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笔记

安黎

路过汶川

都江堰以西，公路时而像一条裤带，绕着山腰盘旋;时而像一道脚链，缠着山脚逶迤。无数座山，腆着肚皮，臃臃肿肿，宛若比赛中的相扑运动员，纠缠着，勾搭着，既巍巍乎，又危危乎。山上的植被并不繁茂，仿佛刚刚理发了一般，多少有点儿秃头秃脑。

一侧是面目狰狞的峭壁，一侧是滔滔不尽的河水。公路就在这样的夹击中，局促地蜿蜒着，扭捏着。河里的鹅卵石大小不一，大者，如牛如虎;小者，似桃似枣。鹅卵石散漫地躺在河床上，从而使涌动的河水，或咆哮，或幽咽，腾起一扇扇的巨浪，卷起一丛丛的漩涡。水很混浊，黄黄的，让人不由得想起了黄黄的黄河。

山前面是山，弯过去依然是弯。在起起伏伏的道路上，车辆不停地转弯，不停地转弯，人坐在里面，东摇西晃，昏晕得仿佛要飘拂起来。驾驶员小寇，三十岁出头，高个窄脸，肤色略黑，是个藏族小伙子。小寇一边驾车，一边警觉地斜眼朝山上瞥。询问其故，小寇回答说山上时不时地往下滚石头，在山间驾车，得时时提防，处处留意。石头一旦砸中了车子，弄不好，会车毁人亡。

道路是新修的，路龄至多三岁。旧路在河的对岸，但那条路的大部分，都被碎石埋没，只裸露出缕缕残痕。这些残痕，仿佛一绺绺撕扯的纸条，在证明着自己昔日的身份。汶川大地震，不但造成十几万人生灵涂炭，而且也使一条道路命归西天。大地震堪比一场大屠杀，其惨烈的程度，罄竹难书。道路被杀戮了，我们看到的点滴残痕，不过是道路的点滴尸骨;而路面上堆积的碎石，更把一条曾经车水马龙的道路，变成了一座逶迤寂然的墓茔。地震发生的顷刻，山崩地裂，坚硬的山体，一瞬间就变成了酥脆的蛋卷，稀里哗啦地崩落下来，埋葬了公路，堵塞了河流。那条路，是成都通往川西几个州府数十个县市唯一的通道，路上车辆的密集可想而知。那些行驶的车辆，那些驾车或乘车的人，在地震来临之际，都无处可逃——一边是峭立的山，一边是湍急的河，而河流与道路之间，也是数丈高的悬崖——山体垮塌，破碎的石块，疯狂地坠落而下，刹那间就把道路覆盖。那些汽车，那些摩托车，那些驾驶汽车或驾驶摩托车的人，那些乘坐汽车或乘坐摩托车的乘客，都成了道路的殉葬品。三年以后，当我从这里经过，放眼望去，上百公里的道路，依旧压在碎石之下，原封不动，没有得到任何清理，而且，看样子，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人掏挖它了。路真的成了那些不幸者的坟墓？车辆真的成了不幸者永恒的棺木？他们是谁？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母亲是女儿，是父亲是儿子？他们是失踪人数里的一个渺小的数字，还是更为不幸，未能挤进那串不断被删减不断被更改的数字？虚情假意的数字，何以承载沉甸甸的生命？生命，不论活着或死去，都是有尊严的，但一场地震，不但把无数的生命，化为了山石里蜷缩的累累枯骨，更化为了一笔随意涂抹的无比潦草的糊涂账。天灾或者人祸？这是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答案的问题。当质询的嘴巴被封堵时，我更相信它就是一场典型的人祸。

汶川城因祸得福，不幸者的悲惨为幸存者铺垫了幸福之路。据小寇介绍，今日的汶川城，比之过去的汶川城，其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描述。路面平整笔直，楼房整齐有序，花园里花朵簇簇，绿化带里绿茵行行，整个县城，崭新得仿佛刚刚化过妆的新娘。商店里的货物琳琅满目，餐馆里的食客人声鼎沸，茶楼里传出的音乐春风荡漾，歌厅里晃动的身躯如醉如痴。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从前，一切仿佛都未曾发生。那些失去亲人者眼里聚集的汪洋般的泪水，似乎一夜之间被擦拭得一干二净。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的游客，在街头游荡着，又说又笑，举着照相机拍照留念。只有个别歪倒的建筑，没有来得及掩盖，像胎记一般，刺目地裸露在阳光下，仿佛在诉说着昔日的惨烈。

而今的映秀镇，美丽得宛若童话里的幻影，房子均为四层，屋檐飞翘，色彩缤纷，一栋一栋地矗立着，组成了别样的图案，散发出富贵的气息。这些建筑，像羌族部落首领的豪华山庄，又像汉王朝皇家的奢侈宫殿，更像当下暴发户们的炫富别墅。在地震中，映秀镇遭遇了灭顶之灾，而今，短短的三年以后，它却像凤凰涅槃一般，获得了重生。但在我看来，如果把映秀比作一个人，那么，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是原来的老住户了，而是一个新近搬来的移民。移民和老住户之间，血脉不相连，气息不相投，只是移民比老住户更为青春靓丽。映秀镇幸存的人们，套用《圣经》上的一句话，那就是“你们有福了”。你们的亲人，若地下有知，也会欣慰的。但我知道，映秀镇建设得如此阔绰，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地人的居住，无疑还另有企图。映秀镇担当着多重角色，它是一张名片，是一张广告牌，更是一张锡箔纸。锡箔纸贴在那些污迹斑斑的脸上，让那一张张丑陋的脸，金光闪烁。

比起汶川与映秀的重新站立，我更关心那些失去亲人的孤儿，关心那些失去爱子爱女的父母。时间可以促使旁观者遗忘，时间也可能冲淡我们的记忆，时间更有可能让身体的伤痛痊愈，但对于一颗颗严重受伤的心灵，时间纵然再神奇，却也显得无能为力。有些哀伤，可以让岁月的风刮走，但有些伤口，终其一生也难以使其愈合。那些无父无母的孩子，那些痛不欲生的父母，他们现在究竟在哪里？

我曾坐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面对电视画面，为这片哀鸿遍野的土地流泪，为这里承受苦难的同胞悲戚。一个一个惨不忍睹的镜头，像刺刀一样，戳穿了我的心。我不属于富裕人群中的一员，但一家三口，还是尽其所能，为灾民捐献了九百元钱。我的儿子，背过我，背过他妈妈，独自一人去了红十字会，掏空了口袋，把仅有的一百元生活费，全部捐献了出去，以至于后来他的生活捉襟见肘到了饿肚子的程度;为了节省开支，在十几天里，他连早点都不敢吃。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力量是微薄的，但那微薄之力，微薄之爱，抵达灾区民众的手里和心灵了吗？

今天我从汶川经过，从灾区民众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悲伤。但我知道，笑容常常是悲伤的装饰品，把笑容展示给别人，而悲伤，却只能自己默默地吞咽。失去孩子的父母，失去父母的孩子，他们心中的痛，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品尝和品味。

我是汶川的过客，但我的心里，依然涌动着莫名的悲伤。

走进金川

车子一路向西，一路向西，似乎没有尽头，没有终点。

过了阿坝州府所在地马尔康，道路越发地局促狭窄。路两旁的山坡上，或散散漫漫，或紧紧巴巴，盘踞着不少藏族村寨。这些村寨，或耸立于危岩，或蹲坐于斜坡，其房屋，石墙石顶，多为两层或三层，但建筑风格，和马尔康一带有着显著的差异。马尔康地区的房舍，主体方正，屋顶扁平，棱角饱满。但眼前的房舍明显浑圆了许多，屋顶仿佛戴上了鸭舌帽，墙壁仿佛穿上了鸭绒服，给人的感觉，像长了一身虚胖的赘肉。相同的是，那些或孤寂，或结伙的经幡，都是那样的迎风招展。经幡有的在屋顶摇曳，有的在山坡上飘拂。山坡上的经幡特别刺目，在汹涌的绿色之中，突然冒出一道白色或黄色的旗子，它带给人的，除了些许的匪夷所思，还有一种精神的震撼。白色黄色的经幡，仿佛猎猎旌旗，在坡地里蔓延着，颤抖着，扯得很远很远。伴随经幡的，还有那些寺院。寺院总是与村寨相互依存，似乎无寺庙就无村寨。寺庙不巍峨，不雄伟，其规模，超不过一座普通的民宅。寺庙为一座白塔，白塔上的尖顶，镶嵌着黄色的金属物，是铜，还是金，我懵懂不清。尖尖的金属物，像一个个镀金的棒槌，在熠熠的阳光里，散发着幽幽的亮光。佛塔呢，更是随处可见：山坡上，河岸边，或者就在道路旁，一尊尊的佛塔悄然而立。佛塔一律为玉石雕砌，呈白色，或高或矮。高者，两丈三丈，宛若叠起的罗汉;矮者，不过三尺盈余，形似香炉。

金川城坐落于一个狭窄的盆地里，四周青山高耸，城侧河流奔涌。山上仿佛被剪成寸发的脑袋，植被并不繁茂。但山很高，亦很胖，肥沃得仿佛大力士一般。河流被当地人称为金川河，但其实，它是赫赫有名的大渡河的上游。一句“大渡河上铁索寒”的歌词，就使一条普通的河流，变得不再那么普通。铁索桥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我看到的资料，可以确信，教科书上的文字，与客观的事实相距甚远。以愚化人为己任的教科书，它并不担当挖掘事实真相的责任，相反，它在竭心尽力地埋葬着真相。启蒙，还是遮蔽，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话说，“这是一个问题”。读迷魂药一般的教科书，人不会变得愈来愈聪明，而是会变得愈来愈愚昧。阅读类似于吃饭，不是吃得越多人就越健康。如果失去对食物基本的甄别能力，如果不明察秋毫般地对食物进行筛选，吃得越多，很有可能中毒越深。许多高学历的人，靠死死地背诵教科书“过五关斩六将”，升至学术的高端，但再闪亮的标签，都不能掩饰他骨子里的可怜与愚蠢。老百姓的愚昧让人同情，因为他们是一群被愚化成功的木偶标本。但明明很愚昧，却不知道自己愚昧而四处指手画脚的所谓成功人士，只能令人鄙夷。

河水波涛滚滚，汹汹涌涌，澎澎湃湃，汤汤汁汁。水又黄又灰，宛若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一片混沌。现在的金川城依河而筑，河流的走势，决定着城市的走势。河流婉转，城市则婉转;河流扭动，城市则扭动。但老县城，却搁置在半山腰里，与现在的城市连为一体。重心下移，繁荣不再，但老城区并没有荒废。

抵达金川时，已接近傍晚。文化局长苏萍兰女士在半山腰的“农家乐”，安排了饭局。苏女士的芳名早已耳闻，但见面，还是第一次。苏女士个头高挑，端庄典雅，她自称是藏族，但其实，她母亲是汉人，父亲是藏人，而她自己，则是藏汉通婚之后的灿烂果实。陪同我们一起就餐的，还有县委办公室主任郑刚。郑先生个头不高，白白净净，戴副眼镜，颇像一位书生。郑先生是当地有名的笔杆子，也是四川省作协会员，他出版过一本书，名叫《乾隆金川——土司与帝王的对话》。郑先生言称祖籍陕西，但我在他书中的“作者简介”里，却看到了“藏族”二字。一询问，才知道他爷爷的爷爷，在平叛金川土司的叛乱中，作为平叛的清兵，被宫廷从陕西发派至金川。平叛之事，发生在清王朝鼎盛时期的乾隆年间。叛乱平息之后，士兵们就近解散，他们在当地驻扎下来，纷纷迎娶当地的藏族女性为妻，繁衍生息，繁殖后代。从先祖离陕，至郑先生，过去了多少年月，郑先生的民族血统，模糊得大概都难以辨析和确认了。号称藏族的，其实很难说他或者她，就是地地道道的藏人。汉藏之间，像水与乳，不停歇地通婚，不停歇地融合，搅拌来搅拌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厘清。平叛之时，清廷调往金川的陕西籍士兵，有十万人之众。他们的后裔，像播撒的种子长出的禾苗，在金川乃至金川周边的区域，到处皆是，并非郑先生一人。

晚餐过后，苏女士和郑先生陪同我们在老县城溜达。沿着一条柏油斜坡路上行，走不多远，就与一个古旧的院落相遇。两栋建筑，一栋靠前，一栋缩后，为清朝年间所建。这两栋房舍的角色经历了多次风雨变化，它现在的身份，是一座庙宇。庙宇里的立柱粗壮漆黑，但墙壁斑驳，佛像以及佛像的配饰物上，落满了灰尘，显得异常陈旧。一个枯瘦的老尼姑，满脸的善良，满脸的虔诚，她守望着这座庙宇，伺候着这座佛像。老尼姑操着一口浓郁的当地话，我不大能听得懂，但她却号称自己是陕西人。我拜了佛，并朝佛像前的木箱里，放入了十元钱。仅仅十元钱，就让老尼姑诚惶诚恐。她抓起瓷碟里瓜子与糖果，执意要塞到我的手里。

郑先生是金川通，他谈起金川来头头是道。当我们转到后面的那栋房舍时，在荒芜的院子里，在颓废的墙壁前，郑先生告诉我，这里曾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张国焘就住在连缀两栋房舍的一侧的厢房里，而且，一住就是八个月。在现实的语境里，张国焘无疑是个反面角色，戴着一顶制造分裂的帽子，几十年的滔滔口水，差一点把他淹死。但真正认清他的真实面目，大概还需要耐心地等待。时间会让一切水落石出，历史会重新粉刷一个个“大人物”的脸庞。

第四方面军在金川驻扎八个月，这给金川人徒增了精神的困局：他们既要以此为傲，又不敢大声地嚷嚷。骄傲的是，金川是红色的土地，金川人曾为红色大厦的屹立，垫过土，搬过砖。但是，当他们支援过的部队至今仍灰头灰脸时，他们的额头，也难以熠熠闪闪。

对那段历史，我仅想做一个旁观者，不想充当裁判者或审判者。我更想知道的是，这栋房舍，原为一个大户人家的住宅，而那户人家，在军队占据了他们的房舍之后，他们的下落如何，命运怎样？但这一切，郑先生不清楚，相信整个金川城里，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道个明。革命的确如某人所说“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血与火的较量。而那些殷红的血，不是动物之血，也不是电影里演员伤口上的红墨水，是从人的血管里迸溅而出的。当鲜血染红了头上的乌纱，当有人因革命成功而登基加冕，然而，在华丽的舞台之后，在被飘飘的彩旗遮掩的地方，有多少凄楚的眼里泪水奔涌，有多少鳞伤的肢体在疼痛呻吟，又有多少人的命运宛若寒霜里的枯叶，随风飘零，随雨而落？

观音庙与情人湖

观音镇距金川县城大约一百多公里。小车在曲曲折折的柏油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才抵达那里。观音镇的街道不很宽阔，但非常整洁。房屋全是藏式风格，多为三层四层的民房，形体一致，面目相同。黄墙红窗，窗子上窄下宽，横线平行端直，但竖线像括号一般，呈弧线状。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黑色铁质雕饰，凸现而出。两扇门合拢，两个雕饰就并排盘踞在大门的中央。若仔细端详，就会发现，一个一个的小雕饰，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袖珍佛塔。

藏族人建房子，就像他们穿衣一样，不删繁就简，反而舍弃简约，选择繁琐，似乎要让房子上的一砖一木，都承载起他们的心灵密码。别的遑论，单说窗格，就能略知其详。每个窗格之上，无一例外，都镶嵌着一盆木刻的莲花。一栋房子有多少扇窗子，就有多少朵莲花婀娜绽放。莲花是佛的花朵，是佛的隐喻，象征着纯洁与开悟。莲生于污泥，犹如人生在浊尘之世，自然要与污浊相处在一起，受许多邪恶污秽事物的侵扰，佛称这些邪恶力量为“魔”。人与魔如胶似漆，这自然让佛大皱眉头，佛于是就在《从四十二章经》谆谆劝诫人：“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染。”但人要抵达出尘浊而不染的境界，并非易事，得有相当高的觉悟和定力才行，这就需要日日修持，天天守戒，以开发佛性，消除魔性。佛性增强了，就能抵挡魔的干扰，还能降魔成佛，且能解脱生、老、病、死之苦。一切事理通达了，参透了，自然凡事都能看得开，不再贪婪、恐吓、焦虑、痴心、嗔怒，在精神上自然摆脱了苦境，变得轻松愉快。所以佛教中的莲花，代表一种智慧的境界，即所谓“开悟”。《无量寿轨》如是说：“是菩萨（观音菩萨）作是思维，一切有情身中，具有此觉悟莲花，清净世界不染烦恼。”

观音镇是因绰斯甲观音寺而得名。绰斯甲观音寺坐落于镇旁的一座山上，老远望去，半山腰里，一片璀璨绚烂。寺庙的建筑，雄浑磅礴，气吞山河。一座一座的庙宇顶端，都镶嵌着金顶。那排排金色的琉璃瓦，那根根竖立的顶杆，在骄阳的摩挲下，发出凄迷的亮光，令人昏晕。询问得知，琉璃瓦也好，顶杆也罢，凡黄色的金属，不是废铜，而是真金。建造这样一座金碧辉煌的寺庙，要耗费多少金子？金子非寻常之物，它是金属家族之中的王者，自命不凡，心高气傲，非一般人能够触碰与抚摸。购买这么多的金子，得花多少花花绿绿的钞票？随行者解释，这些金子，都是信徒们布施的。信徒中，有一无所有的穷人，也有家财万贯的富豪。不论穷富，他们对佛的虔敬之心大致相同，他们在佛面前的慷慨无私不分伯仲。穷人往往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衬衫，却倾其所有，舍得花一大笔钱，购买几十丈长的绫罗缝制经幡;富人在佛面前，出手更为阔绰，他们向佛庙捐赠，动辄百万千万。藏民中，有许多发了财的富豪，这些人的一掷千金，才得以使绰斯甲观音庙君临天下，香火绵延。

绰斯甲观音庙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藏传佛教分为四大派别：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宁玛派是藏传佛教里最大的一个分支，曾经不重视寺庙建设的宁玛派，而今，其寺庙却遍地屹立，随处可觅。绰斯甲观音寺在宁玛派林林总总的寺院里，鹤立鸡群，赫赫有名，若把它与全国同类寺院里进行比较，它霸占了第二的位置，因此，吸引着远远近近的信徒，前来朝拜。我们的车子在路上行驶之时，就发现了一个一个匍匐前行的身影。这些中老年男女，很多来自于西藏、青海、甘肃等地。他们从迈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与其说是在行走，毋宁说是在爬行。每走三步，就要磕一个头。磕头时要扑下身去，胸腔、肚皮以及四肢等，都紧紧地贴着地面。跋山涉水，不惧千里万里，一路行走一路磕头，膝盖磨破，手掌结茧，面黄肌瘦，但却无怨无悔。有的信徒，为一次神圣的朝拜，单耗在路上的时间，就长达数月之久。

藏传寺庙显然有别于汉族寺庙。汉族寺庙里，跨进大门，迎面会有一尊佛像巍然端坐。但藏传寺庙里，尽管也有供奉的佛像，但佛像却缩进内屋之中，不仔细寻找，难以发现它的踪迹。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的转经筒。转经筒在信徒的搬转中，骨碌碌地滚动着，旋转不休。转经筒为木头打造，很粗壮，转动起来需要一定的气力。沿着屋内的墙壁，转经筒密密匝匝地铺排了满满的一圈。我们走进庙里之时，看到一群信徒正在沿着转经筒快速地走动着，边走边转动着转经筒，嘴里念念有词。据说，转动转经筒，必须绕着转经筒转那么三圈，才能得到神灵的护佑。但我看到的情景是，这些信徒，在不停歇地转圈，不停歇地转动，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脚步。信徒里有男有女，但以中年妇女为主。妇女个个面色黧黑，她们的头顶，都垂吊着许多根辫子，仿佛无数根细长而柔软的黑麻花，在头上晃荡。

金川最美的地方是情人湖。情人湖藏匿于大山的深处，宛若《旧约·创世纪》中的伊甸园，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里人口稀疏，植被繁茂，流水潺潺，白云悠悠。情人湖之美，只能观赏，只能感受，却难以用言词描述。任何伶牙俐齿，在那样一种天籁般的至美的环境中，都会哑然失声。

天很蓝，水也很蓝。天很净，水也很净。天很肃穆，水也很肃穆。天与水，山坡与湖面，纯洁无比，没有丝毫的杂质。白云比棉花还要白，古树比秦砖汉瓦还要古。村庄里的藏式房舍，一排排，一行行，但巷道里却瞅不见一个人影，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叫。湖岸边，高高的树枝上，挂满了白色的经幡。经幡丝丝牵牵，牵牵丝丝，褴褴褛褛，褛褛褴褴，长长短短，短短长长，有的簇新，有的陈旧。湖边山坡上的植被，因为海拔的原因，呈现出了很有层次的阶梯状。搭眼一看，还以为人工修剪的呢，但其实，它是自然的原始造化。最下层是绿茸茸的草甸，中间是蓬勃勃的杂木林，最上端则是精干笔直的松树。松树英姿飒爽，肃然而立，仿佛列队的士兵。松树似乎在与天比试着高低，它的树梢，仿佛要刺破白云的皮肤。

在返回县城的路上，在一条小河的岸边，我看见许多藏民在那里安营扎寨。藏民牵着马，马驮来锅灶帐篷之类，他们在河边的空地上搭建起了临时住所。经打探得知，这是藏民们在欢度自己的节日。节日的名称，我已忘却，但他们过节的方式，却让我颇为好奇并至今难忘。过节时，藏民们都纷纷走出自己的家门，携家带口，骑马来到河边。他们在这里聚集，撑开帐篷，架起炉灶，在河边跳舞唱歌，忘乎所以。好几天的时间里，他们都坚守在这里，宛若坠入了欢乐谷，尽情地玩乐，不问稼穑，不管“今夕是何年”。

说实话，我真羡慕藏民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快乐是真实的，而我们的快乐很多时候是佯装的。我们的快乐在脸上，他们的快乐在心里。也许，比起那些精于谋划和算计的汉人来，他们显得简单了一些。但在我看来，欲望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复杂是人的脚镣手铐，这些人体之外的附着物，很容易使人步入生命的迷途。人因欲望而癫狂，人因复杂而自我囚禁，于是在患得患失中痛苦，在欲壑难平中失眠。

其实，轻装才能轻松，无欲才会无痛。简单，恰恰是人幸福的源泉。

碉与御碑

从县城出发，乘车一个半小时，就抵达了安宁乡。安宁是一个镇，位于群山的夹缝里，两条河流在这里交汇。名曰安宁，其实既不安分，又不宁静。期盼什么，就叫什么名字。穷人最喜欢给自己孩子起富贵发财之类的名字，安宁二字，与富贵发财的人名无异，承载着一种希冀。

安宁不安宁的证据之一，就是碉。碉是当地人对一种建筑的称谓，在山坡上，在村庄里，在河岸边，碉挺拔的身影，随处可见。碉与碉堡、碉楼应该有血缘关系，但却非堡非楼，而更像砖瓦厂与石灰厂的烟囱。仔细端详，它与烟囱的区别历历在目：它为石头垒砌，身上有一个又一个的洞口。洞口呈四方形，黑乎乎的，仿佛偷窥者的贼眉鼠眼。洞口是碉的窗户，其用途，是供居于其中的人呼吸和瞭望。

中国之碉，源于四川;四川之碉，源于金川。也就是说，金川是碉的发源地，可以肯定的是，金川构筑碉的历史，源远流长。碉是干什么用的呢？依我的理解，它类似于民间的军事设施。一个部落，一个村庄，为了抵御外来的骚扰，就得修建一些抗击来犯之敌的工事，碉这种独特的建筑样式，于是就在藏族居住的深山老林里孕育而生。碉是哨所，担负着侦察之责;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碉里的守望者就向部落发出迎敌的信号;部落首领一声令下，男女老少就会聚集起来，摩拳擦掌，准备战斗。同时，碉又是攻击敌人的制高点，犹如城墙，能攻能守。碉的窗子，其功能，与城墙的垛口无异。躲在碉里，对方射来的箭矢伤不到自己，但自己从窗口射出的箭矢，却很有可能让对方受伤或者毙命。另外，碉还是权力和威仪的象征，它是一个符号，一个标签，在向外人炫耀自己势力之雄壮，财富之厚实，地盘之博大，地位之坚固。在藏族地区，部落首领被称作土司。土司相当于酋长，但仔细咂摸，却会发现他的权力远比酋长要大。土司不但要统管部落成员的耕作生产、婚丧嫁娶，而且还要操持他们的祭祀活动。土司之司，明显带有宗教的意味。碉修建的规模，与土司的势力，与土司的性格，甚至与土司虚荣心的膨胀与否，都不无关系。

碉磊石为室，黄土粘石，纵然经历了地震，却屹立不倒，确实令人瞠目。碉碉林立，它在诠释着这片土地昔日之纷乱。一个一个的部落，你进我退，我攻你守，一直沉溺于对领地的争夺之中而不可自拔。和平或者战争，仿佛山区的天气，忽而晴朗，忽而阴郁，变化莫测。部落之间的体格争斗，部落之间的占山为王，体现着丛林社会的弱肉强食。部落，是人类社会最初的雏形。一个一个弱小的部落被强大的部落征服、兼并和同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这个庞大的部落，美其名曰，就是所谓的国家。国家，其实也就是比较大或者特别大的部落而已，其国土，不过是无数次征战之后的战利品。藏族依靠部落而存活，他们的情感归宿，除了宗教，大概就是部落了。部落的土司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掌控部落成员的命运，手握生杀大权。但据我了解，能成为土司的人，都是部落里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他们不是靠坚硬的拳头置人于跪地求饶的境地，而是靠能力与品行，使民心“万道江河归大海”。土司若欺民剥民，靠压榨获得至尊，部落成员就会集体反叛，不费吹灰之力，他就会被赶下舞台。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归属于某一个部落，有可能比归属于某一个国家更为幸运。远古的部落，远比现代的某些国家仁慈。

藏族曾经委身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部落，然而，早期的汉族，何尝不是部落社会呢？被视为汉先祖的黄帝和炎帝，其实，也就是两个大型部落的首领。黄帝与炎帝都在率兵征战，扩充地盘，以吞食别的部落为己任。吞食的过程，其实就是杀戮的过程。靠着利刃与箭镞夺人以地，取人以命，于是累累的白骨，铺垫了炎黄登临历史山巅的台阶。当古希腊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之际，远在黄河岸边的黄帝，却创造了一种东方式的世袭模式。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五帝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把位子谦让于普天之下的贤德与贤能之人——但仔细琢磨，却发现并非那么回事。黄帝禅位于颛顼，颛顼禅位于帝喾，帝喾禅位于尧，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这其中，颛顼帝是黄帝的孙子，帝喾帝是黄帝的重孙颛顼帝的侄子，尧帝是帝喾帝的儿子，舜帝是黄帝的九世孙颛顼帝的七世孙。也就是说，五帝其实都是黄帝的直系子孙。难怪治水有功的禹，连弯子都懒得绕了，直接将玉玺交到了自己的儿子启的手里。于是，世袭的传统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太行山，纵然有再多的愚公挖山不止，都难以将其撼动。家天下固化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中国社会不论其外在的衣裳与皮肤如何变化，但部落的血统，部落的脾性，却积习难改。当然，若是纯粹的部落倒情有可原，问题在于，经历了鼠蛇之间的杂交，经历了狼虎之间的偷情，呱呱坠地的怪胎，早已失却了部落的仁善，

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皮笑肉不笑的脸庞掩藏的一排排粘血的獠牙。

在安宁镇一旁，在山脚下面，竖立着一块石碑。石碑的上方，搭建起一个亭子，曰“御碑亭”。御碑，全称为“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算得上金川最具有文物价值的遗存了。此碑立于乾隆四十一年，也就是西历1776年。

土司莎罗奔与周边的土司发生纷争，却被乾隆视为挑战王朝的骚乱。乾隆大动干戈，两次发派重兵征伐，前后持续长达三十年。莎罗奔对朝廷忠心耿耿，但却不得不与误解自己的朝廷对峙。朝廷的军队，尽管气势汹汹，但金川的地势，却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地险阻异常，山则壁立千寻，水则怒涛万顷，溜坡陡磴，恶菁阴森”，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凭借射猎磨砺的不凡身手，莎罗奔率领寥寥几百人，和朝廷山呼海啸般的军队搞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你来我藏，你明我暗，你退我追，你歇我打……游击战的战术，被莎罗奔运用得淋漓尽致。藏族男子强悍，“妇女皆骁捷”，“上下同心，战辄胜”。一块小骨头，乾隆以为轻易就能吞咽，但没想到的是，这块骨头，却浑身是刺，牢牢地卡住了他的喉咙。踌躇满志的乾隆，在无可奈何之际，对整个四川省，都心生厌弃。乾隆眉头紧皱，长长地叹息：“川省吏治民风积习难挽，官则疲顽以极，民则凋敝不堪。”

结局当然不言而喻：朝廷取胜，莎罗奔肝脑涂地。三十年的腥风血雨，铸成了眼前的这块石碑。石碑，是清王朝为纪念平叛凯旋而竖立的。碑上的文字，为乾隆的手谕。字里行间，洋溢着自豪与得意。

在石碑前，我再一次体察到了金川人的精神尴尬。清廷大肆滥杀的藏人，就是当今金川人的祖先，但作为后裔，他们却不得不为这样的杀戮而欢呼鼓掌。石碑对朝廷而言，是胜利的凯歌，但对于他们的祖先，却是利刃戳穿心脏之后留下的滴血的伤疤。平叛，在他们的腔调里，是丰功，是伟绩，但在他们的心中，又会是什么呢？作为过客，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平叛的过程，不是战争的胜负，而是躲藏在这幕冗长的血戏背后的追问：镇压是朝廷的一贯首选，但安抚人心，靠的不是枪炮，而是恩德。当炮筒里喷射的火药一旦击中人的额头，冤冤相报的悲剧就会轮回上演。当民心被点燃成烈焰，当民情变成火药桶，看似坚如磐石的江山，真的就坚如磐石吗？

藏族歌舞

对少数民族歌舞，我一直心存好奇。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歌舞，都是我至为喜欢观赏的节目。十几年前参加吐鲁番艺术节，最大的收获，就是尽情饱览了维吾尔族的歌舞表演。吐鲁番市的中心广场，每到晚上八点以后，就灯火闪亮，台上舞姿蹁跹，台下人山人海。整整六个晚上，我们都坐在台下靠前的位置，在异腔异调的音乐声里，领略维吾尔族男女青年迷人的风姿。蒙古族的歌舞虽然在剧院里观看过，也在饭店的包间里近距离地接触过，但总觉得不够过瘾。后来锁定内蒙古电视台一个名叫“相聚那达慕”的节目，于是每个周末，我都一期不落地定睛注目。那达慕是蒙古族对射箭、赛马与摔跤比赛的统称，但我看到的，却是歌曲竞技。藏族歌曲，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然不少。小学五年级时，作为学校的舞蹈队成员，我和小伙伴们，就在人民公社搭建的舞台上，表演过《北京的金山上》。六个女生，六个男生，反穿着各自母亲的绒衣，一只胳膊伸进袖筒里，另一只胳膊垂吊在外。没有胳膊的那只袖筒，空瘪瘪的，随身体的扭动而飘摆。教我们跳舞的，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孙女冯采。此时的冯友兰，为北大教授，但因研究与推崇儒学而引火烧身，遭到了全国性的波澜壮阔的炮轰与批判。冯友兰的几个儿女，有的移居国外，有的在大城市安身立命，唯独小儿子，在我故乡旁边的航空研究所里栖身。研究所深陷于一个盆地之中，四周的土塬臃臃肿肿，错错落落，甚是荒秃。下乡运动火热之时，我们村接纳了研究所的知识青年，而冯采，就是其中的一员。冯采与我姐姐是同龄人，她经常来我家串门。遇到我家磨面，冯采义不容辞地操起木棍，帮我家推起了石磨。我姐姐出嫁，她还尾随送行的队伍，步行十多公里，直至把我姐姐送至新的屋檐之下。冯采给我们教过两年书，但她给村里人留下不灭记忆的，是异乎寻常的音乐天赋与音乐素养。她出身名门，身材苗条，面庞白皙，气质优雅。不说别的，单她随身携带来的乐器，就足以让没有见过世面的村民瞠目。冯采所住的土窑洞里，墙上长长短短地挂满了大提琴小提琴之类，地上还蹲坐着一架大钢琴。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月，在生产队汗流浃背地劳动一天，其价值，充其量才一毛多钱。谁家有一百元的积蓄，就算得上富豪了，然而，冯采的乐器，据村民们扳着指头粗略计算，足足超过了三千元。下地归来，吃过晚饭，暮色笼罩之际，冯采就坐在沟岸上，面对幽深而黑漆漆的沟壑，一边弹琴一边歌唱。悠扬的琴声与歌声，在寂静的村庄上空飘荡。远远近近的村民，坐在自家的门口，停止了叽喳和聊天，一边打盹，一边聆听她百灵鸟鸣叫一般的美妙之音。改革开放之后，冯采的父亲当上了研究所的所长，并万里挑一，作为优秀科学家的代表，参加了被郭沫若吹嘘为“科学春天”的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一时风光无限。但好景不长，病魔很快就纠缠上了他，并将他活活吞噬。他的英年早逝，给亲人留下了无尽的悲伤。冯采的姑姑宗璞就写过悼念弟弟的文章，字里行间，哽咽难语，泪花飞溅……

迷恋藏族音乐，不能说与我小时候跳过藏族舞没有一点关系。金川吸引我前往的魅力之一，就是能目睹到原生态的藏族歌舞。在机场接我们的小寇，车子一启动，车载播音器里，就播放起了藏族歌曲，那悠扬的旋律让人癫狂，那婉转的嗓音令人痴醉。一打探，才知道，这些歌碟，全为金川县自行录制，内容大多是歌颂金川山水风貌的，词作者、曲作者以及演唱者，大多都是金川人。有这么两句话描述藏族人的情态：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看来，此言不虚。在藏族地区，几乎人人都是歌手，人人都是舞蹈家。

藏族舞蹈分为锅庄舞和普通舞蹈。普通舞蹈需要编排：不同的舞曲，就有不同的舞姿;同一首舞曲，因编排者的理解与创意有所差异，舞姿也就会跟着千变万化。但锅庄舞则不一样了，它有固定的程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那么循规蹈矩，一成不变。

在苏女士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先赴马奈，欣赏了马奈锅庄。马奈锅庄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它源于阿米格冬降妖成功时，东女国王举行庆祝活动时的舞蹈。后来，它渐渐扩散开来，变成迎送上层人物仪式的一部分;再后来，它冲破门第的高墙，从贵族跌落至民间，成了全民共享的娱乐方式。不拘时间，不拘地点，有事时跳舞，丰收时跳舞，高兴时跳舞，迎客时亦跳舞。一家人或几家人带头跳，几十家人或全寨子的人都会跑来凑热闹，围成一个圆圈一起跳。跳舞常常是通宵达旦，忘乎所以。

当我们抵达马奈的时候，舞蹈队早已在一个空旷的院子里集合等候。进入那个院子的大门，除了接过藏民的哈达，还得先喝掉他们敬献的三杯青稞酒。大大的酒杯，盛满了酒液，浓浓的，烈烈的，仿佛藏民淳厚的情谊。

表演者不是职业演员，他们都是附近村庄的村民。七八十名演员，以男女为别，组合成了两个方阵。女性的服饰典雅富贵，身着藏式旗袍，肩披红白相间的披风。男子的上身似乎不怎么整齐，但裤子一律为白色的绫罗。裤脚处紧束，自制的圆口布靴，呈木船状，靴子上刺有各种图案。演员以中老年为主，六十岁以上者居多，但也有少数后生，面孔稚嫩。男演员的队列里，年迈者，接近八十岁了，年幼者，不过十六岁。二十岁左右者，仅有区区的三四位。

舞蹈跳起来之后，就会发现，跳舞者的主力是男性。女性排成一个队列，人与人，紧紧地相挨，不论舞曲怎样变化，她们的步伐都不改变，只是缓缓地移动脚步，绕着场地转圈。但男性则不同，他们时而扬臂，时而跺脚，时而大幅度地摆头，时而跳着旋转身子。我受邀进入了跳舞队伍，模仿起了他们的舞姿，但总是千错万错——别人左转我右转，免不了要与前后的舞伴磕碰——与我紧邻的大叔，抓住了我的手，手把手地引导着我。大叔七十多岁了，面相善良，跳得极为一丝不苟。

观赏完锅庄舞，我们又退回到安宁。曾充当我们参观御碑的导游老张，自己就有一个舞蹈队。这个舞蹈队，在老张的家里排练，在老张的家里给来客演出，当然，也登上过金川县城的大舞台。老张六十岁左右，性情达观，能说会道。但听了他的故事，却让人忍不住鼻孔发酸。老张是金川的能人，他很早就跃入商海，走南闯北，并在商海里捞到了水晶与宝石。九十年代初，在人们还在向万元户投送羡慕的目光之际，老张已经拥有近百万的存款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遭遇了人生近乎灭顶的连续打击。他家原本搁置于山巅，半夜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冲垮了他家的房屋，两个爱子，被压在了倒塌的墙体下面，命丧黄泉。拥有三个儿女的他，转瞬之间，就仅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女儿。失去一双爱子，女儿就成了老张夫妇全部的情感寄托，他们自然视爱女为掌上明珠。老张出资在都江堰给女儿办起了一个商场，但就是这个商场，却把老张最后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女儿去成都进货，途中发生了车祸;女儿乘坐的车辆因碰撞而起火燃烧，导致她被严重烧伤，皮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救女儿，老张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且负债累累。无奈之际，他求过媒体，还沿街跪地乞讨过。但天不遂愿，女儿还是瞑目而去。老张崩溃了，老张夫人的神经更是一度错乱失常。为了让夫人遗忘悲伤，恢复正常的理智，老张带着夫人去学跳舞。组建这个舞蹈队，老张不为挣钱，只是想用歌舞驱赶笼罩在他们夫妇心头上的阴霾，使他和他的夫人，遗忘过去。

舞蹈队有十几个演员，男女各半，他们，或者她们，其年龄，都六十岁以上了。他们化了妆，穿上舞蹈服，在奔腾的乐曲里，尽情地跳跃。一曲完了，接着另一曲继续跳，直跳得大汗淋漓。老张的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舞者，舞蹈对于她和老张而言，则是疗伤的药丸。

在歌舞里，在乐曲中，我看到了藏族同胞的热烈与奔放，真诚与豪爽。他们的人性之善，人性之真，在悠扬的歌舞里，仿佛融化成了一股洁净的潜流，朝我奔涌而来。我心灵的污垢，在洪流的激荡中，得到了冲刷与清洗。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