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到强的女性成长
——袁琼琼《自己的天空》与方方《万箭穿心》之比较

王改宁（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从弱到强的女性成长
——袁琼琼《自己的天空》与方方《万箭穿心》之比较

王改宁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女性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女强人形象，它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描写女性在多元时代下的情感困境和生存境况，这些女性在传统观念和世俗社会面前一改以往的弱者面貌而以强者的姿态直面种种困境，而从弱到强的形象转变是女性形象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

从弱到强；女强人形象；《自己的天空》；《万箭穿心》

“在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境象间的徘徊：作为秦香莲——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和花木兰——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1]从旧女子到新女性之间的身份差异是女性寻求自身解放的一大转变，从弱到强的形象转变是女性重塑自身的发展与突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女强人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的出现引起了文坛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八十年代台湾新生代女作家，袁琼琼的短篇小说《自己的天空》带有浓厚的女性自强意识，小说中塑造的静敏也被视为新时期女强人的代表。而作为大陆知名作家的方方则以冷静客观的笔触书写女性在实现自身突围时的强者姿态，《万箭穿心》中将武汉女人李宝莉塑造为生活的强者，她坚强地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虽然海峡两岸对于女强人的形象勾画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所表现的女性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在面对不幸遭遇时的心境和态度却是一致的。

一、生存困境面前的坚强乐观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女性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期，一批极具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女作家以新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引人关注，如廖辉英、萧丽红、袁琼琼、朱秀娟、李昂、夏宇、朱天文等。她们高扬“新女性主义”的旗帜，对台湾社会中女性身处的不平等地位深感不满，与此同时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新女性主义文学在岛内流行开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袁琼琼创作的短篇小说《自己的天空》引起文坛高度关注，作品也被评为1980年《联合报》小说奖，袁琼琼在小说中描写了结婚七年的静敏在丈夫良三变心，提出分居后由一个软弱无助的弱女子变为“自主、有把握的女人”。方方发表在《北京文学》2007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以单亲母亲李宝莉的生活轨迹展开叙述，她用一根“扁担”挑起生活的重担和家庭的责任。对于袁琼琼和方方来说，她们的文学创作由于政治、文化、经济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她们用不同的文化生命底色和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来表现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这其中也表现出许多内在的一致：坎坷的情感遭际、执着的命运抗争、从弱到强的姿态转变。

在袁琼琼的小说中，静敏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收入、没有话语权的家庭主妇。她对丈夫良三言听计从，并且视他为自己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静敏是完全依附于丈夫而存在的小女人。小说开篇便描写良三带着自己的弟弟陪静敏在饭店吃饭的情景，这不像聚餐倒像是一场谈判。当良三提出让静敏搬出去住的时候，良四和良七都在一旁劝慰嫂嫂，希望她能安静地接受丈夫出轨的事实。“她一下就哭起来了”，七年的夫妻生活竟然败给了怀着良三孩子的舞女。虽然丈夫为她找到了另外的住处，但身陷尴尬处境的静敏不愿委曲求全，在哭过之后，她主动向良三提出了离婚。“静敏也觉着了一点得意，那三个人一下全抬了脸”，人格的自尊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让她决定用一种新的方式迎接以后的生活。然而，成为单身后的静敏面对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养活自己，她用丈夫的离婚费开了家工艺材料行。

七年的婚姻让她学会依赖丈夫，“她连单独出门都没有过”，静敏的生活空间被完全局限在狭小的家庭之中，离婚的决定让她从此不再视男人为靠山，她成了自己人生的主宰。然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冲破婚姻的束缚并不意味着完全获得了自由，她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同时还会面对随之而来的物质困境。作为被遗弃的女人，她虽然也有惶惑和不安但却没有迷失自己，她依然用一种坦然的态度接受这些变化。静敏开办工艺材料行，后来又到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她用执着追求的精神和真诚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这也使得她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袁琼琼在静敏的身上寄托着自己的女性意识，女性在追寻人格独立的同时应该获得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万箭穿心》中，李宝莉是生活在武汉的普通女工，下岗后帮人卖袜子赚取微薄的收入。年轻时的李宝莉凭借自身的姿色嫁给了有学历的马学武，她认为“有文化的人智商高，这东西传宗接代”。小说中，李宝莉蛮横泼辣，对待丈夫多用暴力的手段，她以自我为中心，丈夫的厌烦、公婆的不满和儿子的冷漠，她都视若无睹。面对丈夫与厂办文员的私情，她用报警的方式来对待丈夫的背叛，这种决绝的方式彻底击溃了马学武的心理承受能力，“一夜之间，马学武就白了头发”。而当他打听到是妻子李宝莉报警的时候，他用跳江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结束了与她多年的夫妻关系。

对李宝莉来说，家庭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儿子小宝的学费和公公婆婆的生活开支都需要她来承担。这无疑是一个挑战。丈夫活着的时候，李宝莉也是个家庭主妇，她“不跳舞不唱歌也不打牌，下班回家就忙做饭，吃完饭洗碗抹桌子，洗了碗还要洗衣服晾衣服”。然而，丈夫的离世没有让她失去生活的信心，她认为生活需要自己去扛住，“再累再难再委屈，我都不得去死”。面对生活的困境，李宝莉没有屈从而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接受这种局面，她开始在汉正街靠挑扁担为生，用一个人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方方曾说：“像武汉这样一个老工业城市和一个老商业都市，有着无数下岗的女工，也有着无数做小生意的女人。她们像男人一样，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节奏快捷而又市场纷乱的时代艰难地讨一份生活。相信她们中的许多人都遭遇过人生的大劳累和大苦痛，但你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却很少像小女子一样哭哭啼啼，或是时时一副苦瓜脸，更或是见人便痛诉自己的遭遇。她们常常用咋咋呼呼的大笑把内心的痛楚掩盖起来。”[2]

二、情感困境面前的勇敢独立

如果说生活的困境让静敏和李宝莉学会重新定位自身，积极面对生活的话，那么情感的困境则让她们在精神层面学会独立自省地把握自己。在小说《自己的天空》中，作者没有过多地渲染社会环境，而是通过单纯的叙事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故事构架的依附却并不让读者感到空泛，因为小说的背景设置是放在大男子主义盛行，女性退居狭小的家庭环境下展开，这样的社会背景具有较强的延展伸缩性。

在袁琼琼笔下，静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和伦理纲常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与丈夫良三的婚姻经媒人撮合而成，“是很平静不费力的婚姻”。结婚后的静敏，遵守妇道，以丈夫为中心，去饭店吃饭遇到良三爱吃的菜肴，她便会潜心学习，她的衣着妆容也因良三的喜好而变，在外人眼中静敏可以说是温柔贤妻。但隔绝的生活环境和没有生育的婚姻现实让丈夫良三有了出轨的念头，当静敏的婚姻受到威胁时，她感到惶惑不安，无言的泪水是她对丈夫的控诉。然而，当她在清醒之余重新看待两人的婚姻时，“她觉得自己并没那么爱良三，或许良三对那女人的感情还深些”。婚姻的危机让静敏有机会重新看待与自己相伴七年之久的丈夫，同时也让她有机会重新选择以后的路，所以她没有委曲求全地搬进良三为其安排的出租屋而是以一种毅然决然的态度选择离婚。

“女性在自我意识的清醒与独立之后总是带着渴望的双眼去寻找男人，寻找值得爱的男人。爱的寻觅过程也是女性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过程，最终在爱的圆满和谐中确立自我并获得精神与情感的超越。”[3]对静敏来说，过去的婚姻就像自我沉沦的深渊，离婚之后的她才真正开始寻求爱的伴侣。寻爱的道路总是曲折崎岖的，静敏在爱的旅途中同样有着迷茫与不安。在小说中，离婚后的静敏受到了良三弟弟良七的关心与照顾，这种爱并不是男女之情而是一种怜恤和关怀。静敏与良三生活了七年，在这期间，她对良七的关心和照顾是一种类似母亲的关爱之情，这是似于“长嫂为母”的情感影响。她遭受婚姻危机时，良七的尊重和同情让她感受到一丝安慰；在独自生活时，良七的多次看望也让她感受到一种温情。对于年轻的良七来说，爱的瞬间冲动是可以理解的，而静敏只是把他当作小弟和儿子一般的看待。屈少节的出现，让静敏体会到爱情的滋味，“她喜欢他那副倔强的样子”，虽然他是结过婚的男人，但在爱情面前，静敏也无法自控。这时的静敏已经从一个弃妇变成了独立能干的女人，“她决定自己要他”，两人就这样开始了同居的生活。她和屈少节的结合没有婚姻的合法性，也不受世俗的羁绊，只是因为爱情而在一起，爱的勇气让静敏学会追寻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

与静敏相比，李宝莉遭遇的情感困境是双重的，不仅有丈夫的情感背叛，也有儿子的亲情危机。马学武的出轨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忍受妻子的泼辣无礼，而缺乏自省意识的李宝莉在一步步加深与亲人之间的隔阂。在小说中，李宝莉是一个心直口快、言语刻薄，刀子嘴、豆腐心的武汉女人，虽然对丈夫和公婆满心的牢骚和抱怨，但睡一觉也便会忘得烟消云散。面对丈夫的出轨，她以积极的方式应对；面对丈夫的自杀，她坚强地挑起家庭的重担，生活的困境和情感的危机让李宝莉从一个弱女子变成了生活的强者，而亲情的冷漠则让她学会坦然承受。在方方笔下，儿子小宝对李宝莉的决绝、公婆对李宝莉的无情让我们看到母爱的无奈和亲情的冷漠。丈夫的死让李宝莉对儿子和公婆心存愧疚，她用一种近乎赎罪的方式来弥补他们内心的伤痛。她在汉正街任劳任怨，将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留给婆婆，拖着生病的身体去照顾病床上的婆婆，不惜卖血去拼凑儿子读大学的花费，本以为儿子会体谅母亲的苦心，但失去父亲的小宝始终将她视为仇人一般，李宝莉在这个家“就像个房客一样，除了拿钱回来，其他一切，都似乎与她无关”。在小说的结尾，李宝莉被儿子赶出了家门，看到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对她的绝情和恨意，她心灰意冷，但“第二天一早，李宝莉用她讨生活十几年的扁担为自己挑了一次货，扁担的一头是装着她衣物的纸箱，另一头是一个编织袋，里面捆了一床被子。”在李宝莉身上，我们看到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对她的态度不是一味地同情而是充满了敬佩之意，婚姻的困境和亲情的失落没有击垮这个弱女子而是让她在一次又一次的窘境中变得独立而坚强。

三、女性形象的突破与新变

《自己的天空》不仅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是重建女性自我的目标所在，女性的天空不再低矮，女性的命运不再悲戚，她们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下大放异彩。袁琼琼在这篇小说中所灌注的新女性主义思想具有普遍而深刻的现实意义，“自己的天空”也成为台湾女性主义者争取社会地位的口号。性别身份的契合，也让方方更加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需求。在小说中通过对李宝莉的形象塑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关注女性从寻求外围反抗到实现自身突破的变化，颠覆了人们对女性弱者身份的认识。

从弱到强，从外在层面来看是女性形象的改变，而从内在本质来说则是女性自我的健康发展和独立人格的构建，这也是女性文学作品所追求的价值所在。女性文学从之前的沉默到“浮出历史地表”，再到如今写作的蔚为壮观，这一变化是女性实现自身诉求，重拾话语权的过程。文学作品中女强人的形象描摹改变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镜像定势而将女性置身于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将她们从家庭的狭小空间中解放出来，寻求自身在社会中的新定位。静敏和李宝莉本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她们的生活也多局限在闭塞的家庭之中，当面对丈夫出轨、亲人疏离时，她们一改往常软弱卑微的形象而是在困境中一步步重塑自我，最终成为经济独立、积极坚强的强者。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女强人，她们并不是天生的强者，而是在遭遇情感背叛和生存困境中成为能干的女人，她们的强不是强势也不是蛮横，而是在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层面的重新定位。

[1]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2]方方.万箭穿心·序[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3:3.

[3]李孝佺.女性天空与女性文学的新空间：评袁琼琼《自己的天空》[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6(2).

(责任编辑：王念选）

I06

A

1673-2928（2015）03-0011-03

2015-04-01

王改宁（1990-）女，河南巩义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