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性政策缺失限制“洋医院”本土化

李亚红 李春惠 仇逸 周强 张逸之

已开放外资独资医院试点的部分省区市主管部门对其定位不清，部分政策相互矛盾，尚未建立成熟有效的管理服务制度。面对不断涌现的外资医疗机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统一认识，部门之间加强研究协调，确保管控到位、引导有力。

虽然中国引进外资医院的初衷是满足高端客户需求，与公立医院形成互补，但地方政府对外资医疗机构的定位认识不一，有的省份落地细则未获得相关部委批准。

有的地方卫生官员认为，外资医院基本走高端路线，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医疗问题。“指望外资医院解决看病难是梦想，引进外资就是为了引进管理理念和对生命价值观的认识。”

厦门市卫计委主任杨叔禹表示，虽然大部分外资创办高端医疗机构，对于改善群众就医难问题帮助不大，但国家也应该鼓励和扶持外国财团法人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永续经营服务于国人的医疗机构。

还有人认为，医疗服务应该是半慈善的行业，可以引进一些没有教会背景的慈善性医院，在税收方面给予减免。政府在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时，不能以赚快钱、赚大钱的商业利益为诱导。

然而，也有官员认为，不必担心商业资本办医的逐利性。福建省莆田市卫生局局长张亦兵表示：“不要总担心外资来了要赚钱，不让他赚钱，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办医？如果他赚的钱用于扩大医院投入，就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相互矛盾。一位干部说：“一方面限制公立医院扩张，另一方面又鼓励医联体。医联体意味着霸占整个市场，外资医院还有立足之地吗？”

此外，被认为是其主要市场的高端医疗领域，外资医院的市场也遭到蚕食。据了解，虽然国家试图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但科室承包、药房托管等“院中院”现象合法化与这一初衷背道而驰，也挤压了外资医院的生存空间。

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对外资医院的地位及逐利性莫衷一是，部分针对社会办医的政策也相互矛盾，凸显中国对外资医院尚缺乏统一认识，亟须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进一步明晰外资医院定位。

外资医院试点政策由卫计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但具体运行管理涉及社保、海关、税务、食药监局、人事等部门，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厦门长庚医院总执行长刘智纲对比台湾和厦门两地长庚医院运营成本发现，大陆进口设备和药品要比台湾贵两到三倍，为此，他曾与海关商量能否在关税上予以优惠。厦门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海关总署的规定，医疗设备进口并不在优惠商品目录之列。

厦门市卫计委医政处处长周文表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国外多为财团法人的投资，此类机构多为本位医疗，是否还能适用中国《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值得研究，资本流转、股权转让、退出机制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深圳市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李林认为，外资医院、外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器械习惯与国内不一样，一些设备和药品无法获批进口，需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

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表示，医疗服务在外商投资产业条目上从“限制类”调整为“允许类”，但因为不在鼓励类，享受不到自用设备关税减免优惠。对于大型医疗设备以进口为主的医院来说，关税和17%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是一笔负担。

而人才流动受行政束缚更是外资医院面临的最大难题，诸如外籍医生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职称评定等等配套政策还未跟上，需要外事、人事等多部门协调配合，尽快出台衔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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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医疗行业相关人士表示，随着外资独资医院试点政策的推出，“限制性”措施已经破除，但是“发展性”政策仍然缺失。业内人士提出以下建议：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完善外资医院各类配套法律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各部门要做到依法办事，不该管的不管，为“洋医院”创造宽松的运营环境。

各部门间的信息分割、各自为政，阻碍了配套和衔接政策的落实。为此，卫生、商务、税收、社保等部门之间应加强信息的互联互通，建立统一的大数据库，让外资医院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

尽快建立医院分类管理制度。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建议，在外资医院资本来源上分类，商业资本只能办营利性医院，只有非营利性基金才可以办非营利性医院，给予外资非营利性医院与公立医院同等待遇。

简化国外医师执业的手续，对在外资医院执业的外国医生采取备案制；对经港、澳、台地区及国外批准但尚未获得中国药监局审批的少量特效药、急用药品、器械等，在审批环节给予支持。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业内人士认为，“洋医院”在中国还处于发展初期，形成品牌效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将其“妖魔化”。建议宣传部门加大力度引导媒体客观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