利的城市周边,整个园区的配套管理以企业为主。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包括个人、非营利性组织、企业、创意阶层、政府等,汇聚方式以人才吸纳开始,后来再发展成企业进驻。功能集创意、生产、展示、交易为一体。空间氛围要求高,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融合。在有文化积淀的城市发展,既要为企业服务同时也为个人消费体验服务。

1园区构成不同。在传统的工业园区里,多是以产业链下游的相关组织为主。文化产业链则是从上游到下游都形成了集合。最明显的特征是创意阶段人才和团队的合作,有的文化产业园内部还有文化机构、协会组织等等。综合来看文化产业园区不仅是工作场所,还兼备休闲、旅游的功能。

2聚集模式不同。传统的工业园区在初创时是靠企业招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才的汇聚。文化产业园通过其品牌形象、创意形式吸引人才,产业集聚慢慢形成。

3园区功能不同。传统工业园区主要以生产制造为主,整个产业链在一个园区内完成。文化产业园中的企业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由于还要兼顾休闲、消费功能,所以文化产业园区除了创意生产外,还有生活的功能。

4建筑空间不同。传统工业园区对建筑风格、环境设计、公共空间布局要求相对较低,但是文化产业园在规划之初就对其重点产业定位有一个整体风格的要求。

(三)文化产业园的特征捕捉

1为了艺术而自发产生

此种特征最显著的形式在于,由于艺术的生产遇到市场化的问题,利用艺术家本身的影响力,租赁一些价格相对低廉的旧工厂,实现共同创作,往往出现在文化产业园发展的早期。这样为了艺术而产生的集聚后来所形成的文化产业园,多是由于某些外在刺激因素而实现由个人创造到联合生产的转变,如在上海苏州河,在2000年底时,两岸旧仓库里就有100多个艺术家工作室,拥有1000多位艺术工作者。上海春明粗纺厂位于莫干山路,拥有上个世纪30年代建筑遗迹,后来的艺术家,他们依托四周民族工业建筑,实现了生产协作和专业化分工,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集聚。

从后来的刘继东的光复路181号,丁乙和李梁的西苏州路1131号看到,他们之所以产生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上海本身艺术品生产、服务和销售渠道等有利于文化生产的集聚,通过专业市场形成规模更大的产业集群,由此弥补初期单纯为了创作而发展的动力,逐步形成更具规划的产业园区。

2为了集聚而综合规划

无论是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法国巴黎左岸塞纳区还是英国英格兰北部城市谢菲尔德、加拿大魁北克创意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一定带有政府主导特色的,它突破以往无序发展而走向配合产业特色和城市发展的园区模式。从成功经验来看,在经济建设、文化服务、就业促进等多重压力下,通过本地特色及现代文化形式的对接,综合各种因素,在整体规划、土地出让、招商引资、交通配套等多种方式下,打破单纯的地产开发,把文化传播和城市功能融合起来,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等,吸引更多企业进驻,并由此形成立足某一文化产业的园区发展模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力量往往存在用力过猛的问题。具体讲,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虽需要行政手段予以推动,但是更多的只是制度保障,而非行政干预。按照产业周期看,园区的发展也必然是要经历由初创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但是出于政绩建设需要,及对成本回收的压力,政府以其权威性,在园区建设上呈现出了集聚力强和周期建设快等特点。

3为了产业链而迅速扩张

此种特征,主要反映在经过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大发展之后,很多独立的龙头企业在不满足已有市场份额的情况下,看好整体发展环境,把企业的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迅速组合,形成一个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一般情况下具体表现为产业主体带动模式,由强势的大企业或大机构带动及主导,依托其市场实力以领先技术和人才优势,一方面通过自身裂变或衍生扩张,另一方面通过吸引同类产业和配套产业进入,从而逐渐积聚发展成为产业集群。[4]应该看到,这样发展也是配合社会需要而产生,文化产业的发展本身欠缺的就是链条式、一体化。而各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差别又非常明显,这样就导致自发合作难度加大。如果以一些龙头企业为中心产生虹吸效应,辐射上下游企业,并在政府引导和支撑下,实现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我国文化产业园发展现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文化产业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从国家层面上,除了对文化产业的具体行业支持政策,还围绕中心城市,通过产业整合创新,实现园区的建设,并加大对新项目的孵化力度。截止到今年,全国文化产业园运营,市场机制完善,业态和效益都取得很好的发展态势。

在充分遵循“聚集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各种文化产业园重点打造两类模式:一是研发集聚,一是生产链集聚。

从整体数量看,自2004年起文化部命名首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开始,2005年上海第一批文化产业集聚区出现,“798”被命名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2006年国家级动画产业基地江苏文化产业园成立。短短三年时间,文化产业园在“以政府调控为主旋律”的环境下,由旧厂房开发利用为起点,进而围绕城市文化资源,进行投资规划。到2008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影响,重新投资建设热潮放缓。为了进一步刺激文化产业发展,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颁布后,文化产业园投资进一步升温。表1是相关各部委颁发的不同名称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或基地,截止2014年已超过350家。

按照区域划分看,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主要分布在泛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如果进一步划分,2014年全国共有文化产业园1216个,属于第一梯队东部地区的广东、上海、江苏位列前三名,广东和上海的创意园区超过100个;第二梯队为河南、福建、河北、四川等省市,数量超过50个;湖北、陕西、天津、辽宁等省市超过30个园区;其他省份少于30个园区。在园区业态发展上,有一个变化趋势:原来以艺术品与工艺美术品、文化旅游、影视类等传统业态园区为主,现在科技文化融合、创意设计园区逐渐增加。

从园区产业定位特点看,可以把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划分为研发设计型文化产业园区、咨询策划型文化产业园区、建筑设计型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传媒型文化产业园区、时尚消费型文化产业园区。最初对旧厂房的改造而形成艺术区集聚模式,虽投入小、见效快,但已经无法满足产业集群的规模化生产。

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需要一整套的产业链。在文化产业园出现之前,文化生产后,苦于没有销售渠道,也更不可能获得消费反馈,总体上产业链呈分散的状态。从需求市场的培养上看,散点式的文化生产不能让消费集聚,进而调节供需关系和市场竞争。当下的文化产业园的集聚状态,多数的文化产业园呈现出围绕产业链条聚集的态势,集中的、密集型的网状结构分布在文化产业园内部。各种创意生产、创意咨询专业服务团队在一个地理空间内出现,使得各个文化企业能够更高效地交流与合作,进行研发、培训、孵化、交易、展示各个环节的沟通,对于提高自身的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加快市场转化效率都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文化产业园区的问题及原因

(一)产业园区的“孤岛现象”

350家规模的文化产业园多采用的综合运作模式进行生产,园区的形成必然涉及更大规模、范围及复杂的运作,在投资充分到位的基础上,一批对产业经营拥有成熟市场能力的企业与地产投资开发商合作,在政府支持下,进行综合生产,同时吸引多种投资主体进行开发。尽管文化产业园可以依托的优势很多,但是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大部分是以影视、出版、广告、动漫为主要定位,辅以休闲和旅游相配套的园区形态。如果只聚焦于文化产业自身发展,以产业园自身生产为主,没有与其他相关产业进行多种形式的生产合作,则不利于多元化竞争优势的培养。

实际上这种只是地理空间的集聚很难进一步发挥文化生产、创意生产的内在张力,入驻的企业间较少的交流与互动,没办法形成联合生产,更无法带动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这样形成了产业园的孤岛。只有各种文化的交锋和碰撞,利用市场自身竞争属性发展,才能形成文化产业园集生产、创意、个性、消费于一身的特性。

对比英国伦敦地区,曾经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城市,高度城市化发展后,人口剧增、土地紧缺造成城市发展的疲弱,随着制造行业的日趋萎缩,全球经济走势下降,新兴产业的出现迫在眉睫,在新经济增长点的寻找过程中,在1997年布莱尔任首相时期,创建“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1998年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和范围。此后英国的文化产业大发展,并形成产业园区形式。歌剧、古典音乐、芭蕾、美术等形式齐聚伦敦,2000多个免费参观的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等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撒切尔夫人对于艺术生产的回报,有过这样的描述,对于工业设计的每一分投入,都可以换来1000倍的回报。虽然这句话并非是对文化产业的描述,但是可以看到,发展文化产业园,用集聚释放整体能量的做法,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事实证明,政策扶持永远只是引导作用,不能盲目取代自身发展。

(二)创意生产的成本困境

文化产业园区在发展初期,最显著特征便是对于旧厂房、厂区的改造,因为那里低廉的房租吸引大批艺术家的进驻,进而带动更大范围生产创作。德国莱比锡棉纺企业Spinnerei,曾经是是欧洲最大的棉纺厂,拥有24座厂房,使用面积10万平方米。当德国轻纺业经营衰退后,艺术家进驻期间,利用废弃厂房进行创作,除了画廊和艺术馆外,还有大量的公益图书馆等服务设施。

该艺术区房地产商舒尔茨(Bertram Schultze)认为“房地产经营者首先要考虑住户们的利益,给他们提供好的创作环境,条件创造的越好,迁来的艺术家和画廊的档次就越高,这也会无形中提升自身的品牌价值,实现双赢。”在艺术区租金水涨船高的情况下,据2006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一块3800平方英尺的画廊,在棉纺厂月租1470美元,而在纽约切尔西艺术区要花23750美元。另外,莱比锡棉纺厂和画廊、工作室签订的都是10年的合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整体环境的稳定性。国际商业化品牌进驻建造博物馆解决了经费问题,相对较低的价格吸引年轻活力的艺术家进入,长久打造“艺术”这一特点,建造图书馆又能体现社会责任感。从这几方面看,尽管莱比锡棉纺厂的艺术区同样面临厂房改造、修缮等问题,但是在政府资助的情形下,依然是全世界著名的艺术聚集区。

国内类似“798”(北京)、“滨江创意产业园”(上海)的地方是否可以借鉴莱比锡棉纺厂的发展模式呢?在考虑是否使用之前,艺术区面临的棘手问题便是房租连年上涨。没有合理的租金价格,有才华的本土艺术家也没办法进入。“798”艺术区的前身是前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2000年国企改制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后来的大山子地区的规划改造中,部分企业迁出,留下闲置厂房出租。2002年美国人罗伯特租下了一间120平方米的食堂并将其改造成前店后厂的格局,他本身又在做中国艺术网站,很多艺术家通过罗伯特了解到这里包豪斯风格的建筑风格和低廉租金,纷纷来到这里开办工作室。2003年“798”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但是现在的“798”艺术区已经没有随处可见的艺术作品,剩下的只是各种高档餐馆和贩卖纪念品的小店。商业化的“798”失去创意、独立、个性化的艺术作品,更多是旅游休闲场所。

其他艺术区面临的危机反映出作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典型代表,艺术家和艺术流派集聚这一形式正面临商业化冲击。国外艺术区的生命周期一般都是二十到三十年,而“798”失去本身艺术基础走向休闲场所反映出其高昂的房租已经让很多艺术家难以接受,开始的每天几毛钱/平方米到现在每天十几元/平方米,被迫离去的艺术家带走了艺术的创作环境,剩下的只是市场炒作。因此,从文化产业园长期运营的角度出发,快速高涨的租金是无法留住创意人才,也没有办法保障生命力的延续。虽然商业和艺术并不是完全对立,但是艺术创作其利益的回报不仅周期长,更多的是一种隐形的品牌贡献,商业的融合怎样才能在不影响艺术创作的基础上扩大产业园区,怎样在保有原来的现代艺术气息之外,进行有序商业流通,浮躁的艺术品交易市场留下的思考还有很多。

(三)非营利组织的角色缺失

非营利组织是20世纪以来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美国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 Salarmon)认为符合非营利组织具有五个主要特征:

1. 组织性,即有一定的组织机构,是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独立法人;2. 非政府性,即非营利组织既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也不是有政府官员来主导;3.非营利性,即不是为其拥有者积累利润,非营利组织可以盈利,但所得利润只能用于组织运营工作,不能在组织成员中进行分配;4. 自治性,即不受外部控制,自己管理自己的活动;5. 志愿性,即形成有志愿者组成的董事会和广泛使用志愿人员。“非营利“不是不讲经营,而是不以获得利润为目的。

对于文化产业园的建设来说,商业化的操作有时没有办法提供一个足够长的时间供艺术家进行创作,并慢慢推广到市场为消费者所接受。逐利而动的市场性会遏制创意产业前期开发,此时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慈善捐款和志愿服务能够帮助文化产业园在社会需求和市场竞争之间,进行一定的缓冲。非营利组织的引入在我国国内文化产业园的发展中还是欠缺的,而在国外已经拥有成功案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提供包括展览、电影放映、艺术表演、餐饮等全方位服务。UCCA是独立于艺术市场之外,不出售展品,运营产生的收益将投入到艺术中心的展览和教育项目中。初期由尤伦斯基金会赞助,后来寻找各种资金支持。尤伦斯艺术基金不被允许直接在中国进行投资,外资背景的UCCA无法获得非营利机构许可,由于经营压力增大,以及文化安全的综合考量,在“798“的美术馆招募的基金会制度没有办法提上日程,现在“798”的大多数机构都是营利性,这也进一步影响到该创意集聚区的艺术性。

对于文化产业集聚不外乎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美国)、政府直接管理模式(法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英国),但是无论何种形式,各国都努力平衡商业运营需要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体制化和商业化往往是两个极端,健全的文化产业园既有利于产业发展,同时它的战略职能还包括“公益性”的部分。西方的非营利基金的介入,需要健全的法制环境和监管环境,一旦外部条件成熟,未来不管是外资引入还是本国的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都是成熟文化产业园的必备条件。

四我国文化产业园的未来规划

(一)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文化的融合

文化产业园的未来规划重点体现在隐性元素的植入,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与所在城市的文化内涵相结合。不管是已有园区的转型还是新园区的规划,通过把握文化消费的需求和市场发展趋势,分析近域消费和市场背景环境,结合城市资源、文化和基础设施,在文化产业园区内部实现相关联企业、专业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及其辅助机构之间的地理上的聚合。城市文化的应用看似并不陌生,再次论述它的意义在于,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衰退与国内文化产业的兴建形成鲜明对比。“大跃进式”的发展速度,带来了表面繁荣,历史街区的开发利用、动漫园区的过度开发、游乐场所的鱼龙混杂等问题突出,政府主导规划建设的产业园区,存在行政管理和市场运作脱节的情况,虽然各地大打城市品牌,但是能看到一种城市文化的出现只是在了公关宣传当中,更多“创意+地产”形式成为产业园的重点,这本是双赢的方法,但是在10多年的文化产业园兴建中,这种“实惠”没有真正用在创意上而是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比如在宋庄,包括22个自然村约5000名艺术家,最初艺术家在这里开办工作室,进行松散的交易,但是随着艺术馆的修建,在文化产业的包装下,最初发展的2-3年已经修建50多个艺术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没有产业优势的地方,动辄几个亿的项目,对于房地产开发来说在短时间内获益,但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却助长了艺术炒作的风气。

既然立足于地理空间,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是否利用区位优势,借助历史资源和现代品牌将成为打造文化产业园的外在优势,由此才能使文化产业园在内涵和外延上形成特色鲜明和产业集聚同步发展。

通过对“798”“宋庄”“动漫产业基地”等案例的分析,我们再来对比西方案例可发现,伦敦这座城市气候阴冷,本身英国人的性格,用1930年漫画家格雷厄姆·莱德勒创作《笨拙》来形容“不善于学习外语,讨厌扔掉东西,不善于交谈。”就是在这样环境中,国际人士定居比例依然相当高,也正是如此,多种文化的交锋更容易碰撞出火花。伦敦文化产业的发展正是来自于文化的多元交融。

一个城市的文化品牌必须融入到产业集聚的开发中,把城市活力注入到创意产业当中,这就需要政府摒弃短期经济效益和快速扩张的规划,重新整合同质化严重的文化产业园区,在保留本身建设空间的基础上,对物理空间进行改造和新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虽然因地域和经济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以城市为依托的大量文化产业园仍是主要选择,这一战略措施的贯彻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序的社会秩序、良好的市场贸易及大量的创新生产。进入21世纪,很多城市的整体规模已经固定,但是再次规划和发展却有着很大的空间,把历史背景、现状与环境、近域特征等相联系,进而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实现文化产业园与城市文化资源的跨越式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利用

我国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这些资源无法进行大规模复制生产,但是却可以作为创新点融入到文化产业园的规划中。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在于,当下消费型社会的环境中,独特、小众的文化创新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

正如艾伦·J·斯科特认为,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往往以福特式的大规模生产为主导,强调通过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与培育大众市场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故大多数福特式工业生产制造出的消费品的文化内容倾向于依照生产效率和削减竞争性成本来设计。而在后福特式文化经济时代,消费者的品味和需求发生变革,不再将追求局限在单一文化内容的享受上,而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小批量、分众化、充满弹性的生产方式是最能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细分市场。[5]细分市场如何进行创意生产成为新命题,到底细分的主题是什么,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关键。这种细分一定不能仅仅对于现代艺术的理解,还要加一个要素,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

从现有资料梳理看,北、上、广、深这四座城市,其文化产业园的主导是放在影视、出版、广播电视、动漫、广告创意等,上海打造的目标是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影视产业基地,杭州立足于旅游休闲产业、文创产业,把自身打造成旅游休闲之都,更详细见表2。

通过比较发现,以上七座城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中,缺少一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统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变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被不同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过程中和预期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绝非是单纯的保护,更多的是考虑怎样进行衍生开发,把它融入到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产业园建设中,把民族的“活化石”外化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力,在打造区域性文化产业竞争优势时,把文化再造与场所精神相结合。

文化产业园的活力需要创意先行,特色需要文化遗产作为积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拥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而且分布广泛。加强与文化产业园的整合发展,能够弥补目前国内产业园区单一,优势发展不足等问题,也容易打造出当地的文化特色。

(三)“一带一路”两个核心区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对我国各地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色和地位进行了划分。对于新疆,文件要求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综合多方考虑,把新疆、福建建设成“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新疆本身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意进行文化产业园区同步建设。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文化凝聚力,在制定本地区文化产业竞争战略时,可以参考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他的“竞争战略三部曲”[6]中完整阐述其对企业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的看法。

1.以新疆地区发展为例

乌鲁木齐“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文艺创作和文化创新、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市场监管”,整体看,新疆发展文化产业园很重要的点就是依托特色资源,扩大自身优势,把现代文化与传统维族特色相结合。

新疆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带动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有利于改善整个新疆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背靠独特的民族风情,以及内容丰富的旅游资源。新疆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园有其自身优势,既可以做到获得经济效益,还可以兼顾社会效益,把创意生产、休闲、购物等与自然风光结合,在园区内部既设有产品展示又设有交易市场,保留独特民俗特色,赋予先进生产技术和服务方式,由此建设出来的文化产业园区能成为新疆乃至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场所。另外,围绕新疆发展,推动丝路沿线自主品牌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培育拥有国际国内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文化品牌,逐步建立民族文化品牌营销推广机制。[7]

为保证文化产业园项目的成功,新疆地区还需要专业人才,特别是本土化的创意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格雷汉姆·德瑞克曾在对英国创意产业工人们的采访中,分析了一个特定地点如何成为促进个人创意的来源。他认为一个在具体地点之上的资源会被艺术家和设计者所利用,促成它成为具有经济优势的提示和刺激。[8]

2.以福建地区发展为例

不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还是“互联网+”的时代背景,福建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作为连接海峡两岸的桥头堡,与东南亚几乎所有海岸线城市国家都有着文化连接。福建凭借海运、航运贸易基础,把人文优势开发成对外交流的窗口离不开文化产业园的建设。截止到2014年,福建省共有81个在建或基本建成的文化产业园。福州市的福州动漫游戏产业基地等14个,厦门市的中国海沧油画村等8个,漳州市的诏安文化创意书画产业园等12个,泉州市的源和1916创意产业园等11个,三明市的泰宁丹霞文化产业园等10个,莆田市的莆田工艺美术城等5个,南平市的福建南平游酢文化产业园等7个,龙岩市的龙岩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等7个,宁德市的宁德市工艺美术产业园等7个。经过对比发现这些城市各园区的建设呈现“一区多园”的问题,实际上是园区内产业体系衍生、生产不集中的问题。

学者张燕清先生曾指出:“福建文化生态是福建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的产物,它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历经两千年的历史洗礼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与内陆完全从事农耕劳作的人们相比,福建人自古热衷于移民,正是基于此,才使得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传承开来。随着“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下,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合作,打造面向海外的文化产品集散区,将成为未来发展方向。

福建省有着深厚的客家文化,它是中国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分支。“客家文化”是在中国文化融合期(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成长发展起来的。随着客家人南迁海外,加快了客家文化的传播,尤其在东南亚地区,有学者称之为“大中华文化圈”。福建省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既要注重商业利益也要立足自身文化优势。比如西与赣南、西南、粤东接壤的龙岩市,其下辖的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等县是纯客家地,全市的75%的人口是客家人。目前省级文化产业园区——福建土楼永定客家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已经在建设,但是怎样让文化走出去,把包含东南亚的“大文化圈”重新建立起来,成为摆在面前的难题。福建整体产业是立体的,未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互联网浪潮相结合,把各种不同要素整合在一起,实现“生产、展示交易、消费”的综合模式,将促进福建省整体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结语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型的情况下发展的文化产业。但我国文化产业园很多都是在政府的直接规划或间接授意下建造的,这便涉及到一个问题:文化产业园往往牵涉到较大范围内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本、物力、技术等的综合利用,园区建成后又将影响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或企业在进行园区建设的过程中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原有资源、原有产业发展状况的价值?

埃格尔在其《创意社群》中提出“创意社群”(Creative Communities)概念,认为它是一个能充分利用文化、艺术、商业和社区之间重要联系的社群,并在联系的过程中主动投入人力资源和财力,为城市做好能面对迅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和知识性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的准备。[9]文化产业园区内的企业也可以看做是“社群”,怎样激发这一群体的积极性和生命力,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园的发展经验,把文化的品牌和价值嵌入到产业园的规划当中去,在经济和社会双重进步中,隶属自身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跳出对历史遗迹和天然地理景观的惯常思维,在文化产业产品集聚和生产集聚附着上本身地理空间文化,同时还能在内涵上树立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形象,提高消费吸引力。当文化产业园开发陷入一种焦虑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模式本身,能做的是为它长远打算,如何调整、如何改变。

参考文献:

孔建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02):90-96

[2]花建,等.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

[3]潘新红.文化产业园发展模式探析[J].青年记者,2012(07):42-44

[4]袁兆亿.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及管理创新[J].科技创业月刊,2014(12):1-7

[5][美]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M].董树宝,张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7-9.

[6]张京成,李岱松,刘利勇.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6-17.

[7]王青亦.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文化发展策略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77-83

[8]Drake Graham. This place gives me space: place and creativity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J].Geoforum vol34,2003:511-524

[9]厉无畏,王慧敏.创意产业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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