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宇威杂文精选小辑

戴宇威杂文精选小辑

戴宇威，1956年生于四川长宁，下过乡，当过工人，首届高考考入本地师专，后分长宁中学执教至今。爱好写作，主要为杂文和随笔，先后在《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散文百家》、《杂文月刊》等发表大量作品，出版个人杂文随笔集4部，6次获阳翰笙文艺奖，已入选“全国杂文名家风采”。为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省杂文学会会员。

狂妄的卡恩、卡梅伦及其他

常见有人撰文嘲笑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活得窝囊，那些市长、州长甚至总理、总统，不但没有随意用钱、用人、用车的特权，而且在民众面前还得矮着点，自己的公仆身份含糊不得，千万别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说具体点就是作为主人的百姓可以发脾气，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以言行出格些，而作为仆人的官员却要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怨”，要经受得住委屈，要学会隐忍，不能像锣鼓那样一碰就响，更不能针锋相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否则，纵是有理也输了。至于装大摆谱，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更是万万使不得。即使这样，这些国家的官员遭民众当面翻脸，斥骂乃至掷鸡蛋仍然是家常便饭，远不如我们一小小县市领导风光体面。对此，众人的解释几乎如出一辙：他们是靠选票选上去的，他们的官运掌握在百姓手中，自然最怕得罪百姓。

然而，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有个性张扬，出言无忌的一面。

前些年在美国涉嫌性侵犯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就曾是长期活跃于法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卡恩的“私德”不敢恭维，他在纽约索菲特酒店的失足并非一时糊涂，而是本性使然。他本身就是一个易“性出格”的男人，有多次婚外情遭曝光，爱在公众场合向异性抛媚眼，被法国媒体赠以“伟大的引诱者”绰号。他对此却并未有丝毫忌惮，竟曾在各种场合公开扬言：“我喜欢女人，那又怎样？”看，简直狂得肆无忌惮，毫不顾及自己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形象。然而卡恩的政治前程和声誉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可说是一路春风，声名日炽，先后担任过两届国会议员，萨赛勒市市长，经济、财政、工业、外贸等部部长职，直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还宣布参加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民意调查显示，他独领风骚，人气超过了现任总统萨科奇，被法国人誉为“最具影响力的部长之一”，“经济重建设计师”，“当今法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张名片”，“法国贡献给世界的最杰出专业人才”。

英国现首相卡梅伦于年前就曾针对政府难以承受支付失业、住房、身体残疾和子女供养等巨额社会津贴而公开呼吁那些存心靠救济金度日的失业者家庭不要再生孩子，别指望靠国家救济养活孩子，甚至咄咄逼人地训斥：“养不起就别生娃。”任何社会，得罪底层都要承担更大的道德风险，这种对底层人傲慢、轻蔑、羞辱、斥骂的态度不啻是发狂，是与民选首相的身份不相称，很可能会激众怒，担大风险的。何况，英国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生多生少是个人的自由，孩子一出世，就享有法定的获得政府救助的生存权，即使是外国人怀的孩子在英国落了地，也享有同英国孩子一样的国民待遇，因而生育得再多，获得再多的救济，不是耻辱，更不是犯法，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然而卡梅伦这样挑衅“养不起娃”的底层，并没出现媒体和舆论一边倒似的谴责，仍然在政坛高位顾盼自雄。

这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选举制国家就是这么怪，怪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然而细想来也可理解，这就是在司法完善的社会才可能有的事。卡恩的“性出格”纯是个人的私德，法律管不着，至于在美国因“性侵门”而走麦城，那是另外一回事。卡梅伦出语狂、话难听却在理，政府过多地迁就养不起娃而不负责任超生的弱者，把大量的财政资源耗费在他们身上，实际上是对更多的纳税人的不公。即使会刺痛甚至激怒一些人，但不会担心他们作乱，有健全的法制在，谁也乱不起；也不会为他们手中的选票担心，因为会有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何况，民主制健全的国家，没有谁，也没有哪项决策会得到众口一词的支持。

当然，我并不赞赏他们的做派，卡恩的所作所为有违我们的道德观念，卡梅伦的狂言显得粗鲁而缺少人情味。然而，比照起我们的官员来，我觉得他们至少不虚伪并直率得可爱。而我们那么多好色贪官，其淫乱的程度、范围、手段、花样可说远非卡恩可比，而且都靠的是手中的权来猎色，可人人在案发前都俨然正人君子，论道师表，就没谁敢像卡恩一样公开坦承自己的“爱美雅好”。我们那众多的计生干部们，除了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谁敢像卡梅伦一样直击生育失控的软肋——越穷越生，这倒不是我们的计生官员很温和，工作讲人性化，而是不敢担无谓的风险，对超生者，早些年可以拆房牵猪，现在是收罚款，他们搞起这些来，是毫不含糊的。这么多年天文数字般的罚物、罚款干什么去了，只有天晓得！反正，计生单位过去非常滋润，令人羡慕，是不争之事实。中国已实行三十多年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却由9亿增长到近14亿，仍然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最少超生了上亿的人，我很怀疑，就是与此相关。

两相比较，谁才是真正的狂，谁更招恨，该有谱了吧。

餐桌与国力

近见《世界知识》上署名李景贤的文章《体验克里姆林宫的国宴》，内容确有可读性，特别是对无缘涉足国宴这一神秘领域的普通百姓，自能长长见识。李景贤记述了他1985年7月、1991年5月分别随姚依林副总理、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时见识到的克里姆林宫的两次国宴，前一次丰盛气派，极尽奢华，后一次却很抠门，不但送给中方的宴会请柬限定了人数，不到20张，而且餐桌上也较一般，与莫斯科市内中上等饭店的标准没太大的差别。由此，李景贤得出感慨：“有位智者说过：‘一国之国力，请看其餐桌。’就苏联而言，此言确实不虚。苏联国力的下降，在1991年5月克里姆林宫的国宴餐桌上，就可以得到证实。”这段感慨不仅作为文章的结尾，而且还作为导言放在了正文前，可见作者撰写此文的意图。

我却对李景贤的这番感慨不以为然。自苏联解体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我们许多人就爱拿苏联解体前的种种症状和解体后的“黍黎之悲”说事，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甚至是百步笑五十步，我看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苏联在1991年已是强弩之末，正处大厦将倾的风雨飘摇之中，国力不如1985年时，这或许是事实。但苏联最后一段时期的经济也只是处于停滞不前的衰退状况，国力不至于几年之间有大倒退，更不至于倒退到举办国宴都捉襟见肘的地步。并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解体前的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000多美元，远在当时中国之上，举办国宴的底气和实力也不至于在我们之下。李景贤却以我们接待的慷慨大方来嘲笑别人：“戈尔巴乔夫两年前（1989 年5月）访华时，连苏联驻华使馆一些参加接待工作的司机，都被邀请参加了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这有什么炫耀的？我们诚然大方，国宴搞得诚然盛大，但“从来如此就对么”？就正常么？就能说明我们的国力在别人之上么？须知，当时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400多美元，还没摆脱贫困，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时我们正值改革开放后最困难、最微妙的时期。

同时，国宴的从俭未必是国力力有未逮，这与一国的观念和体制的变化不无关系。戈尔巴乔夫轻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是非功过姑且勿论，但有点得承认，就是在一些观念和公开化方面，他与世界主流意识和做法靠得更近。具体点就是少了些集权国家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常见的打肿脸充胖子和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虚假宣传及做法，在外交礼仪上也简略务实了些，不再像过去动辄就是盛大国宴和兴师动众地搞欢迎欢送。

当然，李景贤引用的那位智者说的“一国之国力，请看其餐桌”，这话并没有错，但这餐桌要看是什么餐桌。国宴餐桌和富翁显胄的餐桌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弄得不好，还会被迷惑，被误导。像《红楼梦》中的贾府，已是内部蛀空，大厦将倾，可随便一桌饭席就可让“庄户人家吃半年”，能说明贾府正处旺盛，老百姓都富裕么？像慈禧太后每餐必上一百二十道精美大菜，其餐桌上的极尽奢侈，就能体现晚清国力的强盛么？只有老百姓的餐桌才能说明问题，老百姓餐桌丰盛了，才见得国力的日蒸日上。

然而，国宴餐桌还是能体现点国力的，但并非成正比，好像越是富裕的国家，国宴越简朴随意，越是贫穷的国家，越是奢华隆重。美国是世界头号富裕强国，没看到过国宴铺张的报道，当年老布什总统设宴庆祝中美建交10周年的餐桌上，就只有中国的东北水饺；丹麦是北欧富国，可人家接待外宾，哪怕是国家元首都不得自行提高标准，随意增加一道菜，如果超标，谁接待谁买单。前几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带着访华的副总统拜登下小饭馆吃饭，5个人就只要了5碗杂酱面、10个包子、3样凉拌素菜及可乐，总共才花了79元，寒酸得仿佛美国在闹饥荒。这些好像是富裕的西方国家普遍的做法，相比之下穷国就不同了。当年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都是贫穷国家，可人家接待的大方丰盛，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动。前些年，从电视上见到一个还需国际粮食援助的邻国对到访的我国领导人的款待，其场面的热烈气派，不但看不出其老百姓在挨饿，而且好像是肥得流油呢。

其实我们未尝不是这样呢？无论是与富裕国家相比，还是以今日的初步小康与过去的一穷二白相比。

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值中国动乱方酣，经济异常困难，城里人每月供应半斤肉二两油，农民日子更惨。然而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国宴，场面之盛——人民大会堂偌大的宴会厅百余大圆桌座无虚席，食物之美——鲍鱼、大蟹、鹅掌、烤鸭、茅台，直让头号强国总统大开眼界，大快朵颐，大饱口福，竟顾不得吃相。美酒佳肴入腹之后，尼克松显得有点腾云驾雾，忘乎所以，兴奋得手之舞之地穿梭于前排宴桌之间。他在以后的回忆录中，就毫不掩饰对天朝大国饮食文化的倾倒之情，这中式大餐是他这次中国之行留下的深刻印象和美好记忆，也是贫穷落后又深陷动乱时的中国惟一能让他折服之处。好像也是当年我们接待尼克松总统惟一感到“长脸”的事，以致吃的是什么，如何制作安排都很神秘，民间就有多种说法，甚至今天对这件事的披露都有不同的版本，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洋溢着自豪之情。然而这体现泱泱大国风采的盛宴，却是什么样的国力背景呢？不说也罢。

1990年北京亚运会，我们在生活安排上是异乎寻常的大方周到，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精心制作烹调出丰富多彩的饮食菜肴，搞的是24小时全天式开放的流水席，所有的运动员，工作人员，记者随时到随时可用餐，而且琳琅满目的饭食佳肴是敞开供应，各取所需。而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东道主的伙食安排就显得小家子气，不但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没考虑得那么周全——连中餐都没有，而且就餐定时，定数，定量，一人一份，吃不惯，吃不饱，一概对不起，自己想法。在这些都是由国家买单的餐桌上，丰俭径庭，而体现其不相称的国力悬殊，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餐桌与国力倒挂的现象并不怪，越富裕的国家，恩格尔系数越小，越不在乎吃，加之底气足腰杆硬，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更不会把吃视作挣面子的事。贫穷落后的国家则相反，不但在乎吃，而且心理脆弱，面子观念特强，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看法，更因为再拿不出什么来撑面子，只好在吃上下功夫了。这就如同富人与一般人之于节俭，富人节俭只会被人视作美德，因而毫无顾虑，一般人节俭就怕有吝啬之讥，往往不那么理直气壮。又如同富亲戚与穷亲戚之间的往来，富亲戚随便安排几个菜都会心安理得，不会想着面子不面子的事，而穷亲戚哪怕倾其所有，把桌子摆得搁不下了，还惴惴不安，怕招待不周被小觑。

其实，今天的中国，在接待外宾的礼仪上就比过去简略多了，务实多了，再难见到盛大国宴的报道，也没谁再为国宴吃什么而津津乐道，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大大增强了，对吃淡化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国家与世界接轨的领域更多了。因而，我们没理由嘲笑当年克里姆林宫的国宴，因为“一国之国力，请看其餐桌”，这餐桌，既要看是谁的餐桌，还要辩证地看。

专业新术语

一个人身体某组织被医生诊断为运动性损伤，常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运动过度或运动不当造成的，因为，凭常识和经验，只有动才可能出意外，没有动就没有摩擦和碰撞，就不可能有损伤。同理，一个人被医生诊断患有营养性疾病，常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这个人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调，谁也不会理解为营养缺乏，因为，凭常识和经验，营养性疾病肯定是摄入营养造成的，没有摄入或没超量摄入，是不可能患营养性疾病的。同时，今天困扰人们的问题不是没吃的，而是富营养化，吃动失衡，像令很多人头疼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脂肪肝、尿酸偏高（痛风）等，主要就是生活富营养化惹的祸，全国仅糖尿病患者就已逾亿，占成年人的十分之一。在这普遍视营养过剩为仇雠，为这样那样指标偏高犯愁的时代，谁还闻营养性疾病而联想到缺吃少喝呢？

当然，专业术语概括性强，内涵外延明确，由不得外行望文生义或凭个人阅历去理解。运动性损伤确实就包含有不动或缺少运动造成的肌肉萎缩，而营养性疾病却既包括营养过剩或失调造成的富贵病，也包括营养不足或缺乏造成的发育不良或身体虚弱。

笔者不是医生也不是营养专家，不擅长病理和营养，谈这些不相干的事干嘛？乃是有感而发。近些年，学术界就出现了个新术语——营养性死亡，乃南京师范大学孙教授针对“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而提出的。我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无意介入当年有没有那回事，到底涉及多少人的争论，我服膺我们公开出版的党史及主流的权威历史论著的定论，不持异议为正能量添堵。我认为，“营养性死亡”这一称谓语义明确，概括性强，丰富了学术用语，实是孙教授的贡献。我很赞赏孙教授这一语言创意，用“营养性死亡”替代“非正常死亡”就如同以“负增长”替代“减产”、“倒退”一样，不但更有学术性，而且还一点不扎眼。毕竟，“非正常死亡”中的“非正常”，总不是好事，是谁也不愿出现的，而替代语“营养性死亡”中的“营养”，就养眼得多，谁不需要营养，谁缺得了营养，即使很多人患营养过剩疾病，这不是营养的错，乃人之错，就如同吃饭，谁都离不得，虽然时有人因吃饭不当而噎死胀死，可谁也不会因噎废食，仍会听说吃饭就会感觉生活的温馨和愉悦。显然，用“营养性死亡”比用“非正常死亡”更显得温情脉脉，更易于让人接受。甚至可以说，孙教授的贡献比“负增长”这一说法的原创者还要大，因为我们什么都喜欢正，肯定正，一直就在弘扬正气、正直、正向、正确、正能量等，而负毕竟是正的反面，什么东西带了负如负效应、副作用、负典型、负面影响、负面人物等，谁还喜欢？负增长，还有什么增长可言，不过是减产的另一种说法。而营养，一般都是往滋润、往享受方面想，即使是“营养性死亡”，也比穷饿而死强。所以，创造出“营养性死亡”这一用语非常了不起，可说是丰富了我们民族乃至世界的语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就说道，一个人有一项发明创造就值得自豪一辈子，而我所敬佩的孙教授，著作等身，这点创造于他，简直是微不足道。

然而在赞赏之余，我也觉得有点小小的不尽如人意，就是孙先生使用这一术语，从逻辑上讲，外延大于内涵，从而产生理解的模糊或歧义。因为，前面谈了，营养性疾病有营养过剩、营养失调、营养不良、营养缺乏等，提到营养性死亡如果不加限制，就不知道是撑死的还是饿死的。现在生活才初步富足，绝大多数的人已不曾有饥饿的体验，哪里会知道缺吃曾是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再过些年，肯定会更加富足，生活更富营养化，不可能再有营养不良之类的疾病，人们普遍不存在没得吃也会出问题的意识，就像当年我们根本就没意识到没有吃也会出问题一样。而普遍缺乏历史常识又不关心历史的后生，从历史文献上见到“营养性死亡”，自然而然地会“感同身受”，以为会是像自己所处时代一样是“吃多了撑的”。同时，孙教授用精确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那三年里“营养性死亡”是250万人，后生们可能会惊叹于当时人们生活之好、体质之好：三年里“营养性死亡”才250万，而现在一年里仅死于糖尿病的人就超过了这一总数——糖尿病人平均年龄40岁以上，这上亿的糖尿病人就是享尽天年，一年也该有300多万人谢世，何况，还有其他更多的“营养性”疾病患者。可是，在惊奇之余也肯定会有疑惑：既然史书及各种文献都将那段时间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总不是正常时期，可人们的生活和体质怎么还那么好？

因此，为了不给后生读史造成困难，我们的学者在使用专业术语时还须更专业些或让内涵更大一些，使外延更小一些，比如加点“过剩”、“不足”等限制性词语，将营养性疾病根据实情，定性为营养过剩性疾病或营养不足性疾病，语义就会更加精确，从而可避免模糊性和歧义的产生。

被宠惯的人爱撒娇

小孩爱撒娇，但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撒娇，只有被大人宠惯的小孩才爱撒娇。年轻的女人爱撒娇，但也不是所有的年轻女人爱撒娇，只有被男人宠惯的年轻女人才爱撒娇。撒娇，也是撒娇者厉害的武器，且不说现实中常见人们对撒娇者百依百顺，又哄又亲的着急劲，单看《红楼梦》中大男孩贾宝玉撒娇时，老祖宗贾母搂他在怀里心肝宝贝叫个不停的境况，就可见一斑。

宠惯生娇气，不曾被宠惯，不会有娇气，也就没有撒娇的性情，只有常被宠惯的人，才会嗲气十足，才会有撒娇的资格。撒娇得有撒娇的资格，就是要有人宠着，惯着，不独小孩、年轻女人为然，只要是被宠惯的人皆然。

时下，因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风头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所觳觫，明显的就是在大手大脚搞吃喝和发放奖金福利方面大为收敛，如此清风，大得乎民心，社会好评如潮。但也时常从媒体上看到和从身边听到叫苦抱怨的，什么“公务员工资本来就不高，再把所有奖金福利停发了，如同雪上加霜”；什么“当公务员真没想头，就那点工资，还不如打工仔”；什么“这些规定、禁令本是限制领导的，结果让我们普通工作人员都吃亏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叫苦者仿佛生活在自身经济利益残缺不齐中，大有“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之哀伤，大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之决绝。其实，这些抱怨，就颇似撒娇。人民日报早有社论回答这些人：请便。可至今不见辞职潮出现。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相关内容，实际上早就在中央有关文件中载明了的，只不过现时制定得更明确集中。以单位滥发钱物的事来说吧，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又称阳光工资，其幅度是原工资的三分之一强，有关政策就规定，兑现了绩效工资的单位，不得再自行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发放奖金福利。由于执行和督查不严，很多钱多得犯愁的单位稍观望了下，发钱发物又照常如故，这本来就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今天的公职部门，再是如何严格地执行中央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也不过是停发了早就应禁发的奖金福利，而政策规定的奖金福利如“年终一次性奖金”（又称十三月工资）、烤火费等，都是按时足额发放，谁也不敢停发压发，否则，会像克扣工资一样激众怒，产生严重后果。可以说，除了财政困难造成一些地方工资难以足额兑现——这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无关，公职人员并不存在劳动所得被褫夺，经济利益残缺不齐的情况。既然如此，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作为一般职工，又何怨之有？

其实，稍留意就会发觉，抱怨者都是权势部门或“油水”富足单位的人。正因为过去太滋润了，让优裕的待遇宠坏了，从而有了撒娇的资本，一旦中止了“最惠待遇”，同普通单位职工一样只有财政拨款那点“干工资”，前后反差太大，失落感顿生，自然会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旦没得到满足，就情不自已地撒泼撒野撒起娇来。相反，那些身在“清水衙门”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性子，那奖金福利再是开闸泄洪似地发，再是严厉地禁，都与他们不相干，不但牢骚不起，抱怨不起，还会为敢动真格的廉政之举拍手叫好呢。

可还别说，这些撒娇，还颇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并为他们鸣不平，这之中就不乏有识之士。近日读报，就见到我尊敬的杂文家仇先生为撒娇者鸣不平的文章《这个“滥”字不能少》，其主旨是，在禁发奖金福利这事上，“这个‘滥’字不能少”，即该禁的只是滥发，只要不为“滥”，该发的还得发。仇先生可说是急别人之所急，忧别人之所忧：给职工的奖金如果一概禁了，受“伤害的主体还是基层的低收入职工群体”，“国家劳动法对职工福利待遇有过明确的说明，如今这么一来，不仅有违常理，有损良俗，恐怕更是有违法之嫌”。并对把发放奖金福利搞得草木皆兵的人作剖析：“主要是一些人普遍存在宁左勿右心态和从众跟风心态，政治上过于敏感，认为只有刹死了一分钱不发，才能确保不滥发，也才能不会有任何风险”，只要自己不会有事，“至于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比起自己的政治利益又算个什么”？甚至不惮作恶意推测：“一些人因中央反四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心生不满，但又不敢表白，所以只好通过执行禁令来借题发挥，消极对抗，你上面不是不让我们多花钱多享受么，那好，咱就来个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别拿，让大家都跟着受苦，由着众多不明真相的人抱怨去。”

仇先生真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一声吼”，视不顾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人为仇雠。然而他却太天真了，把别人的撒娇太当真，其剑锋所向，如同唐吉可德挥矛与风车开战一样，没有真正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合法奖金福利扣压不发的事。可见，撒娇是如何的厉害。

当然，写这些，仅是针对撒娇说事，并不否定其它方面确实存在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受损害的现象。