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赢商促改革

2015-12-09 15:00张晓燕
商业文化 2015年9期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企业

张晓燕

国有企业,在国际惯例中仅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但在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还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其营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既然国企地位如此重要,甚至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为何还要改革呢?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凡事身体重要的部位不可轻易动手术,像心脏、大脑这些人体的中枢器官,随便一动便非同小可,一个不慎甚至还可能酿成大错。而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国企就相当于心脏、大脑,国企的大动作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形势,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只有稳定了,才可能实现发展。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国企“动刀子”(国企改革)真的有必要吗?答案是有必要。

为何要改革?

在去年七月份,也就是2014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其中中国企业首次达到100家,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新一轮的改革又即将来临,说改革,话改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影响力有限,也没什么意义,那些走在改革最前沿的国有企业家的说法,或许能更深刻地反应一些问题,那就是为何要改革。在2014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外企业家就对此阐述了各自的见解。

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中国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三年脱困的生死搏斗后走向了市场,竞争实力大大增强,解决了生存和发展问题,现在面临着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

“现在国有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更加市场化,另一个是去行政化。这两个解决了,我们企业的治理问题、企业的内部效率问题、资产质量的提高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傅成玉说。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说,如果仅靠政府的支持或政策调控来培养企业,这个企业的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

“我认为国有企业要进行改制,所有的企业都要到大海里去游泳,在市场竞争中,用自己的品质和技术去赢得市场。”她说。

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柯菲德说:“如果去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中国人在那里工作,他们有非常强的企业家精神。所以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对国企本身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更多的应该是让私营企业拥有进入市场的公平竞争机会。”

这些企业家的见解,向我们阐述了部分国企改革的必要性,那么国企究竟为何要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双轨制

国家要富强,经济要发展,最缺的是什么?答:人才。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企业从原本的包就业包分配,逐渐走向了“双轨制”,但对国企而言,这个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大量的外企、私企甚至部分国企都已经人才市场化了,但大量的事业单位、国企甚至政府机关仍然没有市场化。人才转轨带来了两个大极端,一是根据转什么,什么就涨价的规律,一些技能型人才原本在国企拿着和大家一样的工资,可是只要一下海,立刻就身价百倍,比如律师,比如高级教师。

笔者读高中的时候,老家的一位老师放弃公办学校每月2000元人民币的工资跳槽到私企,立刻年薪8万人民币。而另一方面却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身价大跌。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没有实施市场化,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相信现在很多应届大学毕业生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自己大学四年学习的知识似乎都没什么用,书本上学的,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都用不到。这就是教育的滞后,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脱节导致的结果。最明显的一点是,大学开设的专业一窝蜂的雷同,造成了人才结构性供应过剩。

尽管有种种缺陷,但部分人才还是实现了市场化的。而另一部分庇护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卵翼之下的人力资源却享受着体制内的优越价格。他们几乎谈不上任何技能,却整天拿着高工资悠闲的上班玩电脑。这时候,改革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二、高薪低能

现在一提国企,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稳定、悠闲、地位高、福利好。这也导致了部分国企领导和员工,工作积极性下降,尸位素餐。国企机构繁重,尾大不掉也是国企的一大弊病之一。正因为如此,国企改革才势在必行,一方面机构要瘦身,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考核方式来提高行政效能。

三、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跟国企改革有关系?是的,而且还关系重大。目前,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农民的城市化问题。农民的城市化问题本质上就是将农民变成工人,而将农民变成工人靠的就是产业。

我国城市化的思路很明显。首先,在土地上实行双轨制,城市土地市场化,农村土地暂时保留在体制内。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将农民高速带进城市,把农民变成市民之后,农村土地自然就空出来了,然后国家再统一规划,统一发展,像美国一样实行大农庄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这种方法,较比现在农民自己自由买卖,土地分割成无数小片的“小散乱”要强得多。自从改革以来,我国每年成千上万的村庄消失了,以致有人呼吁要组织保留农村文化,要抢救农村史料等等。

我国城市化的发动机其实就是产业的发展。没有产业的发展,城市化无从谈起。但我们产业升级缓慢,原因是什么?国企有实力无动力,私企有动力无实力。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甚至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想过是为什么吗?原因很简单。

笔者调查过很多工业园区,最缺的民工不是技工,而是普工。就是那种文盲培训三个月都能干的岗位。随着我国企业三十年的高速发展,那些出来打工的第一代民工已经功成身退了,现在在外面打工的民工都已经是二代民工。二代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比一代民工要高的多,他们大多数至少已经初中毕业。他们不愿意像父辈那样去做着机器一般的工作,换取微薄的工资。他们愿意从事更高技能的岗位,而普工岗位却还和三十年前一样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人力资源都已经升级了,但产业升级却有待提高,产业升级甚至落在了教育事业的后面。如果再过十年,我们的企业还是只能提供一两千元人民币的普工岗位,笔者敢断言,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企业不升级,制造效率就有限,制造效率有限,人民收入就上不去,每个月一两千元人民币能怎么消费?收入上不去,内需就不足,内需不足,外向型经济结构就改变不了。

产业升级并不是哪个官员一挥手就可以完成的,他需要产业集群的带动发展,是一种经济的内生现象。每个品牌都是一步步获得核心技术的,如格力、中兴、华为。只有等他拥有更高的技术之后,才会把技术链条下面的环节交给其他人。就像IBM交棒给联想一样。IBM不交也不行,因为PC业务的利润比例越来越低,而且做不过其他企业。原因是什么?升级了,技术升级之后,高端技术的利润肯定更是大头,低端技术的利润比例只会越来越小。我们要做的当然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环境,让市场制度更适合和促进企业去升级。要创造这样的环境,笔者认为最关键最迫切的还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间接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

改革历程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作为改革关键领域开始了漫长而崎岖的改革历程,国企改革至今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放权让利

从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时间跨越6年左右。期间,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1983年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代替,即“利改税”的改革。实行利改税的主要目的是划清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界限,并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与税收挂钩、企业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机制。

二、承包制

该阶段是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即在所有制不变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的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的一种经营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但承包制的最大缺陷是有激励而严重缺乏约束,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但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造成了经营者滥用经营自主权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大量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而造成了国有资产随着承包周期变化而不断流失。

三、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

这个阶段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用了10年时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要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进一步阐明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明确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这10年间,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1998~2000年,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脱困3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为国有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这个阶段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一直持续到现在。针对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相继组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规章相继出台,在国有企业逐步实施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进一步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何改革?

国有企业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改革的政策措施之外,政府的宽松环境、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国际的和平环境等都必须要配套进行。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全方位地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创造更好的条件。笔者认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要从全局出发深化所有权结构改革;二要着力于机制创建,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三要明确国资委定位,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建立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新型关系,转变政府职能,配套推进国企改革。

一、从全局出发深化所有权结构改革

改革肯定能完善国有企业,但不能理想化、万能化,背离客观规律去强求国有企业尽善尽美,“占尽风流”。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没有全面优势而只有比较优势,都必须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需要。因此,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实施有进有退的战略选择,在有些不必由国家经营的行业和领域有步骤地实行“适当的退出”,集中资金搞好非国有企业不宜或一时无力进入的“命脉”“基础”和“高精尖”等行业和领域,应当看作是战略性改组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的着眼点不仅不应是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而且也不能只是搞活整个国有经济,其战略基点应当是面向整个国民经济、面向整个产业和行业调整。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在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规模效益显著,社会效益突出的领域有优势。因此,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调整,就要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把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放开搞活。

二、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改革的关键。要提高竞争力,实现国企改革的成功,公司的治理结构必须视为最重要的改革步骤。试点企业应当着重在新机制的系列配套、全面建设方面确立改革的示范效应。就归属而言,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者从来都是明确的。所谓“产权清晰”主要是指企业中的每一部分经营性国有资本都要落实明确的投资主体,并承担相应的经营责任。因此,通过公司治理结构,所有者代表进入企业,最重要的是必须健全企业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形成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相互激励又相互制衡的新机制。同时,要逐步从目前主要依赖政府指导实现的兼并破产过渡到建立真正的优胜劣汰机制,在企业内部还要形成促进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以及企业用工能出能进机制、择优竞争上岗机制等。机制不全不活,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可能真正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成果也必然难以最终体现。因此,建立健全新机制,应当成为试点企业在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之后的一项很实在、很需有所突破性动作的关键任务和重要探索。

三、明确国资委定位,配套推进国企改革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绝不是一两个部门的具体业务,而是一项综合性、配套性很强的改革。它急切地呼唤良好外部环境的创造,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合拍或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之日,亦应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政府机构和职能确立之时。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成果也必然难以最终体现,因此,建立健全新机制,应当成为试点企业在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之后的一项很实在、突破性动作。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笔者的个人之见,国企改革是一项大事,需要国家统筹全局,详细规划,相信随着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国家的经济总体形势,一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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