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合台汗国时期的孛罗城及其周边

党宝海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在大蒙古国时期，孛罗城（Bulad／Pulad，今新疆博乐市达拉特古城）做为天山北麓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镇被汉文、波斯文、拉丁文史料所提及。①参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30-31页；又见同作者《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383-384页。随着1260年元朝的建立，原来统一的大蒙古国陷入分裂，孛罗城所在的地区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辖地。在这一阶段，涉及孛罗的史料非常有限，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易知晓。

本文拟就两件察合台汗国时期的蒙古文文书展开讨论，旨在考订文书中与孛罗城有关的历史信息，就教于师友。

一、吐鲁番TM214号文书的年代

TM214号文书发现于吐鲁番地区，为蒙古文写本，长15.9厘米，宽14.3厘米，文字保存基本完整，上有蒙文手书17行，右下角钤五角形墨印一方，印长1.2厘米，宽2厘米。全文如下：②D.Cerensodnom & M.Taube，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Berlin：Akademie Verlag，1993，s.179-180，Nr.73，Tafel XXXV.该书有详细的研究综述、录文、翻译、注释。本文的拉丁转写基本依据该书转录，但按写音转写对个别特殊的换写符号做了省略。以下都根据这一原则进行录文。

德国学者Haenisch在1959年最早影印刊行了这份文书①上引D.Cerensodnom & M.Taube，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此行文字中的读为jigen。Franke的读 法 为，见Herbert Franke，"Ein weiteres mongolisches Reisebegleitschreiben aus（14.Jh.）"，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no.2（1968），s.8.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建议笔者读为，认为该词即的异写形式，意为“小心谨慎”。本文采用此读法。谨此向乌云毕力格教授致谢！，Herbert Franke于1968年对文书做了转写、翻译和注释。笔者曾依据德国学者的研究做了汉译，但译文存在错误，②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19—20页；同作者《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346-347页。译文中有错误，此次翻译根据蒙古文改正。现重译如下：

凭着汗的圣旨，我别帖木儿（Bigtemür）的言语：向亦都护丞相（Iduγ-qud Chingsang）、向忽八右丞（Quba Yiuching）、拜海牙左丞（Bai-Qy-a Soching）为首的诸那颜们说：“因为这个小云赤不花-Buq-a）伯尔赤）负责照管今年的葡萄阿剌吉酒，保管着给忻都斯坦（Industan）为首的诸使臣带去的葡萄阿剌吉酒，要谨慎小心地保管着。忻都斯坦为首的使者们去的时候，连同葡萄阿剌吉酒总共可以使用三匹驿马前去。”这么说了，给了带有印章的证明文书。羊年十月下旬第八日（即二十八日），在不剌（Bulad）时写毕了。

Franke判断文书属于察合台汗国后期。理由是文书所钤印章上有察合台汗国常见的双叶式徽记。③Herbert Franke，"Ein weiteres mongolisches Reisebegleitschreiben aus （14.Jh.）"，op.cit.，s.9.文书中提到的亦都护应是火赤哈儿的斤家族之外，由察合台汗国选立的亦都护。从14世纪回鹘文、蒙古文文书来看，这个系统的亦都护有乞剌失思（Kirašiz）、昆楚克）父子和成帖木儿ingtemür）。④参看党宝海《十三、十四世纪畏吾儿亦都护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29页注释。

Franke根据他对察合台汗国蒙古文文书的年代学研究，判断这份文书书写的年份“羊年”当在1331、1343、1355、1367诸年之中。⑤Herbert Franke，"Ein weiteres mongolisches Reisebegleitschreiben aus（14.Jh.）"，op cit.，s.13.

依据这件文书中提到的官员名字，我们判断书写这份文书的羊年很可能是1343年（癸未年）。

从察合台汗国的职官设置上来看，丞相、右丞、左丞这样的官职非常罕见。在年代信息清楚的怯别汗（Kebeg，1320—1327）、也孙帖木儿汗（Yisün temür，1338—1339）、秃黑鲁帖木儿汗（Tuγluγtemür 1347—1363）、亦剌思火者汗（Ilasqoja，1363—1365）时期的蒙古文文书中，均未见这类官衔。①参见上引D.Cerensodnom & M.Taube，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s.170-191所收蒙古文行政文书。它们应当是在某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用的。

丞相、右丞、左丞等官职完全仿自汉地的元朝，而在元朝，这些官职都属于政府的最高级文官。那么，文书中提到的无疑是察合台汗国的重要官员。如果能找到他们仕宦活动的时间范围，就可以间接推测出羊年文书的大体年代。

1906年，拉德洛夫刊布了一件秃黑鲁帖木儿汗时期的回鹘文“请求免税文书”。这件编号为TI（M221）［最新编号U5282］的文书是由察合台汗国某处世袭封地上的园丁们要求免税的申请书，开头部分有缺文，现存56行。②详见 W. W.Radloff，Uigurischen Sprachdenkmäler. Materialien nach dem Tode des Verfassers mit Ergänzungen von S.Malov herausgegeben，Leningrad，1928，第22号文书，ss.28—32.研究史见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423页。申请免税的园丁们在文书中历数了察合台汗国诸汗对他们免除卡兰（qalan）税的情况，其中包括也先不花汗（1309-1320）、怯别汗（1320-1326）、燕只吉台汗（1326）、答儿麻失里汗（1326—1333）、敞失汗（1334—1338）、也孙帖木儿汗（1338—1339）、马黑麻汗（1339—？）、秃黑鲁帖木儿汗（1347—1363），由于个别文字残缺，在马黑麻汗与秃黑鲁帖木儿汗之间某位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名字缺失，而恰恰在这段时期，文书第32行提到了一位叫Quba的官员到世袭封地所在的吐鲁番地区征收卡兰税。为了便于理解和讨论，此处把文书中自也先帖木儿汗之后的内容转录如下：

以上文字可以译为：

值得注意的是①以上拉丁转写和汉译，均见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207—212页。李经纬将Quba后的人名转写。耿世民将其转写，见《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92页；Peter Zieme也写为，见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Berlin：Akademie Verlag，1985，ss.176-177.本文采用了耿世民、Peter Zieme的转写方案。，32行提到的官员Quba与羊年蒙古文书中的右丞Quba名字相同。那么，两者是否为同一人呢？答案是比较肯定的。

德国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收藏的吐鲁番回鹘文文书U4670和U4761号文书，属于14世纪上半叶，内容是万户长Buyan布施印刷佛经的发愿文，文中提到了他的父亲万户长相关文字如下：③Peter Zieme，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op cit.，s.176，有拉丁转写、德译文和注释。图版见该书Tafel LXXXI—LXXXIII.Peter Zieme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对此有所论及，见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2，s.54，汉译本见桂林、杨富学译《佛教与回鹘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92页。

66anta basa mn buyan tümän bägi-ning：

以上回鹘文题记的汉意为：“然后回向我万户长卜颜（Buyan）的父亲，即万户长和我的母亲，我的叔叔万户长ödämiš，和我亲爱的弟弟tanqïtämür，（以及）我们已逝去和离去的父母、兄长、弟弟及他们的妻子。愿他们得到解脱并降生阿弥陀佛国，在金色莲花中得到再生！”①Peter Zieme，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op cit.，s.176；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s.81；桂林、杨富学译《佛教与回鹘社会》，117页。

卜颜家族应是相当显赫的官宦世家，无论从他以及他的父亲、叔叔的万户长头衔来看，还是从卜颜斥资施印佛经来看，这个家庭应该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财力。上引回鹘文请求免税文书中的官员很可能就是这里提到的万户长

根据官、私文书的一般格式，官职高、地位显的人位置居前。既然我们知道是万户长，那么，排名在之前的Quba一定是同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重要官员。这和羊年蒙古文文书所显示的右丞Quba的身份吻合。

据上引回鹘文文书，Quba任职是在马黑麻汗（Muhammad，1339-？）和秃黑鲁帖木儿汗（1347／1348-1363）之间的某个察合台汗统治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察合台汗国历史上最动荡纷乱的时期。一般认为当时的统治者为合赞算端（Qazan sultan，134？-1347）。但回鹘文文书保存的汗的名字似以k结尾，与Qazan不合。美国学者Clark 判定此人为蒙古朵豁剌惕（Duγlat）部高官异密图列克（Amir Töläk，？—1347），他当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控制着蒙古里斯坦（Moγolistan）和畏兀儿地区。②Larry V.Clark，Introuuction to the Uyghur Civil Documents of East Turkestan（13th—14th cc.），Bloomington，Dissertation for Ph.D of Indiana University，1975，p.46，note 59.文中列出了此人名字的异写形式：Töleg，Tulik。文中征引了米儿咱·海达尔《拉施德史》关于此人的记述，兹不具录。但是，此说存在很大疑点：图列克只是异密，并非察合台汗，依常理不应该享有汗号。不过，无论此汗究竟是谁，如果我们关于Quba任职时间的推测无误，那么羊年文书的书写时间应当是1341—1348年间的某个羊年，即1343年（癸未年）。

当然，Quba也有可能在合赞算端及异密图列克（Amir Töläk）之前、或在秃黑鲁帖木儿汗时期出任要职，但是现有史料还不能证实这样的假设。

综上，羊年蒙古文文书写于1343年的可能性最大。

二、吐鲁番G120号文书的书写地点

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György Kara）先生于1972年发表了一件藏于俄国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蒙古文文书。文书编号G120，属于克洛特可夫（Krotkov）收集品，长17.5厘米，宽18.5厘米，稍有残缺，共写有蒙文17行。由于上面没有钤盖印章和花押，卡拉认为这是一件14世纪未经批准的法令手稿。2003年，卡拉发表了对该文书的详细研究，包括照片、转写、翻译和注释。①G.Kara，"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Manuscripta Orientalia，vol.9（2003），pp.3—40.汉译文见敖特根译《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42—50页。汉译本附有英文原文。日本学者松井太2010年也研究了这件文书，认为这是一件蒙文官文书的抄件，并在转写和注释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②Matsui Dai（松井太），"Uigur Peasants and Buddhist Monasteries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Re-examination of the Uigur Document U 5330（USp 77）"，The Way of Buddha 2003：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Otani Mission and the 50th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Cultures.ed.T.Irisawa，Kyoto：Ryukoku University，2010，pp.55—66.文书末尾提到了书写地点，由于蒙文词汇存在几种可能的读法，不能完全排除写于孛罗城附近的可能性。

文书全文如下：

以上文书的汉译文如下（方括号中为复原的文字，圆括号中为译者为意思完整而补充的文字）：

1.我［也先］帖木儿的令旨，

2.向火州的亦都护、向以忽伦海牙

3.为首的那颜们、向以卜颜海牙为首

4的官吏们说：“这个帖木儿来说道：‘

5.名叫Taybudu Tölemiš的人

8.春（物主）从这里取走了加盖印章的文书。那个加盖印章的文书

9.被名叫Bolmiš／Bulmiš的人强行要走了，田地、水塘、

10.园子、葡萄园也没有归还。’这么

11.禀告了。现在发下此加盖印章的文书，那里的

12-13.官员依法审问，让（他们）把盖印文书、园子连同田地、水塘一起返还。如果在那里无法解决此事，

14.应该召集那些人并把他们送到这里来。”这么说了，给了（此）加盖印章的

15.文书。兔年春季的中

16-17.月（即二月）下旬第四天（即二十四日）驻在Bulun／Bol［a］d／Buluγanörö／örü时写毕了。①上引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研究》，敖特根汉译本，43—44页。译文稍有改动。

这件文书的年代经美国学者Clark研究，断为1339年，也先帖木儿汗在位的最后一年。②Larry V.Clark，"On a Mongol Decree of Yisün Temür（1339）"，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19（1975），pp.194—198.文书末尾地名的第一部分可以拉丁换写为BWLWN，因此卡拉首先音写为Bulun，但是蒙文行书书写也有省略词中A 字母的可能，所以也有读为Bulad的可能性。除上述两种读法外，卡拉论文中还列出了第三读法：Buluγan，这种读法得到了松井太的认同。③Matsui Dai，"Uigur Peasants and Buddhist Monasteries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Re-examination of the Uigur Document U 5330（USp 77）"，op cit.，p.62.不过，这种读法与词形的差别明显，可能性不大。

卡拉讨论了Bulun，认为不太可能是布伦托海，因为这是一个较晚出现的地名，在13—14世纪，布伦托海名为乌伦古湖或乞则里巴失海子。④上引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研究》，敖特根汉译本，48页。那么，该词读为Bulad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大。上文考订，1343年时，孛罗还是察合台汗国一个相当重要的城市，重要官员Bigtemür住在那里发号施令。孛罗城地当交通要冲，距天池（今赛里木湖）不远，耶律楚材、刘郁、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等往来于东西方时，均路过此地。耶律楚材记载，卜剌城“附庸之邑三五”。刘郁提到，当地“所种皆稻麦，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牎户皆琉璃。”成吉思汗分封诸子之时，这里应当是窝阔台的封地。但到14世纪初，随着海都的去世，窝阔台汗国解体，孛罗及其附近地区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辖地。根据刘迎胜的研究，孛罗直到14世纪中叶一直人口较多，也有官员居住。这在相关文献中不乏记载。⑤参见前引刘迎胜《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30—31页；同作者《察合台汗国史研究》，383—384页。

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的的迁葬反映了当时孛罗城的若干情况。至大三年（1310年），汪古部驸马术安至此，将其父阔里吉思遗体移葬故土，当地围观者达千人以上，可见居民不少。关于此事，刘敏中写道：

“武宗至大元年［1308］，封鄃王。明年，薨，世子朮安袭爵鄃王。三年，帝思忠献［汪古驸马阔里吉思——引者］之忠，加封朮安赵王。［中略］赵王一日召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谓曰：‘先王旅殡卜罗，沉寥之乡，神灵将畴依？吾疚心欲无生，若请于上，得归葬先茔，瞑目无憾矣。’二人白之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以闻。帝嗟悼久之，曰：‘朮安孝子也。’即赐阿昔思黄金一饼，得率王傅脱欢之子人匠总管八□忽都鲁、王傅朮忽难之子怯怜口副都达鲁花赤阿鲁忽都、断事官也先昔班、竹忽真、马黑答、阿的帖木儿等一十九人乘传以往，复以钱五百缗赐从者。五月，过戍边，淇阳王月赤察儿、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假卒五百人卫其行。七月，达殡所奠告，启视王体如生，乃以龙沙木柩，易衣衾敛之。众哭，卜罗人观者千余人，亦皆哭。已，乃奉柩以东。八月，至也里可儿思其先茔，王傅脱欢、府尉也不干、典食司那合、常侍脱因、忽里、怯怜口副总管答剌罕来会葬，胥襄事而还。”⑥刘敏中《中庵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卷四《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

根据刘迎胜揭示的波斯文史料，在14世纪前期，孛罗城是察合台汗国的一处重要市镇，派驻沙赫纳（shahne）进行管理。据《完者都史》记载，约皇庆年间（1310—1313年），察合台汗国驻普剌城沙赫纳忽里出黑（Quljuq）叛逃至元朝，向元朝驻守野孙漠连的大将脱火赤承相报告察合台汗国即将向元军发动进攻的消息。①刘迎胜《脱火赤丞相与元金山戍军》，《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34—42页；前引同作者《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30—31页；同作者《察合台汗国史研究》，383—384页。

从上述情况来看，到14世纪中叶，孛罗应仍是察合台汗国东部一个较为重要的城市，也孙帖木儿汗驻在此城附近是完全可能的。

在BWLWN 一词之后的词汇是AWYRW，可以读为örü、ürü、örö，若是蒙古语，意思分别是“心脏”、“果核”、“精髓”。但如果理解为突厥语örü的话，则意为“上面、北方”。②上引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研究》，敖特根汉译本，48—50页。孛罗附近居住着很多操突厥语的居民，孛罗城又译作不剌、卜罗等，研究者一般释为来自波斯语的突厥语Pulad，意为“钢”。那么，将örü理解为突厥语地名也存在着某种合理性。

如果上述推测能够成立，那么G120号文书的书写地点可能是孛罗城的北边某地。元代汉译蒙古文官文书常出现某地北面某处这样的写法，常译为某地“北里”，③例如，《元典章》卷五《台纲一》“监察合行事件”记载：“于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白寺里北里阿答必察迭儿里，相哥丞相为头尚书省官每、玉速帖木儿大夫为头台官每一同奏读过”；同书卷六十《工部三》“差使回纳牌面”记载：“马儿年四月十九日，哈儿赤北里宿的房子里有的时分，圣旨有来”。见《元典章》，陈高华等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147—148页、2011页。《庙学典礼》卷二“江南学田与种养”：“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德仁府北里鄂诺勒噶察克台什里有时分，奏过事内一件”。《庙学典礼》，王颋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28页。与此处的表达有相似之处。

如果本文上述推论无误，那么，1339年二月察合台汗国也孙帖木儿汗应该驻跸在孛罗城北。

小 结

本文初步论证了两种与孛罗有关的察合台汗国蒙古文文书的时间和书写地点的问题，认为现藏德国柏林的TM214号蒙古文文书的年代为1343年十月二十八日，当时察合台汗国一位高官Bigtemür驻在孛罗，向亦都护丞相等官员下达了驿站供应文书；现藏俄国圣彼得堡的G120号蒙古文文书可能写于孛罗城北面的某地，是1339年二月二十四日察合台汗国也孙帖木儿汗针对吐鲁番地区寺院土地财产归属的诉讼而下达的处理文书。

两件文书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对于探讨察合台汗国时期孛罗城的地位应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