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原则、方法与重点*

邵 腾 张英魁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如此格局之中，在区域性民族认同与国家整体性政治认同之间，以及民族区域自治与宏观国家治理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民族意识、民族传统诸文化心理层面与汉族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紧张，并随着国民教育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而持续发酵，深刻影响着民族事务治理，以致在我们提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今天，它成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各界应当加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当我们基于民族政治心理支配着民族政治行为这一基本论断，将这一问题放在政治文化学的视阈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研究诚乃考察少数民族政治行为——治理、自治、维权等的重要视角，并且构成民族政治与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所谓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是指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民族地区社会和公民“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具体地讲，包括了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①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一直众说纷纭，佟德志教授对此有过系统梳理。参见佟德志:《政治文化维度的宏观释义》，载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七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9－376。另外，李路曲教授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困境有着精到的分析，也可作为参考。参见李路曲:《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 期。关于王沪宁教授的政治文化定义，参见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 页。。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政治文化研究在其诞生后的六十余年间走过了一条崛起、兴盛、沉寂与复兴的道路，至今人们已普遍接受其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和重要分析工具。在方法论方面，政治文化研究多遵循着行为主义范式的指引，注重通过心理测量和分析来阐释人们政治行为的主观动因。所以，我们对民族政治行为进行文化维度的分析时，应该注意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的特殊语境，明晰政治文化研究与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价值关联，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设定科学的研究原则以及选择重点研究领域。

一、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有序政治建构的重要变量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任务。民族地区的有序政治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着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认同和政治团结等诸项内容。这一工程的推进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如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但有一个变量在其中发挥着持久的导向作用，这便是政治文化变量。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作为少数民族群众的主观心理层面及其政治行为的支配性因素，既是当地政治发展的重要构成，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心理源泉，既关乎人的文化归属问题，又涉及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种种关联彰显着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建设的诸方面——发展、稳定、认同和团结的价值。

1.增益民族地区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

民族地区政治发展是指民族地区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状态到高级状态演进的过程，包括政治上的“结构区分化、权威合理化、公众政治参与扩大化以及政府效能高效化”［1］。自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民族地区政治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较低水平的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政治结构的效能以及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存在紧密关联。

民族政治文化本身是构成当地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政治结构与政治体系需由某种政治文化来构成其精神之域，而且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包涵着少数民族群众对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取向，所以，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互适性将会导致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的演变。若说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和政治结构的良性变迁，政治文化则构成解释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

民主政治是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方向。民族地区政治文化既可以增益、也可以消损民主政治的发展，当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出现严重裂痕时，前者甚至可以颠覆已取得的民主成果。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也认为，一个稳定的、高效的民主政府取决于人民对于政治过程的取向，即取决于政治文化，而缺少政治文化支撑的民主系统难以成功。［2］367在当前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民族地区的宗教等传统权威以及村寨等传统政治组织依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法理型权威尚未充分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发展任重而道远，通过政治文化研究推进民族地区民主政治进程十分必要。

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关键性指标，构成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水岭之一，政治参与有赖于政治文化的支撑，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条件下政治参与行为也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体现着明显的地域性和服从性特征。地域性来自少数民族所在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服从性表现为民族地区对于传统宗教与宗族领袖等权威的顺从，例如在西北地区，“宗教教义的传播和主导型臣民政治文化的双重影响和制约，使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的依附性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3］。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参与性相对较弱，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本身，或其为地域型和服从型政治文化的结合体，在心理层面支撑着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换言之，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失是民族地区政治参与不足的文化根源，这又进一步阻碍着政治发展。所以，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从文化维度探索民族地区政治结构有效运转、政治参与以及民族地区民主进程的实现路径，有助于推动当地政治发展进程。

2.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内约束与温和的文化变迁

政治稳定从古至今都是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并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居于压倒性地位。政治稳定属于政治体系的核心价值范畴，是政治体系有序运行的平稳状态。当前民族地区的政治运行保持了总体稳定的局面，但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其中，政治文化因素对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有着显著影响。

政治文化是维系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纽带。学者Khabele Matlosa 认为，政治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种国家和社会机构的效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维系和确保了政治稳定。［4］政治文化通过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内化过程，将人们的政治行为规约在规则和制度的藩篱之内。白鲁恂就认为政治文化“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含义，并提供一种基本的假设和规则用以规范政治体系中的行为”［5］124，从而可以避免政治乱象的发生。

但是，这一心理纽带正不断经受着冲击。在当前中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其与发达地区之间，还是其内部社会成员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渐凸显，由此催生的“相对剥夺感”有着向政治领域扩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公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的增强，这种基于主人翁心理而产生的参政需求又难免受到政治制度承载力的制约。当这些现实矛盾投射至人们的心理层面，容易扭曲人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态度的生成和演化轨迹，助长政治文化负面成分的增长，并进而异化人们的政治行为，威胁着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还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复杂变迁。政治稳定包含从传统政治文化到现代政治文化的渐进的、温和的变迁，但文化变迁的历史和规律表明，这一过程充满难以预想的艰辛和惊险，充斥着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紧张和对立。如果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的代际裂痕无法有效弥合从而实现平稳过渡，那么单是这种文化对撞与冲突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就足以冲击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所以，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有助于促进民族政治心理的良性发展与新旧政治文化之间的平稳过渡，对保障政治稳定而言意义重大。

3.增强民族地区政治认同:从区域认同到国家认同

民族政治认同是民族地区个人与政治关系的心理层面，是指少数民族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对于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权力的认可态度或归属感。从政治层级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政治认同包含国家、民族和村社三个层面。［6］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需要民族地区形成对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关乎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安定与和谐，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曾指出，当这种认同匮乏时，分裂主义运动会随之而来，重大政治危机会随之出现。［7］39但是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显示着，民族地区的区域政治认同并不必然与整体政治认同保持一致，两者在多数情况下甚至呈现竞争与悖反之势。亨廷顿在考察发展中的政治体系后认为:“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常胜过后者。”［8］23举例而言，一些非洲政治体系支离破碎甚至瓦解的关键性因素，就在于部落认同而非国家认同占据主导地位。

民族政治文化构成政治认同的心理支撑。所谓认同感抑或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因素，这使得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决定着政治认同感的建构，以动态视角观之，民族政治文化的代际传递过程——政治社会化还将影响到当地公民代际政治认同的走向。在当代中国民族政治文化格局中，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并存共生，民族地区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有赖前者支撑，民族和村社层面的政治认同以后者为支撑。所以，有必要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特别是深入探究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存在与发展实况，增强其与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同质性，确保主流政治文化获取少数民族群众的高度认同，使其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4.维护民族地区政治团结:文化与行为的存异求同

民族团结属于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是维护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保障。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成绩卓著，以科学的民族政策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但如下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即各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由于长期遵循彼此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轨迹，亦演化出了存在差异的政治文化系统，这些独具特性的政治亚文化会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政治行为产生深刻而别样的影响。

文化与心理是影响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文化承载着个人、族群、民族与国家自文明产生以来的所有符号、神话、信仰、价值、思想等文化基因，并因其独特性而赋予了个人、族群、民族与国家独一无二的身份皈依与精神家园。政治学家亨廷顿曾以文明冲突论来审视世界文明体系和思索世界秩序建构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的冲突与文明的裂痕是世间林林总总纷争的真正源起。在不同文化系统相遇的过程中，文化排斥几乎成为常态。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亦具如此特性。政治学家白鲁恂曾说道:“一种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体系的集体历史，及该体系成员的生活历史这两个方面的产物……政治文化之于政治体系犹如文化之于社会。”［5］124而且，政治文化更因其在文化体系中的统摄性地位而明显影响民族地区安定团结。政治文化的同质性会带来政治行为的趋同性，反之亦然。正是民族政治心理与行为的趋同性，构成了民族团结的内在本质。因此，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在不同政治文化系统之间寻找共识，消除文化排斥的发生空间，达致一种包容、合作、达成共识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系统关系模式，进而增进民族政治团结，就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原则:求真、尊重与包容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因循特定的准则。政治文化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如其对于事实和经验的倚重，而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又须充分考虑到民族生态与民族语境，特别是多样缤纷的民族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准则的设定既取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一般规范，又取决于民族地区的特殊现实。那么依此而言，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坚持求真、尊重与包容三项原则。

1.坚持尊重客观事实:夯实现实之基

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中，所谓“客观事实”便是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在历史与现实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实然状态，即当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的本真面目，比如有论者提到，少数民族群众“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不习惯通过现有的政治法律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尊长贵官，重言轻法，政治盲从突出，容易偏执;宗法观念严重，人身依附突出，缺少政治信任和政治宽容，容易结成各种非正式的政治团体;缺乏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对政治有疏远和逃避倾向，容易产生过激的政治行为等”［9］。

这些现实情况既是民族政治文化研究的直接材料来源，构成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决定了这一研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尊重客观事实是学术伦理的一部分，是一切学术研究理应恪守的原则，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运用理性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和对立几乎是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并且成为道德哲学的重要关怀，贯穿着整个人类理性活动的始终。如在20 世纪这百年中，强调经验取向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几乎将秉承价值取向的传统政治哲学送入坟墓，而垂死的政治哲学则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登上巅峰同时也是走向没落之后再度复兴。那么经过诸如此类的反复较量后，今人已经认识到，事实描述与价值分析当然要统筹兼顾。

然而，学术研究归根结底依托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对于关注人之主观层面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当民族政治文化研究者直面等级观、特权观、依附观、宗法观等相对落后的政治文化现状之时，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纠缠将在所难免，容易出现价值对于事实，或者说主观施于客观的剪裁，以致主观镜像中的客观事实存在失真的风险。因此，在民族地区政治化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怀着尊重历史和事实的责任感，克制来自主观情感与意识取向的干扰，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原貌，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该项研究。

2.坚持尊重文化传统:承古以扬今

新时期民族政治文化研究需要直面尊重和传承民族地区文化传统这一课题。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很多文化共同体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都面临着冲击和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问题。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执政党越来越关注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可以预见的是，传统文化将在党的执政理念与未来中国发展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以，坚持尊重文化传统是民族政治文化研究的必要原则。

如果我们结合文化学与政治学来审视民族政治文化变迁，会发现其呈现出明显的承继性特征。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都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而非一朝一夕便可形成，马克思就曾经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0］585可以说，在民族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其累积性与延续性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今天的政治文化正是继承了昨日政治文化的遗产才发展起来，我们几乎无法依据时间序列对政治文化本身做出截然的代际划分。

尊重文化传统也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关怀，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每一代人通过接触上一代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而吸收公民文化”，并且西方世界政治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公民文化在西方的出现是渐进政治发展的结果……它是靠融合发展起来的，新的态度模式并未取代旧模式，而是与旧模式融合在一起”，因此他们主张一种温和的、渐进的及融合的政治文化发展进路。［2］369－370所以，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其中少数民族同胞世代相传、薪火不断的政治文化精粹，要格外注意研究与保护，并从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当代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资源。

3.坚持包容多元文化:一主多元与和而不同

民族平等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另一核心原则，民族文化平等自然是其题中之义，在民族地区政治主文化与亚文化并存的现实背景中，当地各种正向文化都应在多民族国家文化体系中享有一席之地，而当我们进行民族政治文化研究时，应以一种包容的心胸和态度来对待多元化的民族政治文化。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便会发现，文化关系模式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千古话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发展出了“和而不同”文化关系原则，西方学者则走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进路。按照英国学者沃特森的观点，多元文化主张是指人们“不仅强调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的差异感的承认，而且还认识到这些差异是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以及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11］3。文化的多元共存原则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识，举凡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化霸权与文化一元主义(一种文化对于其他文化的压制和拒斥)不论多么烜赫一时，到头来无一不在文明巨轮的碾压下灰飞烟灭。

坚持政治文化多样化还有助于政治建设。一方面，文化多元格局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前进，英国学者比丘·帕瑞克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可以警示我们正确认识自身文化，以及创造一个不同文化进行相互对话、相互受益的氛围。①帕瑞克教授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将文化多元论者密尔、赫尔德、柏林、拉兹、金里卡等人的有益观点总结为四点:“一是认为文化多样性可以增加我们选择的范围，使我们有更多的、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文化对象;而是认为既然人类是深受其文化影响的，人是具有文化权利的，那么，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就可以使我们更好的执行文化权利;三是认为文化多样性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可以使世界变得更丰富、更多样化、更美丽;四是认为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可以使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之间形成竞争，从而防止文化霸权，促进新的真理的产生。”参见李丽红:《比丘·帕瑞克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载丛日云、庞金友编的《中西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5－256 页。另一方面，多元政治文化对于形塑政治文化认同大有裨益。黄璇和任剑涛在考察美国社会文化史后，否定了多元文化主义会削弱政治文化认同并造成社会分裂与动荡的传统观点，认为“由多元文化主义所培育出的宽容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非但不会成为凝聚人们爱国力量的障碍和阻力，反而会加强人们……对政治文化的认同”［12］。所以，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包纳多元文化，既要加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研究，又要尊重和容纳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注重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体系的内和谐研究，力争在上述文化发展逻辑指引下，走出一条“一主多元，和而不同”政治文化研究路子。

三、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范式

现代科学研究均需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当代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固然自有其方法论体系。首先，作为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坚持政治学的一般方法。其次，作为具有数十年研究历史的政治文化学的一部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充分依托于政治文化学自身的方法论积累。因此，民族地区研究方法囊括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

1.指导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非马克思主义的，两者都是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王浦劬教授曾讲道:“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是我们研究政治现象的指导性方法。”［13］33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的子学科，那么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中，也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性研究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首先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就是确立唯物史观在该研究中的向导地位。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推进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这些方法有历史分析、经济分析、阶级分析与调查研究。具体来说，历史分析方法是指立足政治文化研究对象所发生的特定历史场域来展开研究;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点是经济对于政治的决定作用，也就是透过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来进行政治文化分析;阶级分析方法即以阶级作为社会力量的划分单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政治利益诉求与相关政治认知、评价和情感进行分析;调查研究方法既是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研究取向，正如毛泽东所主张的，发言权来自调查研究，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解决问题。［14］839

2.理论范式:“体系、过程与政策”范式、“精英—大众”范式与“融合—冲突”范式

自从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发现并提出科学研究的范式之后，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在科学化浪潮的席卷下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学科范式，政治学体系下的政治文化研究亦是如此。冯天瑜等认为:“在研究文化及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史时，可以运用‘范式’概念。范式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它包括规律和理论，标准和方法，还包括模糊的直觉，明显的和不明显的形而上学概念。从范式中产生文化共同体发展的‘特殊的连贯的传统’。”［15］231那么具体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笔者认为其主要理论范式有“体系、过程与政策”范式、“精英—大众”范式与“融合—冲突”范式。

民族政治文化研究的“体系、过程与政策”范式来自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贡献。他们在提出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三项构成之后，又从结构的角度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与政策文化，体系文化包括政治合法性、国家的认同意识、政权和权威人物;过程文化包括自我的政治认知以及政治信任和敌视;政策文化包括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想象、社会评价及其政策倾向。［7］35－50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精英—大众”范式着眼于当地社会阶层划分，通过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来进行政治文化研究。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通常与宗教、宗族与其他民族特殊因素耦合在一起，其中传统宗教领袖，宗族长老，以及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精英，一道构成了当代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分别对这些精英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文化分析，这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融合—冲突”范式是从文化体系的角度展开的。前文已经提及，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特别是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的共生与并存。诸种文化应该形成何种关系模式，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那么，对于这一问题可依冲突与融合的范式来进行，消解冲突、走向融合乃是该范式的主导价值取向。

3.规范方法:文本资源的挖掘

规范研究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取向，是对于研究对象的应然层面的探讨。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规范研究中，应该充分挖掘与该研究相关的文本资源，做好文献研究。这一挖掘工作主要应集中于三个方面来展开，首先是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自20 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一大批学者投身于此，并出现了堪称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用好这笔成果积累，有助于夯实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从20 世纪80年代起，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出现并步步升温，直至今日，已经出现了初具规模、著译并举的政治文化研究，其中既有理论学习与引介，也有初步本土化的理论尝试，既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也有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回溯，并且相比于国外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而言，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更富于借鉴和指导意义。

再次是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全方位研究成果，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研究文献，是民族政治文化分析的重要基础。因为政治文化研究并非单纯的文化研究，总需借助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分析，葛荃教授甚至提出，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由于文化现象的载体多种多样，以至于“研究主体所依据的文献资料的范围扩至野史、笔记、日记、族谱、家训、政书、官箴、方志、小说、戏剧、诗词、话本、谣谚、蒙养之书以及民间传说、神话、笑话、俚语等”［16］。因而我们可以据此认为，一切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与发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属于社会、文化与心理研究的，均构成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献基础。

4.实证方法:政治心理层面的访谈与调查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仅在规范层面展开还不够，还需要进行实证的心理层面的调查。所谓政治心理，就是指“人们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所持的态度、兴趣、情绪、愿望、要求，并支配或调节人们的政治行为的一定心理倾向”［17］3。长期以来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里，有一种观点是将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心理，指向心理的访谈与分析因此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路径。白鲁恂教授在回顾政治文化研究之旅时讲到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抽样调查技术维度，并认为“与以文化为主题的调查研究相并行的，是由政治学家所开展的具有心理学取向的访谈”［18］。艾萨克教授也认为:“不管我们采取的哲学立场是个体论的还是整体论的，都很难否定认识政治的基本因素”，所以，他在其政治学方法论著中赋予了“个体论的心理研究法”以优先性。［19］237事实上，世界主流政治文化研究还大量采取抽样调查法与面对面访谈法，例如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经典政治文化研究——五国公民文化项目便是在规模宏大的跨国调查与访谈的支持下完成的。

所以，展开民族地区政治心理的实证研究至关重要。在民族地区政治心理的实证研究中，一是要进行抽样调查，通过问卷制作、样本选取、问卷发放、数据统计和分析等步骤，了解少数民族同胞对于当前政治过程与活动的心理倾向。但是这种方法并非完美无瑕，一来呆板的数据无法完全匹配人们心理活动的丰富性，从而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人的全部政治心理特征，二来这种方法缺少历史的社会的透视。第二种方法则是访谈法，通过一定标准对民族地区不同人群进行面对面访谈，形成个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政治心理归纳研究。总体观之，对于民族地区政治心理的实证研究而言，特别需要注意“努力超越表面的观察和发现，从个案的收集逐步走向集体模式分析”［20］87。

四、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传统与现实的二维拓展

从前文所述客观、承继与多元三原则来说，民族地区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与现有政治文化结构就是必然之举，而且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从现实来看，为确保该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处理好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至关重要，而要将民族政治文化从心理层面的理念注入实践层面的建设行动中，需要借助于制度的载体。由此，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包含着四大重点领域。

1.民族地区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理念、结构与制度

在相对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民族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政治文化，并且凭依强劲的生命力留存至今，成为当代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不可避视的历史资源。整体来看，这些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有三种形式的体现:理念、结构与制度。传统政治文化的理念资源主要有民族特色风俗、习惯、信仰等;结构资源主要有家庭、宗族、社区(村落)宗教等，比如苗族地区的传统议事组织——议榔;制度资源主要是指民族地区迄今仍在发挥调节社会关系作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和惯例，通常体现为各种乡规民约，比如苗族地区议榔组织所订立的榔规。①“‘议榔’苗语称‘Ghet Hlangb’(构榔)，即苗语‘议事’决议的意思，是苗族人民长期沿习的议事方式。具体做法是，一定地域的各个苗族村寨在遭遇到重大公共问题或者需规范村寨公共生活时，让有关各方选派代表参与讨论，并且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经过杀牲歃血的盟誓之后，参与‘议榔’各方共同遵守‘榔规’的规定，以解决问题与危机。”参见罗章、陈萍:《民间自组织传统在民族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以苗族“议榔”活动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 期。这些政治文化资源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至关重要，几乎所有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充分关照研究对象的历史由来与特殊性质，政治文化研究也是如此。

具体而言，一来传统的民族习俗和信仰本身就包含着特定民族的政治文化，自然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二来传统社会结构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组织载体，与现代国家政治组织一道，承托着政治文化的存在和变迁;三来制度框定着人们的选择集合，形塑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以致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成为当地政治文化研究必须要加以考量的制度变量。善加利用以上所论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将政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目标地区的政治生态相结合，有助于增强相关研究的适应性。否则，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就有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不仅难以取得预期进展，甚至不免中途夭折。

所以，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应成为当地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重点研究:一是研究这些理念、结构与制度资源的历史根源、时代体现与政治效应;二是评估这些资源对于政治文化研究的影响，然后据此选取恰当的课题与设计合理的研究方案;三是着眼于长远，研究如何将传统政治资源纳入到现代政治文化生成这一轨道上来，使其为民族地区政治建设发挥建设性作用。

2.民族地区现有政治文化结构:宏观和微观的层面

如同政治文化概念的缤纷繁杂一样，关于何为政治文化结构的问题也是见仁见智。阿尔蒙德就坚持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的结构之说。在国内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中，王沪宁教授提出中国政治文化的“共时性结构”理论，并认为这一总结构之下包含因素结构、群体结构、功能结构和地域结构四项构成;①因素结构是指政治文化所包括的各类性质的构成因素，群体结构是指由于某种条件而形成特定界限的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功能结构即围绕政治体制的各种功能而产生的亚政治文化，地域结构即因地理位置不同、从而因经济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亚政治文化。参见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 期。茅海燕和张晨将政治文化分为两个层次——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与三种类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层面的“主流”政治文化、作为国民特性体现出来的传统政治文化及源自西方文明的民主政治文化。［21］阿尔蒙德教授的观点属于特定政治文化内部的结构划分，王沪宁教授的观点既着眼于内部，也从文化体系的角度提到了三种政治亚文化，至于茅海燕和张晨的层次说与类型说，均着眼于政治文化体系，前者为政治文化的垂直结构，后者则是政治文化的水平结构。

所以，综合以上诸家观点，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结构，其中宏观结构包含水平方向的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之分，以及垂直方向的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之分，微观层面则是指民族地区某政治文化内部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所组成的结构。在此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结构的界定下，当地宏观与微观政治文化发展状况应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现有政治文化结构构成相关研究的起点，相关研究必然需要在此基础上陆续展开。不然的话，当代民族地区政治研究就无法与当地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完成时空意义上的对接。

结构上的重点研究应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民族地区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现实情形和相互关系，以利于进一步的和谐政治文化体系研究;二是研究少数民族群众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的实际状况，为后续研究储备第一手的数据和案例等资料;三是深入了解这一结构中的变量与不变量，进行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路径研究。

3.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坚持核心价值指引

政治文化的结构中包含着政治意识形态成分，这在王沪宁教授的政治文化定义中已经有所体现。换言之，政治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意识形态问题，有论者甚至将意识形态看作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与一种政治文化分析的基本维度。［22］如何处理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着该研究的前进方向与合法性，因此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需要解决与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就当下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具时代性和创新性的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现代化进程与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23］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凝结与时代精粹。但是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又自有其文化传统，在执政党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注重继承当地有益传统政治文化。如此一来，政治建设过程中核心价值与传统政治文化之间如何相处便成为重要课题，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成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关照。

具体来说，这一重点研究应着手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进行，包括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导向;二是如何既坚持核心价值主导又不抛弃传统，推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在传统的扬弃与现代的演进之间平衡发展。笔者在此试提一种研究进路，即基于政治场域与社会场域的相对划分这一理论前提，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分别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可行性与现实性问题。

4.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现有政治制度的契合:区域自治与基层民主

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现有政治制度是一种双向关系。从宏观政治体系来看，政治制度承载着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则构成政治制度的精神内核。换言之，政治制度既包括外在的硬性规约，也通过其内在的价值蕴涵而对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内在约束。当政治制度获得适当的政治文化支持时，就会发挥应有作用，并可经受住时间与政治波涛的考验。不然的话，政治制度不仅难有施展空间，甚至连存续都成为问题。

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这方面提供了经典论说。众所周知，美国在1787 宪法的政治框架中总体上平稳而繁荣地走过了两百年历史，但是几乎照搬了美国宪法的墨西哥却并未实现如美国般的稳定和发展。托克维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民情有别，美国联邦宪法因为特殊民情(政治文化)的支持，“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所以尽管墨西哥“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24］186从另一方面来说，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从一种理念力量化为行动力量，又是借助政治制度来实现的。正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理念化的民族地区政治文化需内在地浸于制度之中，方可切实起到改善政治运行的功用。所以，如何实现政治文化与与政治制度的融合，应该成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课题。

着眼于民族地区主要现行政治制度，我们的重点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融合。该制度构成民族地区的主体政治框架，如何将当地政治文化发展方向与这一制度基本精神相融合，是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大问题;二是研究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当地基层民主制度(以农村地区村民自治制度为重点)契合问题。在民族边远地区由村寨构成的乡村社会中，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支配性作用，如何引导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基层民主制度协同一致，关系着这一制度的效力。三是研究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具体政治制度——选举、协商、管理与治理等的契合问题。

综上所述，关于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的框架已在原则、方法与重点的探讨中初步形成。在笔者看来，该政治文化研究的目标应该是致力于民族地区公民文化的培育和生成，而所谓公民文化是指一种混合的、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有政治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理性，但它又因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村价值的继承而得到了平衡”［2］3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者应关注现代公民教育的开展，以及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能力的培养，并需要对政治文化发展的漫长周期保持足够的耐心。另外，关于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有四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政治文化这一研究领域流彩纷呈，除美国行为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径外，还存在着法国社会学与德国解释主义等路径，如何形成一种包容的政治文化研究值得学界关注;二是政治文化研究几乎是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不断遭受着批评，如作为分析单位的文化的含糊性、文化内与文化外的差异、将文化与其他概念区别开来等，［25］78政治文化学者应该谨慎对待政治文化的研究边界，避免过度扩张其解释力;三是政治文化分析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问题。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一贯参与并影响政府决策过程，而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对于公共政策尚无直接影响。那么如何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研究与当地公共政策产出相结合，值得学界深思;四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的民族政治文化研究，无论依循何种研究设计，其终极关怀都应是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至善——人类的福祉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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