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的旧中国

□ 王 蒙

我目睹的旧中国

□ 王 蒙

民国报刊

当时北京有三家报纸我印象深刻:一是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销路很差；二是民营报纸《平明日报》，销路不错，副刊上看到过萧乾、焦菊隐的文章；三是日伪时留下的《实报》，小开张，人称“小实报”，八卦新闻多，主编管翼贤，解放后1950年代以汉奸罪被处决。“小实报”的版面至少有三次给我留下了印象，一是日本发动突袭珍珠港后，宣布开始了“大东亚战争”，《实报》上登载有什么人摇旗助威庆贺(后随着战况失利日方更名此战为“保卫东亚战争”)。二是详细报道了枪决汉奸、间谍金壁辉即川岛芳子的情况，说什么金被处决前要求换上一身素白衣裳，被国府执法人员拒绝。三是报道冬季慈善粥厂开张的消息。我那时还能见到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1946年旧政协会议达成停战协议(没能执行)，《大公报》用头版通栏刊登四个特号大黑字“停战令下”，非常醒目。

说起民国的期刊，日伪时期不能不提到《三六九画报》，即每月阳历三日、六日、九日，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出版的娱乐小刊，封面多是名伶，即京剧坤角，如言慧珠等的黑白照片。该刊版面上我有兴趣的内容有郑证因的《鹰爪王》，叫作“技击小说”，没有叫武侠小说，还有白羽的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此画报社举办过短篇小说大赛征文，获冠军的小说题名《点绛唇》，是凄婉的爱情故事。

国府时期，有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主张第三条路线，我的印象是它的文字语言比较古雅与学院气，少年的我读起来比较吃力。另外在旧中国临近寿终正寝时，忽然出了一本《太平洋月刊》，主编姓耿，笔名“笑天”，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叫《列宁的叛徒与国父的逆子》，破口大骂完了国民党再骂共产党，十分吸引眼球，一下子洛阳纸贵，但没出几期，严正宣布停办，未知其详。

1948年，一家赔本的小报突然别出心裁，发行了套红号外，声称“共军”的刘伯承等已被“国军”俘获。为此，国府有关部门宣布此报造谣传播失实消息，欺骗读者，罚他们停刊一周(或更多)。其实，他们正是因为报纸办不下去了才玩这么一手“奇葩”，光这样一份号外，已经赚回了不少亏空，你不停它的业，它也早想洗手不干了。

我那时爱看报，许多消息是从报上得来的。1948年年初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为大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江南一家报纸说蒋中正当选为“小总统”，后来说是经查确系排版紧张所致，没有政治意图。“受害人”蒋介石也未提出诉讼，不立案。

民国时期的报纸有一套专门语言，战事失利撤退，叫“转移阵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打死，叫“自行失足”，其实“自行失足落水”的说法早就受到过鲁迅的声讨。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说法，将大学生中致力于反蒋的学生称为“职业学生”，即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学生的身份打掩护，专搞颠覆国民党政权的。

百姓生活

日本刚投降时，万民欢腾，日军家属侨民狼狈返日，他们变卖家产，物价狂跌，百姓充满希望。但是很快，国民党法币与关金(国民党在东北发行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后来上涨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两小时粮价变一次，晚上比早上不知翻多少倍。房租也只好以值多少袋面粉计算，因为钱币转眼变成废纸。老板雇工有时也用袋装面粉发工资。

我记得我所接触的多数人家都没有床，最好的是用条凳搭板当床。绝大多数人家也没有洗澡设施，最多是弄一盆温水擦拭一下。当然，社会上有澡堂子，一两个月才去洗一次，热水撩到身上，用手指一搓，下来的都是泥股截。

当时北京的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都是土路，俗话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那时北京下水道问题严重，大雨后有些地方水可没膝。雨后到处是蜻蜓，入夜则是萤火虫到处飞舞。那时候萤火虫多除了生存条件与此后不同以外，主要是由于电力少，常常停电，供电时贫民也舍不得开灯，给了萤火虫光芒四射的机会。街上小汽车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轨电车，车上挤得连门窗上都扒着人。这种场面我1999年去印度访问时又看到了。我们那时青少年普遍不买票，想买票也买不成。

社会见闻

佟麟阁路上有一处警务机构，门口停着一些摩托车，配有穿军装的警卫，门内一处大影壁，上书“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与伟大口号形成明显对比。

当时还有一些类似的高调，动不动就喊“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还有“不成功，便成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童子军的军训是“智仁勇”，并用食指、中指、无名指行童子军礼。

当时主要的娱乐就是看电影。日伪时期我看过周璇、陈云裳、李丽华、周曼华、梅熹、吕玉主演的电影，国府时期更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反映现实的进步电影，并知道了白杨、张瑞芳、陶金、赵丹等明星。

黄宗英主演的第一部影片《追》，我是在一个大礼堂里看的，当时的师大女附中校长石(石石)磊竞选参议员，为此，招待一批批师生看电影，一面放电影，一面打幻灯，为石女士竞选造势。

日本投降后美军为了帮助“国军”受降，从天津塘沽港抢先登陆，那时在北平也能收到美军的电台广播。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士兵来了北京，为迎接美军，本来日伪时期规定人车全靠左行，突然改成了靠右行驶。

流行歌曲与进步歌曲

当时流行歌曲很盛行。有一个歌是《三轮车上的小姐》，说的是美国兵双人吉普车上的女郎，这么说的:“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

另一首颇有民国特色的歌是“我的心里两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要想回头看又怕难为情”，唱完两段以后是打口哨，当时的感觉是小流氓唱的。至于周璇的歌，乃至于《夜来香》之类的歌，就算极好的了。

艺术歌曲也有，郎毓秀唱黄自作曲的《天伦》，还有赵元任词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也很受欢迎。

还有两首歌值得一提。《春天的花是多么香》，现在成了国际比赛香港队的出场歌，其歌词本来是小资型的，“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美丽的她不知怎么样”，现在变了雄壮堂皇的分列式进行曲了。

解放前夕流行的歌曲中有“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赵家庄有一位好姑娘”，这是吴祖光作词，在香港最先唱出来的，被认为是迎接解放的歌。因为人们设想，山南山北，当然早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还有一首在学生运动中相当流行的丹麦(一说芬兰)民歌，“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完全与政治无关，但最后唱道:“不远了，不远了，幸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成为青年学生迎接解放、盼望革命胜利的心曲。

在解放前不久，媒体上还发生了批评曲艺演唱靡靡之音的事情，别的曲艺艺人不怎么应声，好像是连阔如还有曹宝禄对此进行了强力反驳。把社会风气不好归咎于大鼓、单弦、坠子，似乎没什么道理。而想到我国社会风气不佳时人们谴责“靡靡之音”的习惯。也颇具特色。

1948年春天，在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平津两地学生组织了大联欢，一批王洛宾还有北师大老至诚教授作的边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喀什噶尔舞曲》《沙里蕻巴唉哎唉》《青春舞曲》等，就是在这个联欢中唱火了的。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