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明节到政治清明
——三个版本《清明上河图》对比

文/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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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明节到政治清明
——三个版本《清明上河图》对比

文/李韵

自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问世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画界代代不乏追随者。以“清明上河”为题材的长卷，留存至今的宋、元、明、清本有数百本之多，分藏于公私之家，遍布在世界各地，东亚、欧美都有各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卷，而仅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7个版本。

《清明上河图》三本最精

毋庸置疑，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所有版本中最好的。作为翰林图画院的画家，张择端奉宋徽宗命绘制的此图，堪称古代表现社会生活最为丰富广阔、意蕴最为深厚、感染力最强的风俗画长卷，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浓重的一笔。

明清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图》版本有两个，相对于张择端的“宋本”，它们被称为“明本”和“清本”，均是清宫旧藏。

“明本”即俗称的“仇英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仇英是明代著名画家，“吴门四家”之一。他根据“清明上河”这一题材，参照“宋本”的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采用青绿重设色方式，重新创作了一幅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这个版本可谓代表了明代苏州绘画艺术的较高水平。它将“清明上河”题材的构图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这对后世具有一定的范本作用。那时的《清明上河图》基本是用于买卖，大约一两黄金就可买到。对于“仇英本”，学术界很多人认为是别人模仿仇英的画风、冒用仇英之名的作品，但因其模仿水准很高，且在乾隆年间就入藏清宫，所以仍然十分珍贵。

“清本”又称“清院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是乾隆登基之初，由清代宫廷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5人合作而成。由于5位画家均来自苏州，故此画也是以苏州生活为蓝本，加入了一些北京的内容，比如禁军骑射操练的场景。因此，此画可看作宋、明、清3本中地点虚构最厉害的。从绘画技法的角度，由于“清本”受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法作画，立体感很强，人物的身体比例更加适度，所以比“宋本”和“明本”都显得更为工整、精致。

同题材不同创作目的

3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虽然题材是同样的，但创作目的大为不同。

3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卷都表现了开封城内外清明时节的人物活动，尽管明、清两朝将开封绘成了苏州城的面貌，但由于画家的地位、身份和所处时代的不同，在同名绘画中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的创作思想。画家们观察社会的视角不同，进而形成了3个版本之间的本质差异。如“宋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不回避世面上的各种矛盾；而“明本”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各种供享受和消遣的店铺应有尽有；“清院本”出于粉饰太平的需要，回避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矫饰的手法和浓重的色彩，正面表现了繁盛的商贸活动和强盛的军力。

“宋本”画到城内的喧嚣处便戛然而止，作者张择端另行绘制了表现宫俗的长卷《西湖争标图》，与描绘民俗的《清明上河图》成为姊妹篇，一并进呈宋徽宗。“明本”、“清本”则将画中的这条商贸大道画到尽头，增绘的半段是：面对这条大道的北宋皇家御园金明池（俗称西湖）正在举行龙舟竞渡。因此，“明本”、“清本”淡化了清明节的气氛，增添了更多的喜庆和享乐的节目。这些表面上的差异，实际上潜藏着画家的创作观念、绘画目的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3本长卷虽然是同名绘画，但是在时空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宋本”所画的时间段是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清明节，空间是汴河两岸从近郊到开封城内的世俗生活。“宋本”中的人物大多是围绕着清明节这一天的祭扫、聚会、商贸活动等展开的，没有鲜明的喜庆色彩。“明本”和“清院本”在时间上淡化了清明节这个感伤的日子，上坟、祭祀等活动不再出现，场景气氛相当欢乐，甚至在卷首就出现了嫁娶这样不可能在清明节出现的喜庆之事。画中所绘不是一个特定的节日，而是集中概括了许多佳节的喜庆内容。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认为，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变化，主要是为了迎合欣赏者们追求享乐的审美需求。清代乾隆朝欲求表现其乐融融的官民生活和繁华的商贸活动，而且更具规模化，彰显了太平盛世之象。在“清院本”中，清明时节悲切的内容和场景更是荡然无存。至此，《清明上河图》这一特殊的民俗画卷完成了由表现清明节到渲染喜庆佳节气氛的转变。

“明本”《清明上河图》在时间上淡化了清明节这个感伤的日子，上坟、祭祀等活动不再出现，场景气氛相当欢乐，甚至在卷首就出现了嫁娶这样不可能在清明节出现的喜庆之事。画中所绘不是一个特定的节日，而是集中概括了许多佳节的喜庆内容。

在“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清明时节悲切的内容和场景更是荡然无存。清朝欲求表现其乐融融的官民生活和繁华的商贸活动，而且更具规模化，昭显太平盛世之象。

繁荣背后隐藏暗线

在对“宋本”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长时间认真研究后，余辉认为，此画卷并非只是简单地描绘了百姓的风俗和日常生活，《清明上河图》在商业繁荣的表面之下暗藏玄机，明线下交织着一条令人心悸的暗线。

画家在图中隐藏了自己对现实社会中一些隐患的忧虑：他将船与桥的矛盾和桥上文武官员的矛盾交织为全卷的视觉中心，通过表现惊马闹市、船桥险情、官员争道、军力懈怠、城防涣散、消防缺失、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顽疾。余辉认为，这些本不是赏心悦目的绘画内容，张择端却精心描绘，成为其作品深处丰富的潜台词。

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余辉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张择端欲通过《清明上河图》向宋徽宗展现一些社会顽疾。他认为，由于宋太宗采取鼓励文人谏言的政治措施，关注社会现实和朝廷政治成为宋代画家较为普遍的创作趋向。遗憾的是，宋徽宗仅对该图的绘画技法表示肯定，对其思想内涵却没有兴趣，于是只在卷首题签后就将其赏赐了出去。

画作细节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宋本”、“明本”、“清院本”属同一绘画题材，在其内容变化的背后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画中的许多细节并非画家凭空臆造出来的，它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迁，“社会历史造就了它们，它们也反证了社会历史。”余辉如是说。

“宋本”中有一种覆盖在独轮车上的苫布，被称为“奇特的盖布”，先后两次出现，而它揭示的是北宋激烈的党派角逐。仔细观察，这两块苫布是用绫或绢裱的大幅书法作品，字迹出现连笔，像是文人草书。余辉判断这是从大屏风上撕拆下来的。这种东西本该是某大户人家或官府甚至内府里大屏风上的书迹，结合史书上的相关记载，余辉分析，在书画繁盛的北宋时期，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前朝参与党争的重臣在新朝受到排挤，因而殃及其翰墨。从时间上看，画中那些被当成苫布的书法作品极可能是被哲宗朝宣仁太后任用的旧党文人的手笔。哲宗亲政后，废黜旧党，那些趋炎附势者必定会一一拆除旧党在衙署或宅第里的笔墨作品。画中两辆独轮车上被苫布遮盖的物品相同，都是大轴画幅或书册之类，而且都是运往城外的。“北宋汴京城火禁严明，想必是到郊外焚毁。”余辉说，“两块苫布反映的是当时党派角逐的惨烈情景。”

在“明本”里，城防能力被大大强化，城墙上有专供射箭用的城垛，无一有遗。包括水门在内的两个城门都有一个瓮城，一个兵卒持矛伫立在城门内的守备间里，门外竖立了3个标牌：“固守城池”、“盘诘奸细”、“左进右出”。显然，在这座繁华城市的背后潜藏着高度紧张的战事活动，即常有军事间谍入城从事谍报活动。门口的左右两排武器架上插放着刀枪剑戟，墙角还倚靠着4块盾牌。这里还画有明代抗倭特有的武器——狼筅，这是戚家军专为对付倭寇而发明的。此外，地上还堆放着3组铁球，说明这里还有火炮装备。城门外有3个大汉正在注视着进出的人群，他们有可能是便衣——在“宋本”和“清院本”里没有这样的人物。城门的另一侧是水门，暗藏千斤闸，门外有两个兵卒在守卫。从画中城门内外种种紧张的迹象不难看出，画家记录了那个时期为防御倭寇进犯留下的时代烙印。

“清院本”的前半段，与运河平行的是长长的禁军校场，骑手们正在轮番练习骑射，演武场的尽头是检阅台，一位禁军头领端坐其上，各路领军佩刀侍立两侧，一值日官执小旗跪地禀报。左侧旗台上的官员们挎刀而立，右侧旗台上鼓号齐鸣，浩浩荡荡的阵势引得许多百姓聚集围观。画中的马匹为清一色的蒙古马，可谓兵强马壮，清代盛期的军力和国力之强，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