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的革命群警

向死而生的革命群警

110周年警察风云人物

王鹰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革命突然到了断崖之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被迫建立自己的公安保卫机关。一群最早的公安保卫人员，在革命史的舞台上横空闪出。这一群体，包括周恩来、陈云、邓发、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康生、潘汉年、李强等。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发动“4.12”政变，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

陈赓经历过北伐战争，受过黄埔军校的培训，又有城市工作经验，主要负责特科的情报工作。特科的情报工作非常出色，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或者策反其机构中的重要人员，并充分运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广泛联络社会各界人士以收集情报。被周恩来誉为情报战线“三杰”的钱壮飞（潜伏在南京，后在长征中牺牲）、胡底（潜伏在天津，长征中被张国焘处决）、李克农（潜伏在上海，长期担任和主管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总务（又称庶务）绝不是一般的后勤事务工作。因为地头熟，这一部分主要由潘汉年（曾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负责。当时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国民党、租界警察、黑社会（大都为政府所用）都在四处寻找共产党的行踪。1930年初在上海的英租界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特科保卫人员事先租用了一座4层楼房，临时建为医院，大家都装扮为医生病人家属，由此完成了一次全国性秘密会议的顺利召开。

行动科又称红队，任务是查找并处置内奸、叛徒，主要由顾顺章、康生等负责。白鑫是最早的叛徒之一，时任中央军委秘书，1929年7月秘密向国民党自首了。正是因为这个叛徒的告密，8月24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被发现，彭拜、杨殷等领导人被捕，30日即被枪杀。特科四处缉拿叛徒，终于在11月11日白鑫准备乘船去国外避风头时，特科人员将其击毙。类似这样的行动，在特科存在的8年中，尤其是前几年中，是比较多的。

通讯工作同样艰巨而危险。既要负责无线电联络，又要在交通线上护送重要领导人。交通科成立于1929年，后更名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我党无线电专家、建国后曾任广电部、外贸部长等职），主要负责与各苏区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各个苏区与中共中央的陆路水路交通线也归交通科负责。苏区负责人前往上海，或者中央人员进入苏区，都由交通科安排行动路线并有专门的交通员陪同。

高层领导的叛变，使特科工作受到重创。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头出身，擅长组织工人运动，具体负责特科的领导工作。1931年3月，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交接后逗留汉口，被先已叛变的昔日工友认出而被捕。被捕后顾顺章很快变节，供出了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信息，提出了抓获中共要人的具体方案。这些情报钱壮飞知晓。中央得知后紧急撤离，凡是顾顺章知道的机关、领导人地址、联系人，能够通知到的，一律切断联系，包括共产国际远东办事处。但是顾顺章还是指认了恽代英、诱捕了蔡和森，致使他们很快被枪杀。

在这紧急关头，陈云承担了重组特科的重任。中央决定“一律重新改组”特委和特科，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委，领导特科的工作。但是1931年6 月2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呆下去，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

在苏区，则公开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国家政治保卫局，首任局长邓发，就是那个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的传奇人物：“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白区的特科和红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相互呼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公安机关。这一群最早的“秘密警察”，对保卫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面对敌人的搜捕，背对动摇变节分子的屡屡叛变，他们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对他们是一个恰当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