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执政道路探索的省思＊

于学强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山东 聊城252059）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执政道路探索中出现重大失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既是反思历史和汲取教训的需要，也是规避现实失误、开辟美好前景的需要。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探索失误的原因

（一）个人崇拜下集体领导制度的名存实亡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探索失误最重要的原因是个人崇拜。我们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了6条规定，即不做寿，不送礼，不敬酒，少鼓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1］正是由于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才使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走出一条较为健康的执政道路。但是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最终又使我们落入个人崇拜的窠臼，提出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2］承认正确的个人崇拜自然也会为不正确的开辟道路，因为人的评判标准并不相同。

个人崇拜思想极大的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的探索，突出地表现在其对执政主体自身建设的冲击方面，尤其是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主要领导人思想的冲击。毛泽东面对内忧外困的发展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出发，认为党的领导人出现了问题，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走资派、右派，这种认识导致彭德怀、陶铸等大批党的优秀领导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人身遭到攻击与迫害，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个人崇拜对执政党自身最大的影响就是，使得中国共产党优秀传统——集体领导黯然失色。由于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制原则和民主体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3］导致许多领导人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情。面对个人崇拜下集体领导变为个人专断的现实，几乎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了。后来毛泽东也逐渐意识到个人崇拜的危险。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提出，对他的个人崇拜要降温。说“四个伟大”讨嫌，要统统去掉。［1］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航道在这时已经不能靠这种批评来拨正了。

（二）政治挂帅下阶级斗争为纲的加速扩张

倡导政治挂帅下的阶级斗争为纲，是执政道路探索失误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早就有政治挂帅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思想被推至极致，要求各个领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4］。同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早在八届十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甚至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有这种思想，［5］后来这一思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认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6］。

在政治挂帅指导之下，为防修斗私，出现了权力集中化趋势。首先是国家权力向执政党转移，使国家政权机关成为党的附属物，提出“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7］459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权力机关地位，开启了执政党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序幕。其次是党组织自身开始不断行政化，直接掌握和行使政府权力。1958年6月党中央成立了五个小组，主要分管财经、政法、外事、科学和文教工作，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和书记处，随后便开始直接管理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日渐在执政方式上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

政治组织与国家机关的功能定位的异变，造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一方面扰乱了国家政府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使得执政沦落为执行具体事务，导致执政道路探索出现了迷离。随着中央文革小组与地方各级文革小组的成立，党政组织及其领导人也面临各种冲击和清洗。“最后，对党组织的冲击使军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政府权力，他们占据了政府要职并继续经常性地对知识分子和官员们进行打击”，［8］民主党派受的影响更大。“据不完全统计，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一百多人先后被揪斗或抄家……到 ‘文化大革命’后期，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总数由8．7万余人降到6．5万余人”，［9］民主党派作为监督力量的削弱，同样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的正常探索。

（三）中苏交恶下反修防修思想的极端发展

中苏关系对我们执政道路探索失误影响甚大，尤其是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引起中国共产党的警觉。随后，中国先后否定了赫鲁晓夫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主张，苏联则陆续撤回援助专家，撕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此，中苏之间开始了国家间的政治、军事对抗，甚至一度可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迫使中国共产党反思苏共执政道路。但是，在独立探索执政道路过程中，由于没有了苏联帮助和其他成功经验作为借鉴，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比较短、经验不足，一些基层党政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能力比较低，在工作当中无法达到岗位要求，导致工作的实效性大受影响。

在反思苏共执政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注意到苏联本身存在的问题，认定赫鲁晓夫自苏共20大后，开始带领苏联走了一条修正主义的不归路。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肯定要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警惕防止国内修正主义的产生。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防止别人夺了自己的权，因为以他的地位与影响任何人都很难夺他的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他认为中国修正主义“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所以我要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10］很明显，这种反修防修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过了头，就会影响国内和执政党的正常建设。

中苏两党的关系恶化引发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的探索。“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党和毛泽东不得不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把党内同志之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3］另一方面，反修防修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世界革命的思想，也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安全。苏攻美守世界格局下，中苏关系交恶，使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苏联。所以，尽管反修防修有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但是确保了我国内乱丛生的年代，外部安全没受到严重挑战。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探索失误的表现

（一）革命斗争思维在执政条件下的异变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的革命思维与斗争思维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和党内环境影响下，发生新的异变。建国之后，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都说明革命斗争思维的持续性影响。

事实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对于政治运动的偏爱，希望在政治运动中维护政权的“左”的思维，不仅不能维系社会的稳定，反而会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当中虽然出现一些失误，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是，从196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已经从部分失误转向了全面错误。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彭真五人小组起草了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予以批判，这原本是希望通过学术批判的形式，约束“左”倾，却遭受“四人帮”的全面批判，并由此演变成对党内一些持有正确意见领导人的批判。斗争的思维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社会建设，使得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走社会主义建设的航道出现偏差。

本来，在革命时代的斗争，可以通过获得政权而终结。但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在获得政权之后，仍然沿用了斗争思维，结果不仅没有很好地发展经济来巩固政权、执好政，反而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影响了发展，甚至出现全国大乱。“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先的各省市中共党委、省市政府、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实现了所谓 ‘全国山河一片红’”。［11］“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的执政方针由经济建设转变为阶级斗争，导致大量的知识分子被迫害，大量的学生中断了自己的学业，科研工作者荒废了业务，导致了中国文化、科技人才的断层，这一点在文革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

（二）文攻武卫方式在执政活动中的运用

建设时期以斗争思维推进政治运动本身就不对，而以文攻武卫的方式推进这一运动更是错上加错。“对于共产党来说，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运作方式虽然退出历史，但是却有强大的历史惯性，特别是命令动员型的政治发展模式一直是我党理想的选择”。［9］“文化大革命”后，“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开始领导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大串联等等，通过政治运动来夺取政权。 《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总攻击”，对全面夺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年7月，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了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而后“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 《文汇报》公开发表，并引发升级，使国家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混乱之中。

在这一时期，“四人帮”频繁登上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毛泽东鼓励了这种运动，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并要求在他们在斗争当中“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12］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这种文攻武卫不仅成为一种重要的运动方式，甚至还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执政活动，对于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红卫兵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由于这些人多是青少年，他们对政治、社会等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很容易被不良企图的人所利用。运动不仅影响到国家的正常经济建设活动，还对已有的建筑、文物设施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使一大批无辜的群众、优秀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同样，这种文攻武卫的手段也成为夺取政权、干扰政权运行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时期，林彪集团也参与斗争伺机夺权，幸好为毛泽东发觉而较早地予以粉碎。由于从根本意义上讲，搞运动的斗争目标是政权，这些文攻武卫自然也指向掌握政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为了彻底将他们搬倒，文革的组织者充分利用了文攻武卫的手段，以及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搞乱了国家机关。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行使党政职权。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让本已经比较完善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变得千疮百孔，“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而这也是到导致十年动乱得不到有效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统一思想后导致的执政理念的偏差

“文化大革命”试图以大乱求大治。但是，这场运动却在不自觉中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航道引向歧途。“文化大革命”始于否定建国以来文化的“红线”专政，并以此为借口，首先开始了对文艺界的全面批判，用政治的手段来促进文化革命。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3］188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政治影响干预文化的情况就十分突出，而政治打倒旧文化的结果是文化界的万马齐喑，丧失了文化的创新力。文化领域的统一思想，往往成为禁锢思想的同义语，比如各种各样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样板戏粉墨登场，消灭了戏曲的多样性，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在这一时期消失了。文化一旦变成禁锢人们思想的东西，创新思想就会被消灭，随之而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跟风与盲从。

像样板戏改造戏曲一样，在教育方面的统一思想就是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实际上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但真正达到高潮是从1968年开始的。当时，伴随红卫兵和大串联运动的结束，全国有2000多万红卫兵没有工作，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中学的学生。由于红卫兵运动破坏了教育体系和活动，如何解决运动结束后的红卫兵问题，成为摆在毛泽东等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推进了“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鼓励知识分子到农村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从1968年开始，当时的几乎所有的高中生、初中生都到农村地区接受锻炼教育，总人数达到了1600多万人，甚至有很多大学生也参与到上山下乡运动当中。劳动可以锻炼和改造人，但是这种建立在破除教育基础上的举措肯定要付出代价。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受到影响，执政后续力量的培育工作被削弱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语录化、庸俗化、简单化，给人们思想带来了混乱”。［13］由于思维方式上过分强调对立，用非此即彼的思维看待一切问题，造成了现实政治生活中你死我活的对抗，也导致全民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对领袖的愚忠愚孝，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十年正常的教育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人才建设出现了一个大的断层，这种断层实际上给我们党在日后的执政道路探索过程中出了个难题。所以，“文化大革命”造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探索的伤害是历史性的、深远的。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探索失误的启示

（一）法制是探索执政道路的根本保障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路探索之所以出现失误，根源在于执政理念方面出了问题，并影响了执政方式的选择。中国传统人治思想的历史惯性，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比如，新中国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随后，人治重新抬头。如毛泽东指出：“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我们主要靠会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维持秩序。”［7］366人的头脑是一块思想阵地，一种思想不去占领自然就会被与之相对的思想占领。放弃法治必然会滑向人治，导致在执政方式选择方面误入歧途。这种思维固化在那个时期许多领导人中都存在，由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都有份。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14］在执政道路失误方面厘清个人与集体责任的同时，更重要的还要厘清人与制度的因素。胡乔木指出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虽然有个人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个人的因素。”［15］与个人因素相比，“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点”。［14］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积极推进执政道路建设，应汲取历史教训，立足依法执政，注重规范建设，筑牢规避失误的制度保障。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要尊重法律，开发制度功能，尤其要注重民主制度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4］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治国方略，对法治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道路探索中，落实依法执政至少应有三个层面的要求：一是作为执政党要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立法建议，将党的路线和政策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且率先自觉遵守法律，尤其是宪法；二是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使依法行政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理念，通过培育法律至上意识和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真正实现依法授权、依法用权和依法制权；三是尊重法律规章的制度外化，树立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通过加大制度的执行力来落实制度和体现法的精神。

（二）民主精神是探索执政道路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执政理念之下，执政主体应涵盖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广大民众。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执政主体建设存在问题，主要是缺失民主精神进而导致执政道路探索失误。在党内民主发展方面，由于采取“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的模式，“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对党内民主的极端破坏……党内严重分裂，民主发展的合力难以形成”。［16］不仅如此，通过党内斗争来发展党内民主，还会撕裂党内力量，产生大量的内耗，导致权力集中和影响党内民主作风的养成。在党际民主方面，虽然“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17］但自1957年始，“民主党派被视为反动党团，民主党派成员成了专制对象……党际民主也完全被荒废了。”［21］在人民民主方面，试图通过运动式的群众参与解决反修防修问题，好像找到了一条“大民主”的道路。但是，现代意义的民主绝对不宜牺牲秩序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不应是参与者众为标准，而应是讲求有序参与条件下的多数参与，内含稳定与发展之义。借口广泛发动群众和落实群众路线，搞自下而上革命式的大运动，是破坏稳定秩序和影响发展前景的，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今天，继续探索执政道路，首先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关键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和落实党的委员会制度，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和保障党员权利。为此，要不断创新民主集中制与党委制的组织原则与决策机制，实现制度创新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在此基础上，通过认真贯彻落实 《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规章，赋予和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保障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其次，要积极推进党际民主，珍视民主党派这一宝贵的政治财富，不断推进党际民主的制度化。因为，从理论上讲，“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19］积极推进党际合作，必须健全党际制度和具体规则，真正让党际关系达到规范化、程序化。再次，要积极推进人民民主，必须从人民民主的视角认识和对待执政道路探索问题，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终通过“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得到充分实现，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党的执政环境中得到充分保障，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在党的执政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20］

（三）政治生态是探索执政道路的重要条件

执政道路探索失误，是复合性因素的结果，是政治生态没有提供良好的土壤，尤其是“国家权力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对社会形成 ‘全能政治’性的强大控制。”［21］党、政、群、社关系不顺，实际上也会造成党执政环境得不到优化，进而影响到执政道路的探索。“文化大革命时期”，执政环境未得到优化，是造成道路探索失误的重要条件。就国际环境而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不断挑衅等，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道路探索中，首先考虑是执政安全，失误与这种“防范”意识有密切关系。就国内环境而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形势及民众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导致错误地提出和发展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社会发展阶段，导致探索偏离实际。就党内环境而言，个人崇拜和防修斗私的作用，使党在用人与决策方面出现失误，进而影响了执政主体建设和执政道路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执政道路探索方面出现的重大失误，不仅使我国丧失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使我国的政党制度受到侵害，也使得社会稳定受到破坏，整个国家陷入紊乱状态。

今天，我们的党政群社关系有较好的发展，但国际国内与党内环境仍然需要优化。首先，就国际环境而言，“当今的世界秩序不是建立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上”，［2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视仇视中国思想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西方价值观以文化多元化为突破口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态。面对于此，我们党既要坚持和平外交方针，不断优化外围环境，也要保持高度警惕，不断提高判断形势的能力，始终掌握处理国际关系的主动权。其次，就国内环境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来自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伴随经济领域中的五个多样化，新兴阶层的出现与阶层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社会问题复杂、腐败现象突出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提升合法性和重拾民众信心的高度，有效整合社会各方面利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再次，就党内环境而言，需要进一步优化优化人才选用机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将优秀的党内干部选拔出来，配好用好；需要继续完善党的决策机制，在划分决策范围、明确决策权限的基础上，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党委会“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议事规则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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