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伏羲庙清嘉庆十二年立重修伏羲庙碑考析

［摘要］天水伏羲庙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的宗庙式建筑群。作为祭祖祖庙，其历次维修都有详尽的碑文记载。笔者通过整理庙内现存的碑文石刻，发现清嘉庆年间立“朝议大夫升任宁夏府知府直隶秦州知州王公重修伏羲庙碑记”较为独特，它重维修纪实，更重人物纪事，详述了维修主持者王赐钧在维修庙宇前所做的地方民生工作，是难得一见的官员记事碑。此外，维修纪实内容也为伏羲庙现存建筑的修建年代、秦州古城建制格局的形成时间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字资料。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22-03

天水祭祀始祖伏羲的记载始于先秦，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秦人以最高礼仪———三牢之礼祭拜，祭祀地点为今三阳川的卦台山（相传为伏羲画卦的地方）。明正德十六年（1521），为方便官民祭祀，正式将祭祀中心由卦台山迁至天水伏羲庙，由此奠定了天水“羲皇故里”的地位。

自明成化十九年（1483）至今，伏羲庙历经大小11次维修，笔者通过对庙内现存的与维修有关的七通碑文进行考释研究，发现清嘉庆十二年（1807）立“朝议大夫升任宁夏府知府直隶秦州知州王公重修伏羲庙碑记”碑文与其他关于维修记事的碑文内容有很大差异。

一、碑记概况

嘉庆十二年（1807）立“朝议大夫升任宁夏府知府直隶秦州知州王公重修伏羲庙碑记”碑，石灰岩质，高203厘米，宽81厘米，厚19厘米。拱形碑额，碑额篆书“大清”二字，两侧相向阴刻两条龙，正文行楷，边刻卷云纹，碑面多处剥泐。碑现保存于伏羲庙东碑廊（南侧第一块），碑文如下：

秦州，古成纪也。昔者，伏羲氏实生此州，故州北有卦台山，州西有伏羲城，为立庙祀焉。明嘉靖中重修之，康对山修撰记其事。迄今三百余年，渐以倾颓剥落，起而修之，非有大造于此州而能为人人之所不能者弗克举。

嘉庆二年，我公祖神木王公来守此土，即为吾民兴利除害，修废举坠，戍民而致力于神。未及一载，值川、楚贼匪窜州境，蔓延五六年间，贼势猖獗，蹂躏四境，百姓奔窜逃匿，无不受其害者。公捐廉俸筑西郭伏羲城数百丈，民赖以庇，而庙亦不毁于兵火。民之愚者不以为公之功，竟以为伏羲氏之力也。公又为民修堡寨，纠乡勇，铸铳炮，严警逻，贼不敢逼，而民始稍定。当此之时，公内则桢幹畚钟□□之具，自州城附□，以及属县远镇无虚处。外则糗粮刍茭夫马之需，自大帅□□以及诸戎帅无虚日。公又总理粮台，□□挽粟，羽书旁午，乃倡捐千金付生监筑西城。复念城东居民无所障蔽，被兵日危，复捐资筑东关新城。因旧基西拓数百丈，接连大城，长于伏羲城等。东郊之民，有所依赖，贼至不惧。然则伏羲氏真能庇吾民而假手我公以为之者耶？方是时也，公日夜以修城筑堡，严戍□□□之备为急，又履行四乡及各属县，稽查远近难民被焚掠及受杀害者，详请抚恤，按口给粮存济，故于修庙弗暇也。嘉庆六年，秦州大饥。公据情申请，蒙□上天恩，发廪七万，秋冬之间，民赖以甦。比春，赤贫户民又复嗷嗷，公乃施设粥厂。谓饥民聚于一处则疫生，且道远，故在城则东西关分设男女厂，□处在乡□。东路之马跑泉、街子镇；南路之天水镇、娘娘坝；西路之三十里铺、关子镇；北路之石佛镇、雷王集，四面各设粥厂，每厂日食数千人。至四月初十日乃止。三月之久，全活无□。至嘉庆八年，贼匪渐平。而公以劳于民事，须发为之颁白矣。

明年，公首蒙卓异，例应陛见，而岁复欠收。士民请于大吏，求留公以济民命，卒不可得。公卸掾后，复分途中资斧之费，于东西两关设男女粥厂二处。自冬徂春，民赖以活。公乃轻装倍道驰赴京师。六月，公还。民夹道欢迎者，百余里不绝。盖之死而生之，之亡而存之，民胥戴德若父母矣。

公□喜吾民之复苏而乐其生也，于是始有营造之举焉。重禋祀则建立文昌宫，祷雨泽则重修龙王庙，备灾患则重修火神庙。前后设厂，建造费逾万金，民不与焉。又念□□羲生于此州，为万古文明之祖，城粗完整，则庙不可以不修也。故自十年三月鸠工缮修大殿。公自捐钱三百万、银六百两，并所积罚锾共银一千一百两。又不足用，乃遇绅士石作环等老成练达者董其事，募之民间，复得二千余金。十二年五月，工乃告竣。计建正殿九楹，补葺两庑十楹，碑亭六所，钟鼓楼各一，头门五楹，二门五楹，向庙□□□东西牌楼□□。垣墉户牖，丹雘雕饰，巩固宏敞。自门阙以逮两庑，规模肃如也。

夫庙社城郭之兴废，足以觇都邑之盛衰、政俗之隆替。公能不鄙夷吾民而养之□教之，安危祸福与民共之，饥不忍独饱，寒不忍独温。而又以其余力与民修残补废，宜乎人人有桐乡之爱，舒度之歌矣。而余独念公十余年来，兵燹艰难，薄书鞅掌之余，不殚劳瘁，不□资费，以鸠此功，所以培植吾州者，其意甚厚。所愿吾州人士追皇古之淳风，戒沃土之骄淫，安不忘危，患思有备，男耕女织，风淳俗美，鬼神降福，三时不害。于以崇明祀□□，甚盛事也。自今已往，承国家休养生息之泽，以至于亿万年，正未有艾，其亦公厚爱吾民之意也。

夫公于嘉庆十一年冬授宁夏府知府，十二年秋乃之任。州人士因庙之落成亲述其事，请余略记颠末，勒石以志不忘。

文林郎庚子科经元候铨知县借补西和儒学训导郡人邹曹纯　敬撰

文林郎丙午科举人候铨知县借补陇州儒学学正郡人张烈　敬书

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秋七月谷旦阖州绅庶立石

碑文共1189字，字迹残缺16处，计26个字。与庙内现存其他记事碑相比，除介绍维修工程外，记述了嘉庆二年至十一年（1797~1806）王赐钧任秦州知州近十年来的工作。

二、碑文涉及人物

此碑文的撰写者邹曹纯，秦州人，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经元，正七品官，主要职务是儒学训导。碑文书写者张烈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正七品官，主管儒学、教诲生徒。以上二位作为地方儒学最高导师，想必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很高学术声望，加上为祖庙维修之事撰文记事，行文用词必定是谦恭谨慎的，然碑文1189字，其中竟用700余字详述王赐钧主持修庙前的执政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标新立异，留下这段独特文字？下文就此试作探讨。

王赐钧，字壹斋，陕西神木人。清嘉庆二年至十一年（1797~1806）任秦州知州，任内捐银筑城、设粥厂济民，并于嘉庆十年（1805）三月至十二年（1807）五月整修秦州伏羲庙，颇有政绩。自嘉庆二年（1797）上任以来，王赐钧为民办实事，打奸除害，整顿社会治安。嘉庆三年（1798）起，他为防川蜀白莲教犯境扰民，先后“捐廉俸”修筑伏羲城，“为民修堡寨，纠乡勇，铸铳炮，严警逻……又总理粮台，倡捐千金命人监筑西城、东关新城。因旧基西拓数百丈，接连大城，长于伏羲城等”。

嘉庆六年（1801），秦州饥荒时，王赐钧“饥不忍独饱，寒不忍独温”，为百姓争取到7万（斤）国家救灾粮缓解灾情。嘉庆七年（1802）正月到四月初十，饥荒仍然严重，王赐钧考虑到设一处救灾点救灾，饥民领灾粮路途遥远，且灾民过于集中易引发、传播疫病，特在秦州四面分别设立粥厂“放舍饭”3个月，“每厂日食数千人”，救民于水火之中。至嘉庆八年（1803），匪乱饥荒渐平。嘉庆九年（1804），因庄稼欠收，他又暂缓了进京面圣的时间，拿出入京盘缠在秦州东、西两关设了二处男女粥厂。到第二年春天灾情缓解后才“轻装倍道驰赴京师”。

百姓生活安定后，王赐钧重视传统礼仪，对祭祀先祖、修缮庙宇极为重视。他未以修庙为由向百姓聚敛财物，而是竭尽全力自筹经费，先后建造、修缮了文昌宫、龙王庙、火神庙等，以安百姓之心。后又“自捐钱三百万、银六百两，并所积罚锾共银一千一百两。又不足用，乃遇绅士石作环等老成练达者董其事，募之民间，复得二千余金”，修筑伏羲庙。

三、碑记的现实意义

时任朝议大夫、秦州知州的王赐钧为从四品官员。参照清代文职四品官员每年105两、米105斛正禄，知州每年500~2000两“养廉银”的收入标准，结合碑文记载王赐钧捐俸筑城、设救灾粥厂、建缮宗庙，又不动用民众钱财的记载，可以推断，王赐钧在任期间，为谋秦州一方百姓的安定生活，捐俸无数，除去自家吃穿用度，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难怪王赐钧在嘉庆十年（1805）六月自京师返回秦州，“民夹道欢迎者，百余里不绝”。

值得强调的是，以修庙之事为题，详述官员事迹，并为之立传刊碑的情况，在伏羲庙历次维修中只此一例。这说明清嘉庆年间王赐钧治理下的秦州，民风淳朴，官员勤政爱民、尽职尽责，百姓知恩善报，社会和谐。此碑是一通爱民纪事碑、敬官民心碑，更是一通官员自查警示碑。它的存在警醒世人，做官应如王赐钧一样心系于民，勤劳实干，惟其如此，才能得到民众的肯定和拥护，令民众牢记于心。

四、碑记的的学术价值

碑文除详述王赐钧事迹外，还在伏羲庙的维修沿革、秦州城的建城格局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文字资料。

碑文记录：“明嘉靖中重修之，康对山修撰记其事。迄今三百余年，渐以倾颓剥落，起而修之，非有大造于此州而能为人人之所不能者弗克举。”纵观庙内诸碑文，明嘉靖十一年至清嘉庆十年（1532~1805），伏羲庙还经历过三次维修，分别是清顺治十年（1653）、清顺治十一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54~1687）、清乾隆四年（1739），这三通碑至今仍立于伏羲庙内，相信邹曹纯在撰写此篇碑文时一定也见到了它们，缘何中间几次维修的记载被邹曹纯忽视不计？就此重新考释文献，发现自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秦州知州傅鼐创建太昊宫，经嘉靖元年至三年（1522~1524）、嘉靖十一年（1532）两次修建、整修，基本形成宗庙建筑形制，奠定了明清及后来伏羲庙的格局，规模初具。陕西按察司副使唐龙撰《重建伏羲庙记》、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康海撰《重修伏羲庙记》，分别记载了明嘉靖年间的两次修建、整修情况。清顺治至乾隆年间的三次维修，或对破损部位做了修补，或维修顺治年地震损坏的建筑，或重修跨街牌坊、见易亭、太极殿及东西配殿，但主体均以嘉靖年为标准，维修使其恢复明嘉靖时期伏羲庙的规模，除增乐楼、来鹤亭外无其他变化。因此，邹曹纯才说“明嘉靖中重修之……迄今三百余年”。

碑文记录：“计建正殿九楹，补葺两庑十楹，碑亭六所，钟鼓楼各一，头门五楹，二门五楹，向庙□□东西牌楼□□。”在伏羲庙的维修中首次出现“正殿九楹”，然之前正殿的规格均为七楹，此时的正殿是在原殿基础上翻修扩建，还是在旧址上拆除重建，碑文中没有详细介绍。另外，清嘉庆后的碑文依旧以七楹计数，说明嘉庆年间九楹正殿形制并未保存下来，是毁于战乱还是地震，何时被毁，何时重建，理清楚这个时间节点，才能最终确立伏羲庙现存正殿的修建时间。

庙内碑文记，明嘉靖元年至三年（1522~1524），“巡按御史马溥然、冯时雍、许翔凤先后建议，畜聚财用，荒度基址，期撤而新之”，建先天殿七间，康熙“十一年六月，秦州大地震，年余不止。城垣馆舍崩圮殆尽”，伏羲庙建筑难逃一劫，后“圮者建之，损者葺之。易之以栋梁，新之以丹雘”。经修葺，恢复大殿七楹，至清嘉庆年间变为九楹正殿，扩建、重建不得而知。清光绪五年（1879），秦州又发生大地震，伏羲庙建筑有损坏，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1885~1887）历时两年半，耗资12000缗（1缗为1000文）“重建先天殿七楹，深五筵”，直到1986年天水博物馆迁入伏羲庙至今，大殿格局尚无变化。由此推断，清康熙、光绪两次大地震对伏羲庙建筑产生过巨大影响，现存伏羲庙先天殿于清光绪年间，在明代建筑基础上进行了大修。

碑文记录：“补葺两庑十楹，碑亭六所，钟鼓楼各一，头门五楹，二门五楹，向庙□□□东西牌楼□□。”经考证，此次维修，新建钟楼、鼓楼各一座，将大门、仪门由三楹扩为五楹，维修先天殿九间、维修朝房十间、碑亭六所、跨街牌坊二座。碑文中“公捐廉俸，筑西郭伏羲城数百丈……乃倡捐千金付生监筑西城。复念城东居民无所障蔽，被兵日危，复捐资筑东关新城。因旧基西拓数百丈，结连大城，长于伏羲城等”一段，记载王公带领民众筑城一事，单从文字分析，东关城、大城古已有之，然西郭伏羲城、西城是加筑还是新建，中城修建不详，那么现今伏羲城—西城—中城—大城—东城“五城相连”的格局到底形成于何时？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上邽为当时秦州的治所，其“五城相连，北城中有湖水”，可见五城相连的最初格局形成于北魏时期。据州志记载，秦汉时期的古城从东关至五里铺，南至耤河一带，有南城、北城和东西二城，此时为四城。明洪武六年（1373），在西城旧址筑大城。明成化年间重修东关城，嘉靖二十一年（1542），筑西关城。万历年间重修中城。清嘉庆二年（1797），王赐钧“捐廉俸筑西郭伏羲城”，“倡捐千金命人监筑西城、东关新城。因旧基西拓数百丈，接连大城，长于伏羲城等，五城形制恢复。据此，秦州五城形制应为明朝初始，清朝嘉庆年间形成规模。

综上所述，嘉庆十二年（1807）立“朝议大夫升任宁夏府知府直隶秦州知州王公重修伏羲庙碑记”是重要的历史实物资料，它记载了清嘉庆年间官员王赐钧勤政爱民的事迹，为伏羲庙的维修过程、秦州五城的格局形成时间提供了可考的文献资料。当然，其中部分文字信息与目前的研究成果有出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去伪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