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中国“最难就业季”

王剑++魏璋倩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来中国掘金。他们同时发现，在路上注目他们的中国人越来越少，而工作也越来越难找。“我身边能留在中国并有正式工作的人寥寥可数。”巴基斯坦人Yousaf说。

“鬼子专业户”：从“神剧”中转型

道格拉斯·杨的中文名叫“阳歌”，一看就是老外起的中文名。2000年以前他走在街上，常受到路人的注目。但现在他发现，即使乡下的中国人，看见老外的脸都不再诧异。

眼下，他正在做一部口述史，记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工作的西方高管的生活。他提出一个略惊悚的论点：那一代“中国通”正逐步消失，而且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完全灭绝。

“这不意味着没有人愿意研究中国了。”阳歌解释，一方面，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渠道越来越多，不像八九十年代只能亲身实地才能一探究竟；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来中国的目的性更强了，仅把中国当做更长职业生涯的一站。“他们可能更看重中国的经济发展机会，多于对历史文化的兴趣。”

经济发展机会与历史文化——这两个因素的诡异结合，成就了日本人矢野浩二的事业。2001年，他决定来中国发展时，给了自己两年的预期。“先试两年，即使失败，也能学到些中文。”

从中国人身上，浩二感受到了中国的活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到中国，他第一部演日本人的戏“起点”就很高——在《走向共和》里出演明治天皇。

不料，他在中国走红，却是以“鬼子专业户”之名著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由他参演的四部抗日剧，在多个台的黄金时段同时播放。

在一篇文章中，矢野浩二这样描述“鬼子”的形象，“他们身子很壮，留着胡子，面相糟糕，还说着很滑稽的日语，日本人这样的形象已经成了定式，这让我觉得遗憾”。

日本演员在中国发展，大多都是从演“鬼子”开始。如今的浩二决心不再演“鬼子”了。2014年，他终于在一部中国抗日剧中演了一个“正面角色”——为了寻找妹妹来到中国，对日军暴行深恶痛绝而投入八路军的日本人。

回看自己的转型之路，矢野浩二仍旧觉得不易。他说，日本人在华的表演空间有限，能演的，90%都是“鬼子”。直到现在，他接到的邀约也是抗日剧、反面角色更多。这些年，浩二每年都会收到十几封日本年轻人的邮件或私信，寻求关于来中国发展演艺事业的建议。浩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看到了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背后的付出。”

近几年，抗日剧“雷人”的一面遭到国内舆论抨击，有些发展不畅的日本演员生活出现困难，便平时在日本，有戏来中国。同是黄色人种的韩国人也参与进来，让竞争显得更加激烈。

另一位日本演员对南方周末记者估计，2008年以前，专门来中国演戏的日本演员不足10人。现在大约20个。最近，在日本长大的中日混血，或在日本出生长大的中国人后代也参与到抗日剧的演出中。

这大概是中日双方职业交流领域，至今出现过的最为耐人寻味的局面。

外国脸不等于找到工作

近年来，看重中国经济发展机会的老外，也越来越多地来自第三世界。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想留在中国，没那么容易。

“我身边能留在中国并有正式工作的人寥寥可数。”

身材高大、爱打板球的巴基斯坦人Yousaf，是北京某985高校国际传播学的硕士毕业生。在中国找工作时，他发现：自己的专业并不吃香，远不如IT、工程等理科专业。例如，一些中国的手机公司现在就在招聘外籍的安卓系统开发工程师。

尽管来自巴基斯坦这个与中国关系很好的“兄弟国家”，Yousaf认为：国籍的作用有限。“也许招聘单位会对你更友善，但找工作毕竟得看硬功夫。”他的另一个在中国学医的同胞，正在通过一个微信公号寻求一份实习的机会，许久了还没有消息。

这个微信公号的运营者，是南京一家专为外国人提供中介服务的公司。创始人杨星说，读大学时和老外的交往令他受益匪浅，也是他从事涉外中介的灵感来源之一。外国人在中国当教师、做模特的现象已非常普遍。这两种职业的市场需求很大，对外国人来说，门槛低，来钱快。“但若是其他正式工作，外国人却并没那么容易找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一系列研究材料表明：根据现有政策规定，外国人进入中国就业需要经过“提出申请一取得就业许可证一入境后取得居留证”这样的流程。这与发达国家“先移居再移民”，或“先留学，再工作，再移民”的流程相比复杂得多。

对外国人就业，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吸引高素质人才，这导致中国“绿卡”的门槛很高，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2004年出台，沿用至今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规定，有权利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除了投资巨大的资产者、在华有亲属等条件，其中一类是“技术类永久居留外国人”：要么是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以上的高管，要么具有副教授等高级职称，还要在中国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

在申请工作签证时，国内的用人单位还要给出一个“非外国人不可”的理由，各地标准不一。例如，浙江省宁波市制定的《外国人就业职业管理目录》中，工作被大体分为三类：鼓励型，调控型和禁止型。只有30个岗位是鼓励外国人加入的，这些主要面向“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短缺的、具有高级管理和技术的外籍人士”。在中层职位上，外国人的作用是补缺；而普通服务岗位和低端的劳务岗位，则不对外籍人士开放。

尚卫东是外国人才网的资深顾问。数年来泡在外籍人才简历堆里的他发现，中国公司对外籍人才的需求更加深层次，“是真用，而不是搞形象工程”。之前中国公司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具有相关领域的背景，而现在“背景”变为“三到五年的实际经验”。

这种变化在诸如机械、电力、设计行业都有体现。无论是平面设计、服装设计、景观设计还是建筑设计，中国公司早在十年前，便普遍要求应聘者提交自己的作品集。

即使在外国人最常做的教学工作中，也过了仅凭一张外国脸就可以轻易找到工作的时代。来华10年的法国人Matthieu在南京的数所学校以及培训机构当过语言老师，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数年前，能力很差的老外凭借一张洋面孔就能站上讲台。现在招聘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教学经历和来自英语国家。

“同时，他们越来越多地会去做外籍员工的背景调查。”

“所以我就逼着你会中国话”

门槛的升高，同样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感受到，“现在外籍教师的学历要是博士，毕业的学校得是名校，其论文需要有一定数量被SCI或ssc等数据库收录。当然，这些要求，也抬高了对中国教师的要求。”

从2006年至今，李志刚一直在研究在广州的黑人群体。他说，以前写论文只需要写写广州黑人的分布、数量，便能在国外杂志发表，但现在则不行。现在的研究要更加深入，研究黑人需要细分到“身份认同”“黑人中的女性”或者某一地域的人群特点等，才会得到发表的机会。

对他研究的群体——广州黑人来说，这种变化感受得更明显。尼日尔小伙子Doudou就是如此。他来广州掘金已经三年了，在服装、地板生意中所赚不菲。而现在，生意行情不好，他正准备离开中国。

最初来中国，是出于对金钱的渴望。在尼日尔时，看着身边的朋友外出闯荡，回来后有房有车，好生羡慕。有人告诉他，中国不好混，哪儿都是人，没有站的地方，人们睡在大街上；也有人告诉他，中国人有钱，垃圾箱里都是手机，随便向路人讨要，都会把他的手机给你。

“是好是坏，只有自己看了才知道。”来到广州，他很少出去娱乐，对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也不是很了解，只是偶尔看看电影，逛逛商业街。在Dou—dou看来，国家无所谓好坏，衡量标准很简单——生意。“生意好，就是好地方。生意不好，那就要走。”

李志刚对广州黑人聚居的阶段划分历经几重变化——1990年到2003年，兴起；2004年到2007年，繁荣；2008年到现今，衰退。衰退的原因跟经济增速放缓有很大关系。

黑人聚居区之一，广州小北路越洋商贸城的一位中国店主说，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商贸城的商铺陆续关门，现在仅有二三成商家在经营。

从入境数据来看，外国人来华人数从2000年的1016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2637万。而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2014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4.2万人，相比于2012年有所下降。

这几年，环境的恶化也成为让海外人才离开的原因。阳歌说，外国高管外派到他国，一般都会带着家人，很重视环境质量对个人健康，尤其对孩子的影响。在上海，他也察觉身边的外国人在流失。

更为严苛的要求还体现在对外籍员工掌握汉语的熟练程度上。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这种要求的底气越来越足。万达集团在2013年末已招聘了超过200名外国人。董事长王健林自豪地透露，这些人“大部分金发碧眼”，其中80%会讲汉语。因为招聘时，这是一项优先条件。

用王健林自己的话说，“你跟我出去开会，老大不会英语怎么办？所以我就逼着你会中国话。……如果世界上有一万家万达这样的中国公司，中文推广就容易多了。”

（文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