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轨迹与编辑的“坚守”
——《文学自由谈》主编黄桂元访谈录

◎黄桂元 高 丽

文学的轨迹与编辑的“坚守”
——《文学自由谈》主编黄桂元访谈录

◎黄桂元 高 丽

黄桂元：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2005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五届（文学理论与批评）高级研讨班。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自由谈》主编，文学创作一级。曾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诗歌与文学评论250万余字，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作家文摘》《读者》《文摘报》等转载，十余次入选各种年度最佳散文或随笔选本，已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作家评传多部。

高丽：199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今晚报》文化部主任助理。

高丽：今天的话题主要是围绕《文学自由谈》展开。还是从您的编辑生涯聊起吧。听说您二十岁就做了文学编辑，那应该是1976年初的事，想起来，真是够遥远，够漫长的。什么原因使您这么早就干上了这一行？

黄桂元：说来话长。我十五岁就告别中学校园到河北石家庄当兵，开始有一些小诗小文发表，1975年在《天津文艺》（前身为《新港》杂志）发表了小叙事诗《征途万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安徽等多家电台作了配乐朗诵，引起编辑部的重视。转年二月我复员回津，二十岁出头，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与任何编辑都无一面之缘的外省业余作者。按规定，学生兵通常应该分配到工厂当工人，等分配的日子闲得无聊，之前我听说我那首小叙事诗的责编是肖文苑，就去了一趟《天津文艺》想表示一下感谢。这个杂志当时隶属于文化局创评室，在一座西式的三层小楼办公。我上楼怯生生敲门走进诗歌组，肖老师出差在外，我诺诺退出下楼，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突然想，肖老师不在认识一下其他编辑不是也可以吗？这个念头促使我再次上楼，自报家门，屋里只有时任诗歌组长，后来成为副主编的陈茂欣。陈老师先是一愣，接着眼睛放光，立即让我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写一下，并留下家庭住址。我以为那只是编辑部通联作者的惯例，也没多想。不料两天后陈老师亲自找到我家，说文化局创评室研究决定把我调入《天津文艺》，需要征求一下本人意见，我像是做梦一样，我一生的职业走向也由此被改变。我也常常感慨，假如我没有再次去编辑部，或者去了编辑部而见到的不是陈茂欣老师，此后的人生之路必然会改写。听一些同事说，那天我第一次来过编辑部离开后，陈茂欣在每个编辑室都转了一圈，说“黄桂元复员回天津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陈茂欣是一位著名的性情诗人，我相信他完全做得出来。陈茂欣已故去多年，但永远是我的恩师。

高丽：由退伍兵一步迈进文学专业部门，成了一位正式编辑，这个跨度太大了。

黄桂元：在那个年代，许多写过一两篇作品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摇身一变就成了专业文学工作者，属于一种不正常的“新生事物”，我只能说自己很幸运，但我的幸运并不是个案。

高丽：当诗歌编辑，眼界不同了，少不了会与一些著名诗人、作家打交道，在编辑与作者的稿件来往中，您一定有过记忆深刻的往事。

黄桂元：当然有。过去自己仰慕的一些名家，现在成了可以直接阅读、处理他们手稿的作者，那种感觉妙不可言。只是1976年，全国范围内的文学杂志很少，诗歌水平也不高，多为公式化、概念化、高分贝、口号式的作品，当时比较活跃和醒目的，除了军旅老诗人李瑛的诗至今为人称道，大多早已在大浪淘沙中沉寂、消失。在编辑部，我主要是看自投稿，类似于实习编辑吧。这期间，先是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后的支援灾区抗震采访，又因为年轻没有家庭拖累，被抽调为天津市“普及大寨县”工作队成员，在宝坻县农户劳动、生活了十个半月。我的诗歌编辑生涯，也只是做了一年，不过，还是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前几年，读到贺绍俊先生刊于《芳草》上的《铁凝评传》，我有些好奇，特别想了解一下著名女作家铁凝在当年文学创作起步阶段有过怎样的经历。我的好奇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铁凝是以数量很大且颇具特色的长、中、短篇小说而称誉中国当代文坛的，但说到她的早期写作，大家就可能比较陌生了。《铁凝评传》告诉读者，铁凝“处女作”是作家高中时代的一篇作文，题为《会飞的镰刀》，1975年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盖红印章的考卷》。此后铁凝下乡插队，至1979年调到保定市文联当编辑之前，在农村度过了大约四年的知青岁月，其间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我感兴趣的《铁凝评传》记述的铁凝早年一段鲜为人知的写诗“小插曲”，我不仅是这段“小插曲”的知情者，最直接的见证者，甚至可以说是“实施者”——亲手编发过她唯一正式发表过的一组诗歌。我推算，这组诗即使不算是铁凝的处女作，也大致不会晚于她最初的小说创作。

高丽：铁凝写过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黄桂元：许多著名作家早年都曾有过写诗的经历，这不新鲜，我调侃过这样一种现象，诗歌是文学青年的青春分泌物，几乎无人幸免。《天津文艺》诗歌组有三位编辑，陈茂欣、肖文苑都已四十开外，我年龄最小。记得1977年那个夏季格外炎热，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皆为须眉，大家穿着短裤和跨栏背心挥汗如雨地看稿子，动作也都相似，一只手把扇子摇个不停，另一只手不住地用毛巾抹脸，陈老师还多了一个动作，不时摘下眼镜，擦一擦汗湿，现在想起来，那一幕场景仿佛历历在目。

一次，我从一堆自投稿中发现了一组诗，题目叫《丰收纪实》，大约有四五首，很工整地抄在那时候常见的小方格稿纸上。作者为河北博野县的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署名“铁凝”。按其简介估算，年龄超不过二十岁，名字像是男性，但娟秀的字体、细腻的语感，以及反映的皆是农村铁姑娘的劳动精神面貌，又让人想到很可能是一位女作者。我选了其中的《浇麦小唱》《割麦曲》《分量》三首诗，二审、终审顺利通过，并刊载于1977年《天津文艺》第十期。这组诗的文学水准，以今天的审美眼光观之，坦白地说，问题比较突出，比较明显的，是公式化的集体腔调抑制了个性表达，这也属于那个时代诗歌写作的通病。若放在当时的诗歌语境来看，我们倒是会有另一种发现，作者在巧妙营造诗意和在诗里融入叙事元素方面有个人特色，其语言表达也称得上清新流畅，训练有素。比如《分量》一诗中有这样几句：

铁姑娘车队拉着棉花进村，/马儿像拱着蓝天驾着白云。/唱着卸车，笑着入库，/库外是银山，屋内灌满银。//管理员刚要锁门，/队长说：“等等！”低头拽起衣襟，/她摘下沾在身上的一瓣棉花，/花瓣轻轻地飞进库门。//姑娘们学着队长，/也细细查看全身。/无数朵小小的银花，/都飞进大队的银囤。

作者固然生疏于对变形、象征、意象、隐喻等现代诗歌基本手法的运用，却懂得如何观察、捕捉、利用生活细节为诗歌服务，其叙事能力也有优势，是那些仅仅擅长抒情造势的诗作者所欠缺的。铁凝发表诗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之后，新时期诗坛并没有诞生青年女诗人铁凝。贺绍俊的解释是，“铁凝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长处所在，她就没有在诗歌上花太大工夫，她干脆将诗歌彻底放弃，专门钻研小说写作”。应该说，贺先生的解释还是中肯实在的。铁凝的这段写诗“小插曲”，在其有关创作研究和资料介绍中几乎无迹可寻。或许在评论界和作家本人看来，这组诗发表于“文革”结束不久的文学拨乱反正时期，实难彰显作家的整体文学成就，不足观，不足道，不提也罢。这是可以理解的。古已有之的中国文人意识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是一种根深蒂固。延续至今的伦理“潜规则”。但我还是觉得，历史老人永远会对实情充满敬意，而不论其事情之大小，事由之巨细。退一步说，类似“小插曲”作为作家早期文学写作的热身与尝试，是很正常的，即使再伟大的作家也有可能写出过自己的青涩之作。而呈现作家的写作实情，既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在这一点上，与其说是评传作者贺绍俊尊重历史细节，不如说是“不悔少作”的作家铁凝本人有着更为清醒，也更为通透的文学胸襟。前几年，我有机会与铁凝聊天，提到早年那组诗，她并未讳莫如深，而是爽朗一笑，“哦，感谢我当年的责编”。在另一个场面，她对在场人这样介绍我：“这是我的责编。 ”

高 丽：据我所知，您属于“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历史上俗称“七七级”，从南开大学毕业后，您没有回到编辑岗位吗？

黄桂元：“七七级”和“七八级”的学生，可以说经历复杂，年龄各异，于是有个规定，工龄超过五年者可以带工资上学，我们班，女作家赵玫和我都属于这种情况。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了近六年，但内心深处始终难以割舍写作情结，喜欢文学氛围更浓的环境，便几次向领导提出离开机关，终获批准，当时不少同事、同学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道理劝我慎重行事，我还是来到天津文联，可以说义无反顾。在理研室工作了一年，后被调到《艺术家》杂志当编辑部主任。九十年代中期，时任《文学自由谈》副主编的任芙康曾让我帮忙看自投稿，印象最深的是处理过四川高校张放教授的一篇稿子，谈对巴金《随想录》的评价，题目是《关于〈随想录〉的随想》，当时巴金的声望非常高，张放的不同意见显得有些大胆，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坛内外的反弹，《文学自由谈》也意外地成了矛盾的漩涡，说实话，我以前真没有想到《文学自由谈》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高 丽：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天津有一本品牌杂志《文学自由谈》，有文学批评界“轻骑兵”的雅称，由于开本小，还曾与《读书》《随笔》《文史知识》并列，被称为人文期刊的“四小名旦”。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创刊于1985年，至今已走过了三十载沧桑岁月。这是一本积极介入文学现场的小开本批评刊物，始终倡导一种即时、及物的近距离文学批评，它的办刊思路和使命很简单，以文学批评而不是以学术研究的姿态，搭建一个可以见到各种话题、听到不同声音的批评平台，它的历史见证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轨迹。具体到《文学自由谈》，现阶段的中国文坛其实并不缺少思想厚重、学理规范、言说严谨的文学理论刊物，我们这本以话题为主随笔化的批评杂志，力求向当代文坛强调一种海纳百川、吞吐万象的批评气度，营造一个区别于一般批评刊物惯常路数的独特存在，在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坛，我们不希望这本杂志是一支静态的“守岛部队”，而是一支自由、剽悍、高效的“轻骑兵”，驰骋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沿阵地。

《文学自由谈》创办之初由著名作家冯骥才、评论家滕云任双主编，这也是尝试，最初是季刊，影响大了，就改成了双月刊。从九十年代中期，刊物由任芙康执掌帅印，倾注了半生心血，也为刊物奠定了独特的品牌个性。刊物的编辑阵容一度很强大，比如赵玫、王绯、李晶、刘敏等女将，都是一个时期的实力派青年作家、评论家。2004年夏天，我由《艺术家》调到《文学自由谈》任副主编，做任芙康老师的助手，近几年又做执行主编、主编，深感责任重大。

高 丽：感到责任重大，也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变化。放眼当今期刊市场，各类杂志千姿百态，处境也是千滋百味，一言难尽。套用一句曾经很流行的名言：办刊难，办文学刊物更难，办文学批评类刊物尤其之难。

黄桂元：有一个词已经用滥了，但我一时还找不到更适合的词可以代替，只好再重复一下：“坚守”。多数文学杂志的命运起起落落，浮浮沉沉，昨日还大红大紫，转瞬间已是明日黄花，一片沧桑景象。回顾本刊所走过的历程，令人百感交集。现在的文学理论刊物，多与高校合作，本刊隶属于文联，非作协系统，这意味着文学不是单位的主业，办刊经费一直不足可想而知，通过种种努力，刊物没有沉沦于困境，这些情况就不多说了。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文学期刊作为当代作家作品的主要载体，日益受到大众文化为主潮的阅读市场的挤压，位置越来越边缘，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文学评论阵地的刊物，寥若晨星。《文学自由谈》一路颠簸地走到今天，始终坚持办成“一本不收取分文半免费的刊物，一本努力表达文坛民意的刊物，一本被视为文坛窗口的刊物，一本特立独行、充满激情的刊物，一本有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锐气的刊物，一本有众多大知识分子与众多小知识分子自费订阅的刊物”的思路，褒贬也好，毁誉也罢，众多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爱好者一直没有失去对它的关注和兴趣，以至于作家王蒙曾如此感慨，“在我们的阅读里，有《文学自由谈》与没有《文学自由谈》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评价并非溢美，而道出了一种实情。

高 丽：据我所知，有的被尖锐批评过的名家，非常恼火，甚至扬言要与你们“法庭上见”，好像最后都不了了之。

黄桂元：有几次，我们已经走到了被诉讼的边缘，但总是有惊无险。把文学内部问题交给法庭裁决，这种处理方法本身就有些滑稽可笑。事实上，文学批评的角色自诞生以来，一直处于貌似强大却又不无尴尬的境地，这是中外都会有的文学现象。一些作家非常渴望借助批评为自己点赞扬名，而难以忍受批评界对自己的忽视和冷落。同时，又从骨子里瞧不起批评家，认为创作与批评并不对等，永远是从属、附庸关系，甚至还有人把批评家比喻为“食客”“马蜂”“虱子”等等。因此，批评家要想得到作家和读者的尊重，首先要自重。

高 丽：《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年，锋芒毕露，“一意孤行”，不改初衷，确实体现了一种非同凡俗的办刊理念。显然，批评刊物要有自己的定位很重要。

黄桂元：在我看来，一本批评刊物，在普通读者中或许可以是小众，但如果在作家中依然是不被关注的小众，就不大正常。批评刊物不应办成文学研究刊物，只给圈内少数受过专业理论训练的人士来读，比较专业的文学研究刊物当然也是需要的，但不可泛滥成灾。你可以发现，如今的文学批评期刊置身其间的是一个新的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由什么构成？基本上是由大学构成，更明确地说，文学批评的中心如今已经由作协转移到了学院，而现在的学院评价体系又深深影响了文学批评期刊的办刊方针。在大学评价体制下，学院化的批评好像能够扭转期刊的非学理化倾向，但也正像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是有不少都是伪学理，文本并没有细读，很快就过渡到理论，而且它所津津乐道的理论与文本是游离的，与作家的写作两张皮，往往使人望而生畏，然后是望而生厌，常常不被作家当回事。对于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文学现场，批评刊物应该能够接文学地气，与作家的写作息息相关，永远保持对文学现场的一种关切，一种介入，就像法国批评家蒂博代说的，文学批评应该表达一种“自发的批评”的声音，要热烈地爱，还要清醒地说。它需要的不是学者日积月累的卡片，而是机智、敏感、生动、迅速的反应，是那种刚出炉的滚烫的现场批评。现场批评本来就不是为后人写的，却可以为未来的经典作品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作筛选、作铺垫。没有现场批评就没有学术的进一步深入，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的充满争议的见仁见智的现场批评，就没有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所以蒂博代认为，不同的声音要比单一的声音好，对话要比独白好，争议要比一潭死水好，批评者可能由于来不及深入思考而犯有某种偏颇和疏漏，甚至有一些误解甚至谬见，也无需大惊小怪，因为这是来自现场的还来不及冷却下来的直接感受，它会带来这一种活力四射的互动，与作家的互动，与读者的互动，但很可能不是与少数专家的互动。一句话，批评要具备有效性，否则还不如没有批评。

此外，我认为文学期刊应该体现一种大自在境界，可以尽可能容纳多元的各种面貌，各种声音，各种性情，各种趣味。记得一位诗人这样说过：对于作家创作而言，团结是一种力量，不团结也是一种力量，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哪有那么多大团结？作品的百花齐放，批评的百家争鸣，才是最真实最有包容性的大合唱，才是最高意义上的和谐。某种意义上，我同意这种说法。

高 丽：一些读者对我谈起过他们的不理解，开篇打头的“特约”栏目，为什么总是李国文老师的文章？

黄桂元：李国文老师不但是著名作家，还是文史随笔大家，早已在本刊拥有了固定读者，虽已是耄耋之年，仍元气沛然，锐气十足，思维敏捷，笔墨恣肆，在当今文坛，实不多见。由于年迈，李老的写作量已逐步减少，但他把“特约”看得很重，每期为《文学自由谈》提供一篇谈古论今的厚重稿子，成了他现在的主要写作内容，本刊同仁一直对老作家怀有深深敬意。

高 丽：不过，我还是请教一下，有些文学期刊，包括批评刊物，是不是有同仁化的倾向呢？比如《文学自由谈》，感觉里面的熟面孔很多。

黄桂元：本刊作者中熟面孔多，生面孔少，确实存在这种状况，其实也是一种稿源方面的无奈。《文学自由谈》过去曾是中文核心期刊，现在不再是，自有原因，且不去说它。事实上，真正能给我们刊物写稿的作者并不多，能持续给我们提供写稿者则更少，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困难。本刊一贯坚持自己的办刊方略，特别是把选稿的“六条思路”多年来固定在封二位置。经常读《文学自由谈》的读者都知道，这“六条思路”是：“不推敲人际关系，不苛求批评技法，不着眼作者地位，不体现编者好恶，不追随整齐划一，不青睐长文呆论。”这是针对文坛和批评界的某些不良倾向所表达出的我们的态度，其中的每个“一”，都是表达一种纠偏、除弊的决心。文坛的“关系学”现象已是有目共睹，它不仅反映在用稿取舍上的因人而异，厚此薄彼，还表现为圈子里的“行帮”意识，哥们习气，感于此，我们把“不推敲人际关系”放在了第一位；曾有一度，文学理论界八股盛行，名词轰炸，追新逐异，各种玄妙高论使人无所适从，“不苛求批评技法”的倡导，显示出办刊者的有实事求是之心，而无哗众取宠之意；文坛上的论资排辈由来已久，无名之辈对一些名家的批评、讨论，即使言之成理，也往往被视为畏途和禁区，“不着眼作者地位”表明了我们一种不愿奉承权威、迎合名家，勇于追求真理、积极广开言路的态度和襟怀；文学的复杂性在于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一定之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繁荣文学事业是必要前提，一本好的批评刊物应该给读者一种信任感，而不是着意推行编者的主观意图，所以要坚持“不体现编者好恶”；为了营造某种严整，为了显示某种体面，而刻意制造统一的所谓“祥和局面”，削足适履，左右逢源，是许多程式化杂志不受读者欢迎的通病，“不追求整齐划一”就是要使刊物打破平稳格局，倡扬写作个性；以注重学理性为由，拉开笔墨架势纠缠学术体系，动辄长篇大论，显然不适宜于这样一个“文坛轻骑兵”的角色，“不青睐长文呆论”，就是欢迎活泼、灵动，精短，言之有物、锋芒闪烁的写作表达方式。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发生了学术转型，对文学批评造成了压力，上世纪80年代有所谓的文学回到自身，90年代是学术回到自身，也可以说80年代是文学自觉，90年代是学术自觉。这些当然是中国文学的进步，但在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90年代以前，作协是文学批评的主力，90年代以后，批评的主力基本上就是学院批评，文化研究成为批评的一个主要方法之后，阐释变成了主要的，以文化研究带动批评的深化，但不能以丧失批评趣味为代价。文学批评期刊应该建立并展现批评家的个性趣味特色。都说文学批评要讲究科学性，要客观理性，这里是不是完全排除写作者的个人趣味？不一定。学者的思考可能更厚重，现场批评则更需要有血有肉、生香活色的体味，好读，有趣味，而趣味正是一些故弄玄虚的理论家最缺乏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期刊的编辑趣味就很重要了。连文学的翻译都被形容为一种再创作，都要有趣味，文学的批评更应如此。批评刊物有一个集中的趣味，可以感觉出潜在的文学领衔的职责，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文学史在形成过程中的良种库，造成一种文学史事实，甚至对文学史经典化的运作会产生某种影响，因此，文学批评期刊保持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多年来我们办刊得失的经验总结。我们从来稿中发现，一些看似学富五车、以学院派自居的理论家，其实根本不具备与文学现场的最基本的互动能力，他们习惯于引经据典，纸上谈兵，文章没有体温，没有脉跳，没有激情，没有个性，笔下呆笨，生涩，无趣，行文四平八稳，缺乏必要的灵活性、直接性和微妙性所组合出的个人感受力，无力把握那些变化多端、面目各异的作品，他们也许更适合于在现场批评之后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按部就班地做些常规性的欣赏和研究，他们不明白，对待当代作品最要紧的不是所谓的考证和定位，而是作品品读之后的第一反应。因此，没有争鸣的当代文学批评，甚至可以说，没有争鸣就没有当代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期刊应该对文学批评生态起到激活作用。还有一些善于个人思考和写作锋芒的作者，拒绝媚俗，不甘平庸，其逆耳之言或容易得罪人，或不合某种时尚思潮，很少有发声的机会，这时候他们会找到我们，比如文化批评家和杂文大家何满子先生就曾给过我们类似这样的批评稿子。我和同仁有个共识，在本刊发表的批评稿件，文学性是其一个前提，把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学话题讲得枯燥乏味，相当于焚琴煮鹤，很煞风景，本刊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二三十年来，长期或曾持续在本刊发表文章的作者，细数起来有限。李建军、金梅、张颐武那样的职业理论家、批评家比较少，更多的是一些学者、作家、编辑，比如韩石山、陈冲、陈歆耕、陈世旭、冉隆中、李更、高为、黄惟群以及已故的何满子、毛志成先生，他们大多学养深厚，又有创作经历，文章写得风生水起，摇曳多姿。同时我们也在不断挖掘稿源，期待更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突破旧套路的新面孔能成为本刊生力军。这样的新作者一旦具备了持续写稿能力，就能在文坛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比如青年批评家李美皆的文章，就是老主编任芙康从一堆自投稿中偶然发现的，不禁眼前一亮，于是仅2004、2005两年之间，李美皆就连续在《文学自由谈》发表了《余秋雨事件分析》《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由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王朔为什么不继续“看上去很美”？》《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等文章，一时间洛阳纸贵，许多作家、批评家和读者纷纷打听这个李美皆何许人也。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老总也在密切关注这位新作者，她在《文学自由谈》发表的文章每篇必读，并主动联系本刊，2006年9月编辑出版了李美皆的批评文集《容易被搅混的是我们的心》，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国字号大牌文学出版社能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锐批评家出“本版”评论集，近些年还是极为罕见的。还有近些年露面的唐小林、何英、赵月斌、石华鹏、狄青、梅疾愚、岳雯、刘卫东、陈艳群、杨光祖、阎小鹏、严英秀、牛学智、吴景娅、李梦、金赫楠、唐德亮、郭玉斌等，多为三四十岁的才俊，已经构成了本刊意气风发、颇具亮点的人文风景线。

高 丽：今后刊物有什么打算？

黄桂元：坚守，承担，付出，一如既往，接受挑战。资本称霸、经济唯大、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时代，文学已成小众，然而，自身的蓬勃生命力仍难以抑制，比如，仅长篇小说年产量就早已突破四千部，其间批评期刊也在悄然跟进，一是作协、文联内部的批评刊物出现了，比如湖北、山西作协等，二是文学原创期刊也在加大批评文章的“份额”，比如《花城》《中国作家》《大家》等都设立了批评栏目。与学院的理论刊物不同，《文学自由谈》注重文学话题的当下性，真正是当代文学现状的晴雨表，它不搞理论的缠绕、廉价的捧场和无关痛痒的喝彩，也许其中有些文章比较通俗，比较浅显，甚至比较情绪化，大多数必然会消失于文学史的视野，但这样的文章是不可或缺的，起到了文坛哨兵和轻骑兵的作用。

这些年，一直有热心的作者、读者向我们建议，《文学自由谈》的版面容量太少，应该改成月刊。前不久，《文艺报》主编梁鸿鹰见到我，也曾提到过这件事，限于种种原因，我们暂时没有这样的考虑。一切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