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民族基础论——兼论去中国中心主义

徐杰舜 丁苏安

“东南亚是中国得以施展其全面外交战略的唯一区域”［1］187，由于地理地缘的相联性，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指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5 国)更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古以来，GMS 国家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和频繁的交往，在现实中又是“当前我国周边外交中政治互信基础最好、战争风险机率最低的周边地带”［2］。GMS 还是中国体现大国责任和善意，真正通过互利共赢来落实睦邻周边，变“中国威胁论”为“中国机遇论”，“通过全面经济合作提升相互依存度，构筑周边战略依托，有效突破岛链封锁的关键区域”［3］361，是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地区。因此，中国广西于2005年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对广西战略地位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本文从人类学角度，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广西与GMS 国家间的民族成份、民族关系或族群关系及认同等的分析研究，论证中国广西参与GMS 合作的基础与合作发展潜力。

一、同源异流:中国与GMS 民族本是同根生

中国与GMS 民族关系源远流长，合作的民族基础非常深厚。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基因分析，按照国际主流的现代人“非洲起源说”，中国人与东南亚GMS 国家的民族大约是在5 万年前从非洲走来。对此，主攻东亚人群起源和进化方向的国际分子人类学学者、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和李辉教授有深入的论证，据他们的研究:

5 万年前，黄种人到达东南亚时就已形成。基因突变大约发生在3 万年前，这时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带有M122 基因突变的一支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