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到季羡林：史学大会上的中国人

许诺

100多年来，数代中国学者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让他们念兹在兹的“学术与邦国大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黄节到朱希祖：

复兴中华，预世界文化之流

1905年，中国报人和教育家黄节在《黄史》“总叙”中提及1908年将在德国召开的“柏林史学大会”，这是中国学界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最早的关注。

及至1920年代，当时南京高等师范的一批青年学者在自创的《史地学报》上集中关注、译介和讨论过大会。

一战后的1923年，中断十年的第五届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确认每五年一届的常规模式，决议成立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为永久性机构，隶属于“国联”，从体制上保证了大会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基本框架。

大会结束后，在中国的《史地学报》上，23岁的南高师学生向达选译了出席大会的美国历史学家利兰的一篇长达18页的文章，中文标题为《不鲁舍拉万国历史学会第五次大会记事》。大会近千人的规模以及比利时国王、首相参与大会筹办等事宜，都给这位青年学子以深刻印象。

1929年，朱希祖倡议并组建中国史学会，以便与国际史学会接轨，他指出：“我们再不进行，实在要给外人笑我们太没出息了。”遗憾的是，1929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当年即解体，因而在1933年华沙第七届大会时，中国仍未有代表出席。

彼时中国史学界对大会的关注基本停留在引介和通过引介反观自身的阶段，而且主要局限于南高学派的少数几位历史学家。“这其中既包含着复兴中华的强大动因，也有着‘预世界文化之流、与国际学术平等交流的高远境界。”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家咨询组组长、著名历史学家王育济说。

1938年的胡适：

苏黎世，我必须一去

1930年代，中外史学交流频繁，一些中国学人如王国维、陈垣等取得了较高国际声望。为动员中国参会，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田波烈应邀来华访问1个多月。

在其来华后的第一场演讲中，中国学术大咖如梅贻琦、袁同礼、潘光旦、沈兼士、姚从吾等出席，是中国百年学术史上罕见之盛景。田波烈也拜访了中国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等政府官员，呼吁中国历史学家参与大会，同时也期待“有朝一日大会能够在中国召开，此甚所望也。”风云际会下，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陈寅恪、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家都与大会发生了联系。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二战阴云笼罩。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苏黎世召开，会议代表约900人，瑞士总统出席。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位出席大会的史学家，在会上做了发言。

胡适的参会论文于近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字数不多，更像一个发言提纲。他从六个方面向大会陈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其中包括安阳殷商史迹、新发现的青铜器、中世纪中国的敦煌文献、日本朝鲜所存的中国史料、最近向学者开放的中国档案及原稿搜寻以及禁书、被忽视书的钩沉。

他在论文结束时说：“在这些新发现的材料的帮助下，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去理解和重写那些最重要的异端思想流派的历史，去追溯过去7个世纪里那些用‘粗俗语言写成的活的文学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交战背景下，日本未派正式代表参会，但胡适发言时，一位叫松本馨的日本人却现身会场又悄然隐去。胡适在日记中专门记载了这位日本人的动向，两国在历史学领域中的较量伴随战争而盛。

季羡林：

“熟人太多”的中国顾问

离开苏黎世，胡适直接受命赴任中国驻美大使，会议相关情况未能及时反馈回国内。战火也令中国与大会失联良久。

直到改革开放后，在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推动下，1980年，中国史学家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布加勒斯特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当大会主席宣布中国代表到场时，与会者起立鼓掌，一片“中国、中国”的欢呼。两年后，国际历史学会接纳中国为新成员，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断44年的文脉终于又连接了。

1985年8月，以刘大年为团长、季羡林为顾问的中国代表团一行20人出席了联邦德国斯图加特第16届大会。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刘大年都应邀代表中国史学家致辞，这是以往极为少见的“破格”安排。

由于季羡林曾在德国留学10年，因此德国方面特别关注，西德电视台对其进行了专访，并与团长刘大年一起出席德国总统的招待会。

季羡林本来兼有刘大年翻译的“任务”，但因碰到的“需要寒暄的德国熟人太多”，苏联史学泰斗齐赫文斯基主动承担了刘大年与德国总统对话时的临时翻译。而五年前的布加勒斯特大会上，中苏代表团虽然座位只隔一条过道，但齐赫文斯基与中国学者却视同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