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主题美术中的乡土命题探讨

[内容摘要]藏族主题美术创作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乡土文化特性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在乡土文化背景和乡土绘画的基础上对藏族主题美术的乡土命题及其当代意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少数民族主题美术创作的发展趋势与文化导向。

[关键词]藏族主题 乡土 美术创作

“乡土”称谓源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由故乡、乡情的内涵不断扩展成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诠释。“文革”结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乡土文化”作为一个时代命题几乎席卷了整个文艺界，诸多艺术形式都涉及了这个主题，包括美术、文学、电影、音乐等。乡土文化意识源自社会变革所导致的文化价值观的迷失与彷徨，由此引发了对“乡土”原始、本真、朴素的怀念与向往。这种对“乡土文化”的执着，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文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自我认同。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的“乡土文化”早已超出了它的早期含义，乡土文化在国际话语氛围中代表着“中国的”“本土的”以及“传统的”“原生态的”等多种指向。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处于边疆或不发达地区，由于经济、交通和信息等发展不平衡而具有半封闭的乡村特点，因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保留了较为传统且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这种具有农牧文明特点的文化形态自然很容易引起中国艺术家内心的共鸣，即一种集体的“乡土情结”。从一定程度上讲，艺术家对于藏族题材的热衷与迷恋源于这种情结，本文对于藏族乡土民俗的探讨也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一、20世纪中国社会的乡土文化背景与乡土绘画

乡土社会是中国乡土文化的基础。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的大国，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农业文化基础之上的，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的乡土文化。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学和文化角度深刻分析了中国乡土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乡村、农业、封闭、封建、传统、民俗等。乡土作为一个文化主题起源于五四乡土文学，但使其在20世纪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是乡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诠释。

如果说早期的乡土文学最终涉及的是对传统封建文化劣根性的揭示的话，那么“文革”之后的乡土主题则是在经过文化、精神的反思和颠覆之后对传统文化价值和普遍人性的回归。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作为文化反思的乡土现实主义美术应运而生。1979年陈丹青创作《西藏组画》，拉开了中国乡土现实主义绘画的序幕，通过回归艺术本原、关注人性表达，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美术开创了新局面。《西藏组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性，一扫美术界沿袭的戏剧性与唯美主义的传统”。同时，“由对具体事件的反思发展到更深层的文化反思”。以《西藏组画》和同时期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父亲》（罗中立，1979年）为代表，乡土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了中国写实绘画的主流，这也是中国现当代美术中的一个独特景观。这个时期的乡土现实主义已不仅仅局限在油画这种艺术形式上，它是同时涵盖了中国画、版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一种艺术风尚，与其他艺术门类一同构成了乡土现实主义的宏大景观。乡土现实主义前期的主要精神在于新时期对人性本真和个体精神价值的肯定与尊重，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大多将视野投向中国的乡村，从封闭和落后的景象中发掘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乡土现实主义的这种人性意识体现了新时期艺术表现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和回避。随着中国社会都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土现实主义在经历了发展和强盛之后，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其在现代艺术时期的主导地位最终由都市题材取代。作为一种美术创作的潮流，乡土现实主义的确失去了原有的话语背景，但从实际的艺术创作来看，乡土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还在继续，并且在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藏族主题美术中的乡土命题

单就内容来说，乡土作为美术创作的表现对象，一开始就决定了它的风情特性，对乡土风情的表现要早于乡土现实主义。广义的乡土绘画甚至可以上溯到原始艺术的范畴，那些表现人们生产生活的图景，无一不具有乡土的气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表现乡村图景的画作更加丰富起来，从秦汉时期画像石、画像砖描绘的劳动场景，到唐宋以后的风俗画，包括描绘田园隐居的文人画，都体现了人们对乡土文化风情的钟情和向往。乡土是一个与都市相对应的话语。藏族作为少数民族，其乡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注定具有一种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风情特性。美术创作对藏族主题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藏族文化的乡土风情。无论是藏族的日常生活还是劳作场景，或者民俗节庆，特别是人们的服装佩饰等文化元素，都具有一种风情的特点。风情是藏族乡土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人们认识藏族往往是从她的乡土风情开始的。藏族主题美术创作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确立之初就体现了浓郁的乡土韵味，并在不断发展中体现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和观念。

在藏族题材美术的孕育初期，民族文化的意义还没有引起关注，所以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基本都是对藏族乡土风情的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主流美术创作多反映民主解放等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相比之下，藏族题材中依然展示了较多的民族风情，如周昌谷的《两个羊羔》（1954），艾中信的《赛马会上》（1954），方增先的《拾蘑菇》（1955）等。就连一些严肃的政治主题，如董希文表现西藏民主改革的《千年的土地翻了身》（1963）和李焕民表现翻身农奴喜获丰收的《初踏黄金路》（1963）等，也因为藏族乡土风情的在场显得更加柔和而富于温情。风情的意义在于异域风土人情所具有的一种新鲜感，因此，风情不一定都是唯美的，有时候一种落后、原始甚至是蛮荒的形象，也具有风情的特点，仅仅因为它的陌生和新鲜。《西藏组画》的成功当然离不开艺术观念的革新和油画技法的表现，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粗犷的新鲜感也的确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风情效应。吴长江的毕业创作石版组画《藏区组画》（1982），曾在全国版画展览上获得普遍的好评，作品表现了藏族人民日常劳动生活的场面，具有苍茫沉静的高原气息。另外，朱理存的《踏歌图》（1980）、周春芽的《剪羊毛》（1981）等，都表现了诗意的田园牧场情境。

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主体性的讨论中，“人”从集体意志的附庸还原为具有自主精神的个体。这个个体既包括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个体，也包括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一方面，艺术家通过对藏族人人性的感知及其文化的挖掘和探究来完成自身的精神重建与升华，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形象的藏族现实对象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获得了个体尊严，并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乡土中的人性代表了一种朴素和本真，而藏族乡土情境中的人性更加符合这一特征，从而成为艺术家探究文化和艺术本原的最佳选择。于是，陈丹青选择了西藏，在《进城》《牧羊人》《康巴汉子》中，一个个藏族男女，他们没有具体身份，不是英雄，不是劳模，他们作为画面形象，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生命的存在。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站着，就是一幅画。与此同时，很多艺术家也将目光转向对藏族人普遍人性的关注，并创作出一大批充满人性温暖的作品。孙景波的《青海湖》以一种近似浮雕的平面布局表现了一个极富温情的母性主题，为粗犷豪放的藏族画风带来一种细腻、温润的格调。此外，还有时宜的雕塑《高原之春》（1979）、韩书力的《小鸟》（1984）和方增先的《母亲》（1988）等，都将精神抒情作为这一时期艺术表现的主要追求。

乡土现实主义本身带有寻根的内涵，是对传统文化根本的探究。从文化方面来看，乡村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同时又有传统遗存的一面，藏族乡土的传统不是主流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而是区域民族文化的传统，由于乡土社会的封闭特性而得以保留和延续。这使得藏族的乡土社会还保留着传统的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服饰和生活方式以及各种节日及其派生出的各类文化形式

音乐、舞蹈等。如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壁画《扎西德勒图（欢乐的藏历年）》（1981-1985），是具有藏历新年特色的风情画卷。壁画展现了人物71位、动物49个、吉祥图案与节日用品100余种，相当于一个小型藏族节日民俗图像库。全图中心为吉祥双斗、白色羊头、青苗及各类吉祥物，左面中心内容是牧区妇女手举辞旧的火把，右面中心内容是牧区老人为迎新说唱“折嘎”。围绕周边的是丰富的传统民俗风情和节庆娱乐活动，包括除夕夜沐浴、吃“古突”，新年初一背圣水、抛五谷、弹六弦，跳锅庄舞、热巴舞，跳藏戏、献哈达、赛马、唱酒歌、备耕等。作品背景是布达拉宫、雪山、祥云、江水。这些丰富的形象信息经由艺术家的组织和表现，将吉祥如意的新年主题在画面上铺开，充分反映了藏族传统文化的丰富魅力。表现同类藏族年节的代表作品还有潘世勋的《扎西德勒》（1984）和诸有韬的《雅吉节》（1986），以及巴玛扎西《恰青节》（1998）等。

三、民族乡土文化的当代意义

中国艺术家对于“乡土”有着特别的感情，不仅是因为受到贯穿整个20世纪的乡土文化的影响，还是当代社会文化意识对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传统的观照。因此，藏族主题美术创作在表现历史、风情、乡土、宗教以及视觉审美的同时，还要体现当代社会的价值体系，要艺术而不是说教、政治图解式地将藏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体现出来，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参照。

藏族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生存状态和乡土文化观念也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田园牧场作为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藏族对于自然的敬畏，也体现了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藏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到诸多因素，其中生存问题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千百年来，藏族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与生活方式的形成都是围绕着这一命题来完成的。在人与自然长期的交流与磨合中创造出了独特的“藏族生态伦理文化”，自发地把民族的命运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和谐相处。藏族的这一传统文化体系体现了人文生态系统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依存和整体和谐，是藏族原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有责任和义务维持自然生态的和谐，而自然的和谐又会反过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是当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很多艺术家都将其作为作品的终极诉求来表现。如张晓刚《天上的云》（1981）运用稚拙的造型和厚实的笔触恰当地表现了藏民形象的质朴粗犷，几个藏女身穿藏袍，或坐或躺在草地上，远处是起伏的山丘和流动的白色牧群，呼应着天上悠然的白云。罗伦张创作的版画作品《云端》（1982）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一个正在捻线的藏女形象，人物的周围围绕着白云图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藏族女画家德珍则以一种充满童趣的装饰造型来表现人物与大自然众生的和谐相处，在《大眼睛》（2007）系列作品中，运用热情丰富又相得益彰的色彩织成了一组欢快和谐的音符，充满了原生态的自然气息。

四、结语

综上所述，除政治、历史、宗教等限定主题之外，乡土文化是藏族主题美术创作中的主要命题，无论是视觉形象的形式美感，还是精神内涵的深层价值，都离不开乡土文化这一基本架构。尽管经济生活在不断发展，社会文化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乡土文化的价值依然是藏族世俗文化的精髓，藏族主题美术创作中的乡土命题依然在延续。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和习俗都是伴生在乡土文化这一基本模式中的，一旦这种文化模式发生了改变，很多传统便无所依附。无论是藏族还是其他民族，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发展进步是不可逆挡的，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把传统乡土的一些文化要素保留下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同时，在现代文化不断冲击下，乡土文化的保留与否也决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走向，这在当前强调区域文化价值和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大氛围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文化和艺术创作的情感角度来说，我们希望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希望能够通过艺术作品把各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来。因此，当代的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应当注意提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融入当代社会文化的价值观，使少数民族文化（包括文化多元、生态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与当代文化价值契合，并努力通过艺术作品展现出来，将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继续发扬光大。

（王宏伟/博士北京理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