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泥土与花朵盛开的芳香

江寒秋

生态史和我们的时代

上世纪50年代之前，济南还曾被称为“湿地之城”，元代著名画作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是最好的证据——鹊、华二山周边一片水乡风光。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钢筋水泥逐渐取代了荷塘藕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各地农村，狼的身影还不时出没，如今它们踪迹难觅。各地曾出过不少“狼出没”的新闻，虽然结局往往不了了之，但也从一个层面映射出人们对旧时生态的一种向往。

生态环境的恶化、乡村记忆的消失，在大国崛起的主旋律中，这些伤疤在刺痛着我们。13亿人口的城市化浪潮是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命题，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西方国家三四百年发生的变化，浓缩在一起，迅速展开。

城市化浪潮在前进，生态文明也成为政府文件中的常见热词，它显示了一个古老国度，在高度工业化的淬炼过程中，力求超越现代化，重建自然的美丽梦想。

生态文明便是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夏明方教授在名为《寻家之旅：人与自然的生态联姻》的演讲中告诉我们，中国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和班固，他们对天人之际的探究，将自然变异与王朝政治紧密连接在一起。

在110多年前崇奉进化论的梁启超看来，这样的史学，不过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因而主张以纯粹研究“人群”即“社会”的新史学取而代之。人类归属的自然界，则被摒弃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被置放到研究空间的地理学领域，自然与社会因之分道扬镳。随后兴起的唯物史观，将人类的物质生产纳入研究范围，视其为社会演进的经济基础，但是所谓的自然界，总体而言，还只是被当做人类活动的舞台与背景，隐没在历史的活剧之后。

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在斯诺看来，现代学术世界被划分为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它们之间完全不能相互理解，几乎无法找到彼此交流的平台。如今，我们有机会与理由在两种文化中找到新的立论基础。

这一机会以世界环境危机的形式出现。科学家、历史学者、来自不同国家的所有学科的学者，都需要走到一起，寻找途径，认知我们在自然中共同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种环境史，不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更是观察历史的新视野、新方法，乃至新范式，必将推动历史学在新时期的重大变革。一百多年前被割裂出去的人类与自然，时间与空间，又重新结合在一起。

向自然奉献无尽的温馨

我们究竟向何处去？是不可避免地滑入“后人类时代”，抑或是走向人与自然彼此共生的“生态纪”？

夏明方教授认为，迄今为止，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为此设计了无数个蓝图，提出了无数条对策，也进行了无数次实践，但总是绕不开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共同体。此类共同体，在大多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心目中，一方面是直接针对个体主义的抽象个人，一方面则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人之种群；前者希望超越自我，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联合，以求共同应对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后者，最著名的是列奥波德的“大地共同体”，更进一步，希望将人间伦理推广到自然界，使其包括土壤、水、动物和植物等，从而与人类并处于一个更大的生态网络之中，以促进人类彻底转变对自然的认识。

在此类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尽管作为个体之人与此类共同体之间的中介，即实体意义上的家或家庭，有时被忽略掉了，但是作为人类之家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如亲情、合作、关怀、友爱等，依然渗透其中，因而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实际上也可以视之为人类家庭精神的扩展。任何对惨遭蹂躏的生态系统的修复与重建，都应是家之再造。

夏明方教授在演讲结尾时这样呼吁：人啊，不管你身在何处，都请低下你那高贵的头颅，放下手中的弓箭，向你身处其中，赖以生存的伙伴——自然，奉献无尽的温馨。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可能是个巨人，可是并不能离开生养我们的土地，我们不过是这一土地大家庭中的一具具泥人而已。我们源于土，终将归于土。

（本专题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历史评论》、《走向世界·天下泉城》、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组委会。）

在这个快速变革的城市化年代，历史的重新检索能让我们盲目的步伐缓慢下来，审视那些隐藏在传统文化中的重大命题。比如天人羁绊，比如人与自然。

灾害、环境、生态自然，这些在历史学科中原本边缘性的问题，成为了城市化浪潮中可以烛照古今的重大命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提出，一切历史认知活动，逃不开生态逻辑。历史不再是孤立的人群研究，而是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历史是泥土与花朵盛开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